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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

[2009/7/8]
宋代“经世史学”的天空群星灿烂,司马光及其所编撰的《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则是其中最明亮的一颗。宋末元初的学者胡三省(字身之)以《通鉴》为文本,撰著《资治通鉴音注》(以下简称《通鉴注》)发扬了司马光“经世史学”的精神,将评注史书的学问推入新境界。但这颗对宋代“经世史学”具有总结意义的新星,长期被浮云遮蔽,直到上世纪40年代,史学家陈垣(字援庵)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下简称《表微》),《通鉴注》才显现出光辉。

援庵先生遭遇沦陷敌后之痛,深感胡三省的爱国情怀及学术抱负与己相通,遂以《通鉴》及《通鉴注》为文本,作《通鉴胡注表微》。他在《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然身之岂独长于地理已哉,其忠爱之忱见于鉴注者不一而足也。今特辑其精语七百数十条,为二十篇,前十篇言史法,后十篇言史事,其有微旨,并表而出之,都二十万言。庶几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均可察见,不徒考据而已。”在指出《通鉴注》是“经世”之著的同时,说明自己的著述也是为“经世致用”。

笔者以为,《通鉴胡注表微》在继承经世史学传统的同时,还为今人提供了“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面对眼前考证独秀的史坛,重读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对我们今天如何治史,应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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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规模宏大,其目的却不复杂。其一,为皇帝提供历史经验。其二,为读书人提供简明的历史读本。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他即表示将“略依《左氏春秋传》体,为编年一书,名曰《通志》,其余沉冗之文,悉删去不载,庶几听览不劳而闻见甚博”。[1]在呈进《资治通鉴》的《进书表》中则申明:书中“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内容,可使皇帝“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则臣虽委骨九泉,志愿永毕矣”。慎重说明其书可为现实政治提供镜鉴。

以司马光之勤学,“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讫隋,正史或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2]等而下之者又怎样呢?刘恕在《通鉴外纪》的序中说:“本朝去古益远,书益繁杂,学者牵于属文,专尚《西汉书》,博览者乃及《史记》、《东汉书》,而近代士颇知《唐书》。自三国至隋,下逮五代,懵然莫识。承平日久,人愈怠惰。庄子文简而易明,玄言虚诞而近理,功省易习,陋儒莫不尚之。史学浸微矣。”可见,史书难读,已影响到当时的学风。有感于此,司马光表示:“《春秋》之后,迄今千余年,《史记》至《五代史》,一千五百余卷,诸生历年不能竟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厌烦趋易,行将泯绝。予欲托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为诸侯,下迄五代,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网罗众说,成一家书。”[3]他将撰著史书视为培育学人,扭转学风的必要手段,目的当然还在于“经世”。

司马光在神宗时期与王安石的政治斗争中,是个失意者。他执着坚持重农、简政的思路,因而对王安石主张加强官营商业与强化财税政策持否定态度,对王安石改革的负面影响也看得多些。于是,在《通鉴》中,他就不仅选取了不少保障民生的史例,还以“臣光曰”的史论形式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意见。《通鉴》以“陈古证今”的形式,蕴含着更为现实的政治指向。这在《涑水记闻》一书中,则有更明确的体现。[4]司马光治史,始终是紧扣“经世”这一主题的。

《通鉴》“陈古证今”而有经世的效果,与司马光在编撰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有关:

第一,据撰著目的与体例确定陈述内容。司马光确定其读者为皇帝及社会政治精英,又以编年为史书体例,故《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即以涉及政治得失、制度优劣、百姓疾苦、社会风气的史事与言论为主要内容。对文学、艺术及社会生活的具体内容等,则多略去。

第二,力求论必有据。司马光注意通过对史实的具体描述与评论,将自己领会的“仁学”本质表现出来。如在记述荀之死后,复加评论,评论举孔子称管仲之仁“大济生民”,而论证荀死汉室,“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6]言必有据,使其论说具有说服力。

第三,书“考异”以见存真求是。《通鉴》成书后,他再作《通鉴考异》,以证明他没有盲从前人,更没有篡改史实,在《通鉴》中勾勒的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去伪存真的细致筛选。这便是《通鉴》能发挥其功能的支撑点。

陈先生指出:“古人通经以致用。温公论唐事,而身之以为‘为熙、丰发’,陈古证今也。”[5]陈先生在这里所说的“陈古证今”四字,即是他对“经世史学”一种基本形式的概括。



胡三省继承司马光“通史致用”的精神,用一生精力完成了《通鉴注》。他在《通鉴注》中不仅训音义,考地理,释制度,正谬误,补遗阙,还发议论,抒感慨,在考据与注释的形式中,蕴含着“经世”的理想与抱负,有着“陈古证今”的功能,为注史之作开创了新局面。援庵先生身陷敌后时,“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时的心情,感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7]陈先生用这段文字说明自己不仅叹赏《通鉴注》的创新之举,更赞赏《通鉴注》有“陈古证今”的效用,而身世相近,心情相通的感慨,使自己不能不继《通鉴注》而作《表微》,以“陈古证今”也。

陈先生重视《通鉴注》“陈古证今”的功能,与他的人生选择相关。他由早年的反清志士转而学医救人,再由从政到研究史学,救国拯民的行为从重实际而向“立言”转化。自1917年发表《元也里可温教考》而蜚声海内外后,他治史始终未离“事功”的目的。刘乃和先生说,“他(援庵)原治乾嘉之学,以考据为主;后治经世之学,注意事功;北平沦陷时,著重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以尽报国之道,《表微》就是这时所写的代表作”。[8]可见陈先生因治经世史学,而有在国难中读《通鉴注》,作《表微》的激情。

刘乃和先生描述援庵先生写作《表微》时的心情说“写胡三省唏嘘、长叹之情,正是我援师的痛心悲戚之处;写其亲闻、亲睹、亲值之事,也正是我援师所亲身的经历;写其自况、自寓、鉴借之言,也正是我援师自勉自励的话语。”[8]援庵先生在写作中,已将自己与胡三省融为一体。然而,胡三省抱忠忱关爱之心,以考订史实“经世”的苦心,被湮没、误解了600余年。陈先生既与胡氏有异代同悲之感,对此焉能不生叹惋之情?他在《表微•解释篇》中感叹:“《鉴注》成书至今六百六十年,前三百六十年沉埋于若无若有之中;后三百年掩蔽于擅长地理之名之下,身之可谓真隐矣。”这是以胡氏被人误解为例,提醒后学应务必注意经世史学家在“陈古证今”的形式下,发挥的是经世作用,不能单论其考据的成就。这自然也是夫子自道。

《表微》既以“陈古证今”的形式求经世目的,在考证的形式下便闪耀着经世史学的特点:一是“未尝忘情政治”。陈先生说:“身之生平不喜滕口说,不喜上书言时事,国变以后,尤与政治绝缘,然其注《通鉴》,不能舍政治不谈,且有时陈古证今,谈言微中,颇得风人之旨,知其未尝忘情政治也。”[9]二是反对读死书。胡三省在《鉴注》中一再引庄子语,讥讽读死书是只知“古人之糟粕已矣”,对此,陈先生揭示其含义说,“为读书徒考古而不能验诸今者戒也”。[10]三是为劝戒之用。陈先生说:“劝戒为史家之大用,古所贵乎史,即取其能劝戒也。”四是寓理想于考据中。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陈先生有感而发道:“《通鉴》之博大,特于此著明之。清儒多谓身之长于考据,身之亦岂独长于考据已哉!今之表微,固将于考据之外求之也”。[11]五是务求史实之真。陈先生在《表微•考证篇》中表彰胡氏,“《考异》有误,不为之讳,胡注所以为《通鉴》功臣”。又说,“身之常提示学者以察虚之道,明书之不可尽信也”。即是在显示“表微”也以求真为基础展开。

彰显这些特点,是陈先生撰著《表微》的学术主题。他为突出这个主题,在《表微•解释》篇中强调:胡三省“曰‘务立大义’明不专为破碎之考据也”。但他又提醒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12]对处理“立大义”与“考证”的关系,进行了解释。由这两段话,我们可以将他要揭示的规则表达为“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稍具体点,即史家应以高尚的价值取向关照历史;遵循史学方法经考证而把握“古”之真相,然后“陈古证今”,将自己的价值观表而出之。

读《表微》,可以体会到“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对读“书”(含文字以外的历史遗存物)有很高要求。“读书”既是考证的起点,又是提高史家价值追求准则的有效途径。陈先生于《表微》中,不经意地就显示出他本人读书博、准、通、细的程度。如255部参考书目,展示出他所读之“博”。在《表微•辨误篇》中提示“遇有疑难之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警告说“望文生义,训诂家大病”。又说“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还特别提醒,读书应注意音韵。就显现出他为读“准”所作的思考。全书中考证史源,辨明文字的正讹与本义,讲述制度的流变,解释前人文字的立义,揭示利用考古发现的意义等,体现出会通历史材料的功力。由《表微•本朝篇》中能确指《通鉴注》何处始见“我朝”、“我宋”等,令人信服他读书之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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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陈先生的示范,我们知道经世史学的大师是读书读到博、准、通、细的程度,才真正把握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年代、避讳、史源等史学分支学科的精髓,运用校勘、避讳、考证、辩误等方法作考据才如此得心应手。欲实践“寓价值追求于考据中”的规则,不读书者,不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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