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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运动”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

[作者:卢毅]  [2009/5/14]
相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曾经在民国风行一时的“整理国故运动”显然是一场具有“范式”(Paradigm)意义的学术革命,有力推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学科体制的重建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环节。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国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由此确立了研究的主要方向。具体说来,“整理国故运动”关于国学研究的学科重建大致包含了国学研究的分科化和史学的独立化两个趋向。本文即拟就此展开探讨,以求全面揭示“整理国故运动”之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积极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重视通儒之学,但是“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1]由此可见,在民国时期的学术体系中,国学研究的分科化趋势十分明显。而究其根源,这恰恰是受到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巨大驱动。

诚然,正如有论者所揭示,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学术的分科趋势便已肇始。[2]不过,当时颇为盛行的所谓“分科设学”,主要是增添了一些经世和西学的内容。然若就中国固有学术即“国学”而言,其分科的趋势则并未完全凸显。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初,有些学者也开始对国学分科的重要性有所意识,并且逐渐将此提上了议事日程。其中,晚清国粹派的贡献尤其显著,马瀛便指出:“国学之分类,当以章太炎《国故论衡》为蒿矢”。[3]而刘师培在1905年所撰的《周末学术史序》中,也打破“以人为主”的传统“学案之体”,“采集诸家之言,依类排列”,[4]将春秋战国的各种思想学说,划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16大门类,条分缕析地加以介绍与概括。1907年,他又本着“分科讲授”、“以国学为主”的宗旨,为拟办的国粹学堂,起草了《拟国粹学堂学科预算表》。其中设计的学科分类,包括有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学、图画学、书法学、译学、武事学等21个学科。[5]这些对国学分科的思考之于后世,无疑可谓发凡起例、筚路蓝缕。黎锦熙在30余年后即曾评价说:“返观兹篇,其分科之论,容有可商,然固‘不废江河万古流’矣。”[6]

当然,这一阶段关于国学的分科还只是刘师培等个别学者的倡议,而且由于国粹学堂的流产,这一设计也未见付诸实施。而梁启超、章太炎所分别撰写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诸子学略说》等论著当时反响虽大,却于体例无所创新发明。因而总体来看,尽管在此期间,国学的分科已有所发端,但似乎尚未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更未对学界产生重大影响。以至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1922年刊登的一则启事中仍称:“吾国学术向来缺少分科观念”。[7]不过,时至20年代前后,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不少学者则针对国学研究的分科做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

1919年3月,朱希祖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了《整理中国最古书籍之方法论》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即倡导说:“我们中国古书中属于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以及各项政治、法律、礼教、风俗,与夫建筑、制造等事,皆当由今日以前的古书中抽寻出来,用科学的方法,立于客观地位整理整理,拿来与外国的学问比较比较,或供世人讲科学的材料。”他甚至还为此提出了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的口号。[8]

从学术界的反应来看,朱希祖这一口号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的广泛共识。例如,吕思勉在1921年就回应说:“窃谓以经学为一种学问,自此以后,必当就衰,且或并此学之名目,而亦可不立,……夫以经学为一种学科而治之,在今日诚为无谓,若如朱君(指朱希祖——引者按)之说,捐除经学之名,就各项学术分治,则此中正饶有开拓之地也。”[9]若干年后,他又就“史学”分科指出:“因史籍堆积甚多,再图扩充,不免要使本身膨胀破裂,而割弃则又不可而起,虽未说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性和精力、目力,既不能兼容并包;而各个门类,以及每一门类中的各种材料,又都不能割爱,则势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种专门史,亦必渐次兴起”,“所以现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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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梁启超在1920年所撰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也表示:“社会日复杂,应治之学日多。学者断不能如清儒之专研古典。而固有之遗产,又不可蔑弃,则将来必有一派学者焉,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将旧学分科整治,撷其粹,存其真,续清儒未竟之绪,而益加以精严,使后之学者既节省精力,而亦不坠其先业。世界人之治中华国学者,亦得有藉焉。”[11]稍后,在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更进一步论说:“学术愈发达则分科愈精密,前此本为某学附庸,而今则蔚然成一独立科学者,比比然矣。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厥后经二千年分化之结果,史科次第析出。例如天文、历法、官制、典礼、乐律、刑法等,畴昔认为史中重要部分,其后则渐与史分离矣。”与此同时,他还概括说:“今日所需之史,当分为专门史与普遍史之两途。专门史如法制史、文学史、哲学史、美术史……等等;普遍史即一般之文化史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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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何炳松在1928年做《历史研究法》讲演时也主张:“整理中国史在事实上既然因为规模太大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一个分工的办法:这就是个人就他的能力和兴趣所及,分头担任中国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出一个结果来。”[13]1929年,他在《论所谓“国学”》一文中更呼吁说:“我们要知道西洋学者虽然代中国的学术起了一个混名,叫做‘支那学’,但是事实上他们着手研究的时候总是取分工进行和分析合作的办法。……我们当现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极发达的时代,……请国学家降尊纡贵来做中国学术上一小部分的彻底研究工作!……让我们大家分头都藏到‘壁角’里去,老老实实做一点文学的、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或者其他各种学术的小工作。”[14]

此外,许啸天在《国故学讨论集·新序》中也阐明:要使国故成为学问,就需要“后代的学者肯用一番苦功,加以整理,把一个囫囵的国故学,什么政治学、政治史、社会学、社会史、文学、文学史、哲学、哲学史,以及一切工业农业数理格物,一样一样的整理出来,再一样一样的归并在全世界的学术界里,把这虚无飘渺学术界上大耻辱的国故学名词取销”。[15]曹聚仁也说:“按之常理,国故一经整理,则分家之势即成。他日由整理国故而组成之哲学、教育学、人生哲学、政治学、文学、经济学、史学、自然科学……必自成一系统而与所谓‘国故’者完全脱离。”[16]

当然,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领导者,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也十分重视国学研究的分科。在1923年发表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胡适就说:“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材料这么多,除了分功[工]合作之外,更无他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个大目的。……治国学的人应该各就‘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用历史的方法与眼光担任一部分的研究。”[17]

而顾颉刚则早在就读于北大时,便发现:“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18]1918年,他还曾撰写了《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条陈对改革中文图书分类的意见。他指出中文书籍不能再“依据前人成法”,做经史子集之分,而应当“依种解析,各返其类”,以“科学门目”或“时代学派”作为分类的标准。[19]两年后,当他正式任职于北大图书馆时,他又再次提出了“拆散丛书”,重新编订中西文相通的“分类书目”的主张。[20]

至于傅斯年,则更是从反对“国学”和“国故”等观念的根本立场出发,坚决主张分类研究。他批评所谓“国学”,乃“笼统而以传统之咿唔为之者”,究其实,则“不外乎文字声韵之考订、历史事迹之考证,前者即所谓语言学,后者即所谓史学;此外如中国专有之材料,亦皆有专科治之”。因此在他看来,所谓“国学”,“分类而以近代眼光治之者,即所谓史学、语学及其他科目”。[21]

如果说以上各家言论,主要集中于国学研究亟须分科这一点上;那么,围绕着究竟如何分科的问题,当时也有不少学者提出了各种看法。

1923年,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胡适即曾拟订了一番具体而微的规划:

我们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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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史

(二)语言文字史

(三)经济史

(四)政治史

(五)国际交通史

(六)思想学术史

(七)宗教史

(八)文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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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风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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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制度史

他并且还相当肯定地论断:“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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