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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勇:韩熙载与最后的晚餐

[来源:艺术中国]  [2013/3/27]


韩熙载的糜烂之夜,让我们陷入深深的矛盾——一方面,对于韩熙载、对于李煜、对于历朝历代耽于享乐的特权阶层,我们似乎应该心存感激,正是他们贪婪的目光、挑剔的身体、精致的感觉,把我们的物质文化推向了耀眼的精致,否则就没有了故宫博物院的浩瀚收藏,当然,也就没有了《韩熙载夜宴图》这幅旷世的绘画珍品,故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座规模惊人的博物院,与权力者欲望的不受限制有密切关系,在这些精美绝伦的藏品背后,我们依稀可以看见王朝更迭的痕迹;但另一方面,人类的理性,却对这般极致化的唯美做出了否定,弗洛伊德说:“文明的发展限制了自由,公正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受到限制”。享乐与道德,似乎成了对立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那些精美绝伦的器物、服饰、艺术品上面,镌刻着欲望驰骋的脚步,它们盘踞的地方,也成为各种理论厮杀的战场。

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3M”的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庄严宣告,文明对于身体快乐的剥夺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取缔身体和感性的享受是维持社会纲纪的需要,然而,现今已经到了中止这种压抑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条件已经成熟,社会财富的总量已经有能力造就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7]在这些理论家的鼓动之下,身体欲望赢得了合法的地位。应当承认,资本主义商业和技术的大发展,是以承认身体欲望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肢体对速度的欲望,就不会有汽车、火车和飞机;如果没有眼睛对“看”的欲望,就不会有电影、电视和网络;如果没有耳朵对“听”的欲望,就没有电报、电话和无线通讯。早就不是赞美禁欲主义和苦行主义的年代了,因为没有人能够拒绝这场物质的盛宴。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物质享乐早已经透支了。对于这一点,无所不在的广告就是最好的证明。所有的广告,都众口一词地煽动着人们对于物质的贪欲,因为柴米油盐这些生活基本需求,是由胃来提醒,而不需要广告来提醒的,可以断言,广告都是为过剩的欲望服务的。试看今日之中国,不是早已成为世界奢侈品的大仓库了吗?世界奢侈品协会曾在2009年预言,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在五年内勇攀全球奢侈品消费的顶峰,然而,只过了三年,这一宏伟目标就被国人提前实现了——201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就占据了全球份额的28%,成为全球最大奢侈品消费国。媒体将国人争购奢侈品的踊跃场面比喻为“买大白菜”,西方人更是惊呼:“这是我导游生涯中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象,中国人横扫第五大道,买走了一切最好最贵的东西。”[18]在感官享乐方面,电影公司争先恐后地以一掷千金的豪迈制造出豪华而荒诞的盛大幻象,观众们则对那些以毁掉美酒、汽车、楼宇甚至城市为卖点的电影大片乐此不疲。资本家为了利益而把牛奶倒向大海的警示言犹在耳,我们已经置身于以毁灭物质来赢得快感的世界了。啥叫有钱?有钱不是拼命花钱,而是玩命儿烧钱,看谁烧得凶狠,烧得彻底,烧得惊天地泣鬼神。我相信当今的富豪生活一定会使韩熙载自愧弗如,今天的色情网站也一定会令西门庆大惊失色。他们那点放纵的伎俩,早就显得小儿科了。我们已无法判断身体狂欢的底线在哪里,更无从知晓自己身处彼岸的天堂,还是俗世的泥潭。2012年盛行的末日传说,似乎验证了一个古老的信条,那就是“过把瘾就死”,是“我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韩熙载式的及时行乐变成了一种无意识的集体狂欢,所有人都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涌向那场华丽而奢靡的“最后的晚餐”。

从《韩熙载夜宴图》到《红楼梦》,“最后的晚餐”几乎成为中国艺术不断重复的“永恒主题”。只是这一中国式的“最后的晚餐”,全无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得知自己被出卖后的那份宁静与庄严、赴死前的那份神圣感。中国式的“最后的晚餐”的含义,是极乐后的毁灭,是秦可卿预言过的“盛筵必散”——她给王熙凤托梦时说:“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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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盛大场面中,曹雪芹将这场晚餐的恢宏绚烂铺陈到了极致,仿佛焰火,绽放之后,留下的只有长久的黑暗和空寂,就像第二十二回中的贾政,当他猜到灯谜的谜底是爆竹时,想到爆竹是“一响而散之物”,内心升起无尽的悲凉慨叹。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彼时的表情,我想也一定与韩熙载如出一辙。

灭掉南唐之后,南方的各种享乐之物被陆陆续续运到汴京,构成了对大宋官员的强烈诱惑,也构成了对江山安危的强大威胁,宋太祖赵匡胤意识到了它们的危险性,于是下令把它们封存起来,不是建博物馆,而是建了一座集中营——物的集中营,把它们统统关押起来,以防止这些糖衣炮弹对帝国官员们的拉拢腐蚀。对于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宋太祖不仅反感,而且痛恨,一再要求官员们艰苦奋斗、戒骄戒躁。宋太祖的低调还体现在建筑上,于是有了宋式建筑的低矮与素朴。据说他的宫殿陈设十分简单,吃穿都不讲究,衣服洗得掉了色也舍不得扔,还一再减少身边工作人员的人数,诺大的皇宫,只留下50多名宦官和300多名宫人。他知道坐天下如同过日子一样,不能大手大脚,要细水长流,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才能力保大宋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遗憾的是,他的以身作则,敌不过身体本能的诱惑,在绝对权力的唆使下,后世皇帝很快回到感官放纵的惯性中,不断通过对身体快感的独占,在不绝如缕的“哎哟哎哟”声中体验权力的快感。他们贪享着帝王这一职业带来的空前自由,而忘记了它本身是一种高危职业,命运常把帝王推到一种极端的处境中。任何权力都是有极限的,连皇帝也不例外,当他沉浸于自己所认为的无限权力时,命运的罚单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如果做一番统计,我相信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是不得好死的。但他们的下场算不上悲剧,也不值得尊敬,因为悲剧是只对高贵者而言的,而这些皇帝,有的只是高贵的享乐,而从无高贵的信仰,就像福克纳所叹息的:“连失败都没有高贵的东西可失去!胜利也是没有希望,没有同情和怜悯的糟糕的胜利。”

公元1127年的春天,宋徽宗和宋钦宗被捆绑着押出汴京,那场景就像他们大宋的军队当年将李煜押出南京一样。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没有哪个王朝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胜利。对于所有的王朝来说,成功都是失败之母。只有到了这步田地,徽、钦二帝才有所觉悟,自己透支了太多的“幸福”。但新上任的皇帝依旧不会在意这一切,“临安”——首都的名字里,就已经透露了当权者对于临时安乐的死心蹋地。公元1129年,宋高宗赵构率领他的宠妃们奔赴临安(杭州)城外观看钱塘潮,欢天喜地之中,早已把父兄在天寒地冻的五国城坐井观天的惨状抛在脑后。如此没心没肺,让一个名叫林洪的诗人实在看不过眼,情不自禁写下了一首诗,诗中的讥讽与忧愤,与当年的韩熙载一模一样。

八百多年后,这首诗出现在学生课本上,化作孩子们清越的读书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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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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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把杭州作汴州。

2012年12月写

2013年1月6日改定

注释:

[1] [北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第51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2] 《宣和画谱》,第349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3] 南帆:《躯体的牢笼》,《叩访感觉》,第165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4] [美]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第23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5] [春秋]孔子:《论语》,第14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6] [英]珍尼弗·克雷克:《时装的面貌》,第157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7] [德]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上册,第42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8] 转引自[美]巫鸿:《时空中的美术——巫鸿中国美术史文编二集》,第2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9] 《宣和画谱》,第151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10] [南宋]周密:《云烟过眼录》,《丛书集成初编》,第1553册,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11] 《宣和画谱》,第151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12] 《宣和画谱》,第151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13] 《宣和画谱》,第151页,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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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八,鲍氏知不足斋刊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刊印。

[15] 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辩》,上卷,第159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6] 余辉:《〈韩熙载夜宴图〉卷年代考——兼探早期人物画的鉴定方法》,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第4期。

[17] [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第14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18] 详见陕西卫视《开坛》节目,2012年7月15日。

[19] [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卷,第1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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