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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超世俗的诗性追求(一)

[作者:郎绍君]  [来源:雅昌艺术网]  [2010/8/20]
陆俨少:超世俗的诗性追求(二)

今年农历五月初九,是陆俨少百年诞辰,我有机会阅读了他的大量作品,感慨良多,遂有此文。全文分四节,曰:边缘生存、古典修养、师人师物师心、分期与作品简论。

边缘生存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社会革命和各种政治活动有密切的联系。钱穆在《中国知识分子》一文中曾说:“试问这四十年来的知识分子,哪一个能忘情政治?哪一个肯埋头在学术界?偶一有之,那是凤毛麟角。”[1] 钱氏是站在学术的立场说这番话的,其批评的矛头直指重政治轻学术的倾向。不过,这种倾向不能只归咎于20世纪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不“忘情”,因为“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士人的传统,而中国人的国家、民族、党派、族群认同,也从来没有像20世纪这样强烈与极端。一方面,是知识分子不忘情于政治,另一方面,是政治逼迫知识分子去参与。而且,在政治之外,他们总还有别的关怀,别样的生活,否则,20世纪的学术与艺术成果,从何而来呢?

20世纪的艺术和艺术家深受政治的影响与制约,是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影响与制约,因艺术类属、功能与艺术家个体的选择而有所相同。在革命时期,漫画、版画是“战斗的艺术”,漫画家和版画家是“革命的艺术家”;中国画则多被看作“有闲阶级的艺术”,国画家也大多生活在革命大潮之外。古元、彦涵的木刻,是与他们的革命生涯共生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吴湖帆、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陈少梅、陆俨少的中国画,是与他们远离政治事功的生活相一致的。身处“边缘状态”,有相对充裕的时间,有热烈的艺术追求,甘于寂寞耕耘,是国画家获得深厚功底和杰出成就的基本条件。陆俨少即典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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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出生于嘉定,在上海读中学,一度求学于无锡美专,继而拜师王同愈、冯超然,往来求艺于嘉、沪之间。25岁时,父亲去世,他担负起赡养母亲和妻子儿女的担子,但因不是名画家,无法以卖画维生。而且,他厌恶靠人捧场、迎合买家心理的卖画生涯,而希望“做一个自作主张、不因人热的国画家。”[2] 于是异想天开,用母亲的私房钱在离杭州40公里的上栢山买了20亩地,造了三间房,种竹栽树,效古人乐志田亩、耒耜躬操、穷岩幽谷之意。但迁居乡间仅半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不愿作日寇顺民,毅然抛下农场,避难西行,辗转来到重庆。当时的重庆,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政治文化中心,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文化人与艺术家,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艺术系也迁校于此。不为人知的陆俨少,投靠表兄,在重庆某兵工厂谋得一事务员之职,终日记工、记账、领料,余暇读书作画,但除了老同学吴一峰等,几乎没有人熟悉他。1941年,他请了三个月的假,到成都、乐山、宜宾三地办个展。在成都,他拜访了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郭说:“在成都开画展,人事第一,作品第二。”他说“二十年学画,未学人事。”回到小客栈,他在灯下草就一篇《启事》,叙述了自己的学画经历,然后谈到在四川的生活和寻求知音的心情:

会更丧乱,因缘入蜀,乃逼贱事,四载巴蜀,辄用为叹。今幸遂凤志,将登峨嵋,上青城,卷轴自携,道出上郡,窃欲问艺于贤达之前,得一言以为重。夫物有感召,赏音匪远,而敝帚自珍,固亦不作善价以沽。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惟褒惟贬,可师可友,并世君子,幸有以教之。[3]

在陆俨少心中,他做事务员乃权宜之计,是不得不做的“贱事”。其夙志在艺术。展览虽卖画不多,但得到了一些名士的好评,美学家朱光潜参观后,“说是到四川以来看到最好的一个画展”。[4] 但画展的成功并没有改变他的生存状况,也没有帮助他进入重庆的文化圈。到1944年,他已经有了五个孩子,加上两位老人,全家九口,都靠他维持。“生活之压力,始终令人透不过气来”。[5] 但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仍然保持着读书作画、孜孜以求的心情和热情。

抗战胜利,他回到嘉定,以卖画维生。新中国之始,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和一体化管理,艺术市场萎缩,陆俨少失去了卖画条件,他携家迁居上海,参加了三个月的连环画学习班,被分配到一私人皮包公司当绘图员,虽然是不得已,毕竟没离开绘画,一家人的生活也得以维持。1955年冬,安徽文化局聘他到合肥一个艺术学校当绘画系主任。但当他听吴湖帆说上海要成立画院,他可能被聘为画师时,他立刻放弃了安徽的选择。次年,他作为“编外人员”被聘为上海画院画师,每月领80元津贴。[6] 虽非画院正式编制,待遇也远不如安徽,但一想到 “国画院是国画最高学习和研究机构,在其中可以提高水平,作出贡献”,他就感到无比的兴奋。[7] 但好景不长。1957年,他响应“鸣放”的号召,给上海美协提了几条意见,竟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61年摘了“右派”帽子,但仍然被看作“摘帽右派”,备受歧视。1962年,浙江美术学院需要山水教员,院长潘天寿因看到陆俨少的一部《杜甫诗意册》,遂到上海商调。几经商讨,上海画院只同意每学期2个月的“兼课”。1965年,因教育部取消兼课制而中止。“文革”期间,陆俨少被打成“没有改造好的地主分子”,受到激烈批判、百般凌辱甚至逼供殴打,全家五口人生活费被减到50元。直到1979年,71岁的陆俨少才正式调入浙江美术学院,结束在上海画院的“编外”身份。

陆俨少常以“沉沦”“困厄”“坎坷”形容自己在政治上受冤屈、人事上受歧视、生活上受贫穷的境遇 [8] ,相比避难四川的8年,后来的遭遇有更多的精神摧残。如果说早年的边缘生存主要是生存环境所致,“反右”后的边缘生存就主要是政治伤害所致。避难巴蜀,他甘心情愿;改画连环画,他没有怨言;进入上海画院,他感到幸运和兴奋。他在《自叙》中说:“国画院是我们的命根子,回想起那段日子 ,充满着愉快、幸福和希望。我与同行时常相互探讨、作画,日有所进境……。那时国画院在高安路,画师是可以不坐班的,但我总是每天到画院,早出晚归,风雨无阻。”[9] 这样一个本份的、热爱中国画事业的艺术家,却连续遭遇无端的政治伤害!但面对强大的国家力量和国家意识形态,他只有忍受,只能偶而作曲折的倾诉。1974年夏,陆俨少在一幅画上作了一篇题为“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的跋文:

予先世本浙江桐庐人,高大父力田贫不自存,行贾江南,遂著籍嘉定。丁丑违难,予自桐庐登舟,溯江而西,山川云树,恍如旧识,心中固已藏之。自解放来,往来浙东西,不一至江上,于桐庐也益爱之。而自愧背叛贫农阶级,猿猜鹤怨,恐不复为乡中父老所爱矣。顾于桐乡之感情,日增月积,未尝少替,桐乡不能爱我,而我则爱桐乡綦切,即或横遭阻力,其志弥坚,誓不少夺,清泉白石,实闻斯言。偶读王临川集,有‘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之句,虽荆公指舒城而言,予用其意,则不啻为予詠之,而又岂仅桐乡已哉!因作小图,并书其上。甲寅八月。

他后来对这段题跋作了解释:“我深知解放后党给我第二次艺术生命,因而深深感谢党,但在十年文革中,四人邦横行,我被当为阶级敌人看待,横被摧残,即使是这样,我还是坚信共产党,还是热爱党,始终不渝。为了表明心迹,我借用王安石诗句‘桐乡岂爱我,我自爱桐乡’,不敢明言之,还是自诳称先世桐庐人以证实桐乡诗句,恐后人不察,因赘于后。” [10] 他所用“自爱庐”这个斋号,也是取自“我自爱桐乡”之义。[11] 今天读此题跋,我们可以感到画家在逆境中的委曲申诉,但其复杂的心理,未必是这段题跋所能完全传达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他没有因为“桐乡不爱我”,而生出通过参与政治活动以改变自己处境的渴望(不少艺术家是这样做的),他在种种困境中,始终不放弃献身书画艺术的理想。边缘生存给他带来贫困和痛苦,但也从另一方面给他带来激励,他的深厚功力和杰出成就,正是在这种境遇中逐步获得的。当许多画家为了“政治上正确”而放弃自己之所长,追随主流,迁就时风,因而失去了对伟大传统的敬畏,降低了应有的艺术水准时,陆俨少却通过艰苦的努力,步入自己艺术的高峰期。譬如在被打成“右派”之后,他每日都要去接受“劳动改造”,但这没有使他消沉,反而激起他“一切置之度外,只是潜心钻研山水画”的心志。[12] 有一套长达200余页的课徒画稿,就是在劳动之余完成的。

在上海的30年间,陆俨少一家三代7口人挤在一间25平米阴暗潮湿、鼠虫跳蚤为患的石库门底楼里,在一张兼为全家人饭桌、孩子功课桌、妻子缝衣摘菜桌的写字台上,创作了数以千计的作品。“文革”前期,他被剥夺了作画的自由,就拾了一支破笔,醮着清水在桌面上勾画。“边缘生存”作为一种境遇,并不必然地成就学者和艺术家,只有像陆俨少这样身处边缘却决不萎靡退缩,认准目标,安之若素,奋斗不已的人,才有获得大成功的可能。

“边缘生存”是一种弱势存在,常常成为被忽视、受损害的对象。陆俨少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性格质直,不善交际,有很强的自尊心但又谦卑低调。连连遭遇挫折后,他学会了曲折迂回、随寓而安。他的斋号“骫骳楼”“穆如馆”,印章“我能屈曲自世间”,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骫骳”涵意屈曲,他以此警戒自己不要太直,要圆转些。“穆如”典出汉书,说一个叫穆生的人告诫办事要见机而行。陆俨少以此二字“警戒自己也要像穆生那样见机行事。”[13] ,这使他在困厄与苦难面前,能够“屈曲”忍受,专心于书画创作,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圆滑。这让人联想到他的两个前辈:林风眠和刘海粟。1938年,林风眠因学潮和复杂的人事关系,辞去国立艺专校长之职,退守为普通画家,专心艺术探索;1950年,他又辞掉浙江美院教授,“避居”上海,躲过政治险境,继续艺术求索。“文革”中有4年牢狱之灾,年近八旬移居香港,仍孤独而坚韧地守着自己的探求。与林风眠相比,陆氏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画家,没有过林风眠年轻时的辉煌,始终保持着一种低调甚至谦卑的态度,但他对艺术的执著与林风眠并无二致。刘海粟在“反右”和“文革”中也历尽劫难,也有过“屈曲”的日子,但他从不甘于边缘生存,总要看准时机,追逐搏奕,再塑“金身”,但他所追逐的,并不全是艺术。他的艺术成就难与林风眠、陆俨少相比,也就无言可说了。艺术家都生活在社会之中,渴望进入主流社会,得到话语权,获得广泛影响和市场上的成功,而不希望自己被边缘化、被冷淡、受损害。这是人之常情。但艺术需要精神的酿造,需要内省性,需要专注与磨练技艺,需要寂寞、孤独甚至贫穷。古人曰“诗穷而后工”,历来获得大成就的艺术家,都不免经历坎坷,大约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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