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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与立场——再谈海德格尔与老子

[2009/5/25]
这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了。你要再谈,未必出得了新意。毕竟就是这么个题目。海德格尔在哪里引用过老子的话,在哪里论说了汉语思想中的“道”,诸如此类,学界已经弄得相当清楚了。不但德国学界清楚了,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们也清楚了(珀格勒尔的这篇文章就是他1998年在韩国汉城做的一个演讲,收在韩国人编的这个特刊上)。在我们这里,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在《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一书中已经对这个题目做了特别精深的讨论,并且专门在书后做了一个附录,把海德格尔有关老子的论述都集中在一起了。笔者也曾在一些地方附带议论过这个题目。[3]这里之所以再来谈一次,倒也不是有什么新发现,而是因为读了珀格勒尔的文章后有一点点感想。

老实说珀格勒尔教授的这篇文章也没有太多惊人的东西,还是用了这么些材料编织起来的。而首先令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一个结论,或者说一个判断。他在文章结尾处说:德国哲学家与日本方面的交流已经不是一个“单行道”了,年轻一代的德国哲学家中也有不少掌握了日文,因此两方面可以进行真正的对话了;而“与中国的对话还需要时间”。[4]我想,这应该是一个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判断。近代以来,日本人一直十分虚心、极其用功地向欧洲学习,不但把许多欧洲的东西介绍到日本,而且也把日本的东西推介到欧洲;他们甚至于干脆就邀请欧洲学者去日本做研究、当教授。据我所知,日本人二十年代就邀请过海德格尔(时为弗莱堡大学私人讲师)去日本当教授,海氏一时心动,最后在雅斯贝尔斯的劝阻下才未接受这个邀请;但后来海德格尔的一位弟子,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却是在日本当了一阵子教授的。至于中国,虽然我们也做了一点工作,但由于所谓“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在这些个方面做得就比较差了,与日本相比差得太远了,所以现在差不多还在珀格勒尔所说的“单行道”上跑——莘莘学子跑欧洲、美洲去学习,而且如今更多的是学技术和工商的,愿意学哲学、学人文科学者还是稀罕。

这些都是大家了解的情况。所以我说珀格勒尔教授的这个判断也没什么。不过,珀格勒尔得出这个结论,似乎还与他在文章中对已故中国学者萧师毅先生的一篇回忆文章的批评有着一点关联。在这篇题为“我们在木材市场会面”的文章中,萧师毅先生描写了他与海德格尔共译老子《道德经》的经过。我这里说“批评”似乎也还不够确切,实际上珀格勒尔更多地只是用德语的第一虚拟式(用于转述他人的话)对萧师毅的文章作了摘要的陈述。不过,珀格勒尔的口气中明显地透露出一个意思:萧师毅的文章是有一些疑点的。

萧师毅的文章我以前读过英文本,题目有所不同,叫“海德格尔和我们的《道德经》翻译”,内容是大致一样的。记得读的时候对萧先生恭敬有加,虽然没有念过他的其他作品,对他的学问和思想没有了解,但光是他与海德格尔共译老子《道德经》这个故事,也已经令我肃然了。所以,当时并没有留意他的文章本身到底怎么样,只是惊奇地、感动地读过一遍而已。现在看了珀格勒尔的文章,我赶紧去图书馆里把萧文的德文本找来,再细读一下。这个德文本刊于《回忆马丁·海德格尔》一书中,此书由贡特·纳斯克编辑,由纳斯克出版社出版于海德格尔去世后第二年。[5]这书是海德格尔的弟子们、朋友们以及相关的人们写的一些纪念文章的汇编。据珀格勒尔的看法,这本书中的回忆文章总体是好的,但也有几篇文章是道听途说的东西,往往混淆了一些材料和事实。

萧师毅的文章到底有什么疑点呢?我们这里先把他的文章综述一下(参考了珀格勒尔文章中的指示)。萧师毅先谈了事情的起因。他与海德格尔相识于1942年。他在北平完成心理学和中国哲学的学习后,到意大利米兰继续学业,在那里习得了“学院的严谨”。然后到了弗莱堡,参加海德格尔的讨论班。其间他把自己的《道德经》意大利文译本送给海德格尔。萧也描述了他对弗莱堡城的印象,特别记录了1944年11月27日弗莱堡的一次空袭。空袭前十二个小时,城里许多动物和一些人变得焦躁不安。特别奇怪的是城市公园里的一只大鸭子,它在近十二个小时里嘎嘎叫着,发疯地扑打着翅膀。一般人们以为,动物们对自然灾难有预感反应,但空袭却不是自然事件,而是人类行为。萧说:“弗莱堡城市公园入口处为这只鸭子竖立的纪念碑不仅令启示灵学家们困惑,也给哲学家们一个谜团”。[6]

战后萧师毅与海德格尔在木材市场(按:弗莱堡城内一地名)碰面。当时海德格尔正在忍受“非纳粹化”(肃清纳粹影响)的审查。海德格尔向萧抱怨自己受到了误解和不公正的待遇。萧说他作为“半同盟者”(按:当时中国为战胜国之一)站在海德格尔面前,带着某种“胜利者的骄傲”,同时也难以“心安理得”,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海德格尔受到了人们多么不公和荒谬的待遇”。所以,“为反对不公而斗争的精神和力量”在他心里油然而生了。萧说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是很正常的态度;他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在青年时代就读了许多侠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劫富济贫、反抗不公乃是侠客和英雄的本色。所以中国人通常都需要、并且乐于为他人的利益而反抗不公。不过,萧当时也看到了自己的限制:虽然他是“半同盟者”,但“他不能像对待小学生那样对待当地负责的法国官员,尽管他们中有许多人像其他占领区的官员一样应该得到这样的对待”。于是,萧就想到用孟子的一句话去安慰海德格尔:“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海德格尔听了这话似乎受了“感动”,遂要求与萧合译老子《道德经》;萧欣然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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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夏季学期结束后,萧师毅与海德格尔每周六定期在后者的托特瑙堡小屋里会面。萧骑着摩托车,为海氏带去当时他作为“半同盟者”才能得到的咖啡、可可、面条、香肠、黄油、香烟等等。关于他们的合作,萧报告说:“起先,我们的翻译是从蒋锡昌(ChiangHsi-Chang)的老子版本着手的,它是通过对多于八十四个古代文本的比较而编纂而成的,暂时可被视为最好的校勘本。我们没有理会其他译本和评注。我们首先翻译了显然最难也最重要的关于道的几章。由于海德格尔思想方式的彻底性,至1946年夏季末我们只翻译了八十一章中的八章。也许再用十年时间就可以完成全部工作了,或许也会更早一些,因为其他章节没有这样晦涩了”。

萧师毅继续写道,他们原希望在第二个夏季继续工作。但后来萧被邀请在德国各地作演讲,他一时难以决定:是继续与海德格尔合作呢,还是到各地做演讲去。他知道他与海氏的合作翻译将在哲学界引起轰动;而他的演讲能为承受了多重不公和贫乏的德国听众带去安慰,尤其是通过最高司令蒋介石的讲话(按:这个讲话题为《和平的责任》,由萧师毅译成德文,刊于《当代》1946年1/2期)。因为与德国土地上的反德同盟国不同,蒋介石认为日本人民是无辜的,甚至反对战争赔款,只要日本人真心悔过、拥护和平就行了。他与海氏的合作终于没有再继续下去(按:看来萧最后还是决定做演讲去了)。

另外,萧师毅还写到,海德格尔曾让他用中文书写了老子第十五章(按:珀格勒尔误引为第二十五章)的两句:“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还有一次,萧带一位实业界朋友去见海德格尔,在一起谈到“大道废,有仁义”(第十八章)、“圣人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第七章)等老子语句。当时海氏说,其实老子后面这个格言就接近于奥古斯丁的话:“随心所欲地爱和行”。

萧师毅先生所描述的情况大致就是上面这些。珀格勒尔的行文也算“油滑”了,在文章中没有对萧文提出明确的疑问和责难,而是转而去讨论海德格尔论述老子的情况。但我们还是希望能把事情说得更直接和更明白一些。

这里还须申明一下:萧师毅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们并不想、也不该对他有什么不敬。况且,凭借记忆的描述总难免有落实不了的地方。比如萧师毅在文中所说的公园里一只大鸭子在空袭前持续十二个小时的预感反应,就比较难以令人置信。我想也未必确有其事的。但这些都不怎么要紧。至于弗莱堡城市公园有没有为这只鸭子树一块纪念碑,也不是特别应该认真的事。事关宏旨的地方只有两点:一是事实,二是立场。事实却是相当清楚的。我想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如下几点:

首先,萧师毅与海德格尔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这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这也就是说,萧师毅在文章中所描述的故事大体上是可信的。在海德格尔方面,我们也见到了相关的证词。在1949年致雅斯贝尔斯的一封信中,海德格尔就谈到一个中国人以及他与这位中国人合译老子的事:“你关于亚洲所说的话是令人激动的;有一个中国人,曾在1943-1944年间听过我关于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的讲座,同样在东方思想中见出了相似的东西。凡我对语言没有亲切在家之感的地方,我总是感到怀疑的;而当这个中国人(他本身是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与我一起翻译老子的几个句子时,我就更加怀疑了;通过追问我才经验到,整个语言本质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生疏;然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个努力”。[7]

第二,两人合作的译稿至今下落不明。这也是事实。海德格尔遗稿保管人(海氏之子海尔曼·海德格尔)说他父亲遗稿中未见有老子译稿。这里不外乎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可能海氏自己把译稿销毁了。比如珀格勒尔就持着这种解释,他在文中说:“海德格尔很快就认识到,语言上的障碍即使有一位中国教师的帮助也是克服不了的。显然他销毁了自己的工作笔记”。[8]其二,可能是在海氏本人手上遗失了。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海德格尔是善于收藏的。其三,可能是遗稿保管人把译稿藏匿起来或者销毁了。这甚至是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尤其是几位关注海氏与老子之交道的东方学者持此观点)。人们以为,海氏家人蓄意把译稿藏起来或者毁掉了,目的是为了掩盖海氏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但种种迹象表明,这第三种可能性也很小,只是一种没有依据的猜测而已。再说,老子译稿与海氏那段经历又有什么关系,有多少关系呢?最近刚刚出版的《全集》第十六卷公布了许多新材料,并且特别集中地公布了海氏在1933年的政治错误方面的细节材料。[9]这也表明身为历史学家的海尔曼·海德格尔是有严肃的历史感的。就我个人看来,上面第一种可能性最大,也即珀格勒尔做的那个解释是比较可信的。而不管怎么说,海德格尔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的成果,我们迄今为止尚未得一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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