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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于礼乐: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生成

[作者:李西建 权雅宁]  [2010/3/19]
2礼、乐二要素中,乐影响产生了中国古代诗歌的韵律。向神表达心意的乐是最先使人们组织成一种社会性群体的有力纽带,成为古代社会的灵魂,人们的社会整体感在集体乐舞中被强烈唤起。乐首先也主要以其特殊的音调成为沟通人神和人人的纽带。人类学研究表明,动作语极少能表现抽象概念,音调是人类表达抽象概念和思想情感的最早的工具之一。人类可以采用音调极为确切地表现极为复杂的内心情绪,这种表现方式实际上是音乐性的,做到这一点“跟所使用的语言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内心的激动可以借助没有任何意义的音节的发音表现,甚至可以细致地表现”。[9]因此,乐是三皇五帝时代的重要政治形态。《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大合鬼神,作为《清角》。”黄帝之孙颛顼有《承云》之作,《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虞舜喜欢音乐歌舞,还直接从事音乐创作:“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尚书·益稷》云:“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其传曰:“韶,舜乐名,言箫,见细器之备。”这便是后来使孔子迷醉“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商代君主、国号、地名则往往以乐器来命名,说明乐也是商代的政治形态。

礼乐在上古是不可分的。但最早“事神人之事”的礼乐外在表现形态是“乐”而不是“礼”,或者说,最早以祭祀礼仪为中心的各种“礼”是以“乐”的形式出现的,“礼”的目的诉求隐于“乐”的表现形式中。“乐”得到某种格外地突出。江文也先生言“礼”之于“乐”,犹如阴之于阳,两者密不可分。[10]为了“神人以和”的共同目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和诗必须相得益彰,“八音克谐”,因此乐的特性必然制约诗(歌词)的某些形式,如句子长短、词语发音等。能够和乐相配的诗歌便可以“永言”,反复咏唱,更易于传播,不论从和神的目的还是从教化人的功能都获得了更充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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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最早的诗歌是“杭育杭育”派。这即指诗歌的有调无词形态,可见最早的诗歌实际上是歌,有声无义,有调无词,当然也可以说,诗就是歌,歌的因素远远大于后世研究中重视的诗歌的语言内容意义。这也是乐能够和诗歌关联的重要原因。当然,语言文字进入诗歌,带来了“乐”内容的丰富化和确切化,形成后世习见的诗歌。如果说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那么,语言文字的进入显然为诗歌的接受带来了某种障碍,也同时逐渐使诗歌分化为有词有调直至有词无调。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生阶段,合乐是优秀诗歌的重要标准。除了符合乐的句式,语词本身的音韵也显得十分重要。这些合乐的限制最终影响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语言。《诗经》中重言、双声、叠韵语词非常普遍,仅重言就有如:关关(雎鸠)、(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交交(黄鸟)、(风雨)潇潇、(鸡鸣)胶胶、呦呦(鹿鸣)、泄泄(其语)、习习(谷风)、(南山)烈烈、(南山)律律、(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大车)槛槛、(和铃)央央、(我心)惨惨、(忧心)奕奕、(劳心)博博、(忧心)忡忡,等等,这样普遍的重言和《诗经》中大量出现的双声、叠韵,也许不是上古诗歌的全部面貌,其因孔子而被选入《诗经》中,对后世诗歌、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音乐美的追求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重言、双声、叠韵并非古代诗人的修辞匠心,而是汉语言本身的诗歌功能的再现。 “摹声作为人类最早的言语能力之表现,不仅在汉语直接催生了‘重言’模式,而且又间接地孕育了足以显示汉语诗歌潜能的另外两种模式——双声与叠韵。这三种模式的交互作用和错综组合,为汉语创作中的韵语——韵文形式奠定了音乐美的基础。”[6]376韵文以韵语为基础,而韵语的产生远在文字的产生之前。韵语在上古时代非常发达,古人的理论著书,有全部使用韵语的,如《老子》。有部分使用韵语的,如《荀子》、《庄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言》等。文告和卜易铭刻等,也掺杂着韵语。[11]

汉语的韵语特点使其很容易和乐,从而形成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艺术发生形态。《诗经》中有不少明确标为“歌”的诗句,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韵语特征:“心之忧矣,我歌且谣”(《魏风·园有桃》);“夫也不良,歌以训之”(《陈风·墓门》);“是用作歌,将母来念”(《小雅·四牡》);“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小雅·何人斯》);“虽曰非予,既作尔歌”(《大雅·桑柔》);“矢诗不多,维以遂歌”(《大雅·卷阿》);等等。这些诗句的“歌”特征都表明了上古诗与乐的密切关系。

汉语言文字是鸟兽和一般自然现象在大地上留下的痕迹的投射,是古人“立象尽意”的象喻思维的体现。“象”作为中国文学的文字书写特征,不同于印欧民族的文字仅是语言的机械表达,而是以“精神直接面对概念”,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dt)因此称汉字是“思想的文字”。“象”、象喻思维与汉语言发音的音乐特征一起,共同影响了中国诗歌的发生特征。“进一步的证据则是中国人把书法视为传统艺术这一重要而人所共知的事实,以及古代文字作为权威性经典所具有的统治性影响。……由于其创造是建立在对种种‘踪迹’的观察上,中国字倾向于比任何拼音文字都更好地投射出自然的迹印,并因而揭示出语言是一个由不同符号组成的系统。”“几乎每一部中国古代文本都是一部互文(intertext),……中国的互文作为踪迹却总是引导人们回到起源,回到传统的源头,回到道与儒的伟大思想家那里。”也就是回到宇宙自然的原初和谐秩序中。这样,汉语言文字“以一种饶有趣味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拼音文字,这种文字可以更容易也更有效地颠覆形上等级制”。[12]对“形上等级制”的“颠覆”就是消解等级制,是“和”。

上古礼乐文化反复强调的正是“和”,乐作用于社会就是和同。《礼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万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庄子》外篇《天道》:“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13]21-22《荀子》:“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13]28看来,汉语言发音对自然之声的“和”与书写对自然之象的“和”都具有“与天和”的伟大思想,对乐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复杂的平仄韵律,对象的“和”诞生了汉语言奇特的立象尽意特点,二者共同构成了汉语的诗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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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乐的诗歌可实现孔子“克己复礼”的教化目标。《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要求以诗感发情志是礼乐教育之起点,以礼制约情志是礼乐教育之主体,以乐完成情和礼的统一是礼乐教育的终点,即诗、礼、乐统一。《诗经》中选入了大量歌功颂德、赞美君主文治武功、弘扬道德美、展现道德理想的作品。在《论语》、《诗论》中,孔子都非常注重对诗做道德意义的诠释。孔子虽然也注意到了诗歌客观上具有承载科学知识的作用,但这个认识被淹没在其道德教化的根本目的中。《论语·阳货》篇中,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除此之外,孔子还是反复强调礼乐教化。上博楚简中有《民之父母》14支简,藉孔子答子贡提问,提出为民父母之道在于“达礼乐之源”,以“至五至”,“行三亡”,“以皇于天下”。篇中尤其用力论述所谓“五至”“三亡”之道,乃是透过无形式、超越形式的心、志,使礼、乐之教于全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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