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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性信仰的衰落及其成因

[2009/5/21]
摘要:理性在现代性反思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批判,导致了理性信仰的衰落。始于康德的理性批判带来了理性的空前繁荣,并在黑格尔的建设性维护中走向了鼎盛。但正是理性的绝对化和僵化使得思想变成了概念的木乃伊,理性的形式化构成了理性信仰衰落的一个本体论维度。当然,理性信仰的衰落还有时代承受能力和文化旨趣变异等原因。

关键词:理性;批判;形式化;衰落



理性是古典文化的骄傲的成就,也是古典精神的灵魂。在理性成就达到其颠峰时刻的同时,理性也就开始了艰苦历炼的过程,这就是理性信仰衰落的直观根由。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理性主义主要指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兴趣的对理性毫无保留的颂扬,理性主义者也多指笛卡尔、莱布尼茨、斯宾诺莎等人,而他们培植理性主义的这般时期也被称作理性的时代。后来伏尔夫对理性主义进行教条化主义的处理,使得理性主义因其僵化和独断而被广泛地拒绝自此埋下了理性反思的可能性,康德于此时开始对理性进行了严格的批判,首开理性反思的先河。而19世纪中叶以降的反理性风潮不过是更大规模的延续。在笛卡尔时代(即理性时代),人们对理性的要求乃是非批判的,即未加审察的,这完全是因为大多数哲学家对理性都拥有同样的信念,并且实质上都接受了同样一套“理性”原则。这样不加批判地对待理性的结果乃使理性陷入无穷的黑暗和无尽的纷争。康德挺身而出批判理性既是为时代精神之发展,也是重振理性的威名。这一点在20世纪胡塞尔的哲学中得到了重现,而又必定在21世纪或22世纪更加深入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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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高涨的自觉性和日渐清醒的自我意识的驱使下,曾经大胆地把上帝和皇帝放进天平的称盘里,而在另一边“放上了正确的砝码”(海涅语),那就是理性!结果在天国和在俗国都引起了一场颇为壮观的革命。但历史的风云变幻波及到了理性本身,于是现代把理性放进了天平的称盘里,而在另一边放上了各式各样的砝码。衡量者不同,砝码便不一样,有的放进意志,有的放进经验,有的放进性欲,有的放进文学诗歌……总之,称量理性的时代降临了。

按照理性发展的谱系来说,自从理性主义的凯旋异化成思想上的独断之后,理性首先在康德的“批判”法庭上遭到严厉的剖析棗当然康德的批判乃是基于拯救理性的这一传统学术目的。紧接着叔本华打开了以意志为核心的非理性世界,也就搭起了足可同理性大张旗鼓相抗衡的“对台戏”。在这种场景下,理性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已不再是不可怀疑的了。此后尼采更进一步展开了对近代启蒙所创始的理性的全面攻击,点燃了对传统价值重新估评的导火线,把理性推进了涅槃的火中。由于尼采反思传统的彻底性和激进性,他对理性的批判也就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20世纪全盘反传统的风潮即由此开启。

数千年来素以“理性”标榜的西方人,认为理性是人最根本的性质,理性地位至高无上。理性是神圣的、也是宇宙中最为奇特的东西。所谓“人”亦完全靠理性来成就,就连上帝也不过“理性”棗与人的有限理性相对的无限的理性而已。现代思想家发现了理性的僭妄,而现代世界之诸多罪愆又恰恰在于人们盲目地、错误地抬高了理性的地位、拓宽了理性独裁统治甚至文化暴政。由此推而广之,现代人干脆直斥理性之妄之非,而且力求将它连根拔起。在“清醒”后的现代人看来,人类数千年以来据为自豪的成果,却无非是人为制作的一场游戏、一个美丽的海市蜃楼。更不幸的是,这片海市蜃楼已经把人类引入(思想)沙漠的核心地带、并把人类前程引入重重危机,而人类对此竟恍然不察!

对于“走上神坛”的理性来说,胡塞尔亲证其“危机”(Krisis),卢卡奇痛惜其“毁灭”(Zerudlung),霍克海默力挽其“销蚀”(eclipse),而海德格尔另求“超越”(Uberwendung),伽达默尔矢志维护,哈贝马斯着手重建……如此等等,人类正在为理性进行会诊,也为理性的命运进而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命运而祈祷。这一切无不喻示这社会文化的新一轮进渡。海德格尔甚至不无绝决地总结到:“唯有当我们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的最顽冥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1](P819)这句话代表了从叔本华、尼采以来人们的普遍共识,是整个现代文化的基调,也自然延伸到了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浪潮中。因此当理性在现代思想的毁灭性反思中遭到了全面的批判的时候,我们也就找到了理解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参考系,贯穿在整个现代文化中的理性之命运甚至是衡量思想气质的一条准绳。从总体上说,理性的命运成了社会文化现代转型的日志。



最早对理性命运(尤其是理性信仰的衰落)作出开拓性评述的当数至今仍聚讼纷纭的思想家尼采。无论我们如何评价尼采,“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诗人哲学家”、“新文化的先知”宣布了“偶像的黄昏”的到来,他把“偶像的黄昏”直接看作“陈旧的真理行将灭亡”,于是不失时机地开始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大任。在尼采看来,我们为理性而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因此我们不得不付出代价的时代来临了,我们会丧失假我以生的重力棗我们有很长时间不知何去何从了。我们突然闯入相反的估价,用同一个能量标准,因而使人产生对自己极端过分的估价。”[1](P410)尼采最先感受到了理性代价的涌动,并预言到了“失重”、“不知何去何从”的时代的来临,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对理性的解构会陷入“极端过分的”境地。尼采把理性的废黜、确定性的失落以及对传统的全面批判性的反思称作“虚无主义”,他说:“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要描述的是行将到来的唯一者,即虚无主义的兴起。现在,已经就在叙述这段历史了,因为在这里起作用的乃是必然性本身。无数征兆已预示了这种未来,无处不在预言这种命运。人人洗耳恭听这未来派音乐吧。长久以来,整个欧洲文明每十年跃升一次,我们随着这种折磨人的紧张局面而在运动着,就象朝灾难扑去一般。动荡不安、刀兵水火、猝不及防;就象急于奔向尽头的洪流,它不再沉思,它害怕沉思。”[1](P371)尼采为理性信仰的全面衰落揭开了序幕,他还以迄今无人能及的深刻、彻底和不可思议的内容给现代理性颠覆敲下了定音鼓。

其实理性信仰的衰落在康德时代就有过一次“预演”,康德所处的时代正是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由绝对走向独断,从而致使理性声名狼藉的时期。康德挺身而出,以批判理性的方式来拯救理性。因此,康德的理性批判是“所有哲学任务中最奇怪的、最自相矛盾的任务”。当然,康德并不是要摧毁理性,其矛头所指,主要是流行的理性观念,和以理性名义非批判地提出的哲学主张,他仅仅是反抗旧的理性主义中存在着的可以称为“理性过大膨胀”的因素。[2](P9)很明显的结果是,理性在康德之处有了不同的含义,这便是批判是不是也同样是道统相续、一以贯之呢?很有可能。更富有启示性的现象是,继康德而来的哲学家们在理性的严格批判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开始了伟大的重建工作,而且这种重建工作是以气势磅礴的体系化方式进行的,其间虽然只有短短数十年,却迅速完成了理性的重光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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