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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文章之气”在书法中的地位与价值

[来源:艺术中国]  [2013/5/24]
一、对“学文文章之气”的解读

黄山谷在《跋东坡书远景楼赋后》中说:“东坡书随大小真行,皆有妩媚可喜处。今俗子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此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1]在黄山谷看来,“学问文章之气”是苏轼书法“他人终莫能及尔”的重要原因。山谷以学问文章之气论书,并不单纯体现在对苏轼这一件书法作品,也不是仅仅就苏轼本人做出这样的评价。在很多题跋中,黄山谷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数百年后,必有知余此论者。”[2]

“古来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书,所以子瞻翰墨尤为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价,百余年后,想见其风流余韵,当万金购藏耳。”[3]

因为苏轼“以文章妙天下”,因而他的书法被山谷推为“本朝第一”。黄庭坚对苏轼的推重并未停留在当时,更以为,苏轼“以文章名重天下”,其书固会在“百余年后”,人们以万金争相购藏。将苏轼书法放诸历史,给予了极高的定位。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客观评价黄山谷的评论,便可窥其慧眼。

不独苏轼,对于其时熟悉的书家,山谷亦多以学问予以衡量、品评:

“余尝评景文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往岁东坡先生守余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为东南第三将。东坡尝言:‘老来可与晤语者,凋落殆尽,唯景文可慰目前耳。’”[4]

在黄庭坚看来,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方无一点俗气。这与对苏轼书法的评价是相一致的。黄山谷论书亦多以俗、韵等语词品评,考其根源,学问文章之气足可当之。如在《跋周子发帖》中谈及王著、周越书法时说:“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5]王著、周越于宋时亦享大名,且周越又为黄山谷的老师,然在山谷看来,因胸中无书数千卷,故而二人皆失之于韵。

从山谷的题跋所见,他并未将学问文章之气仅仅流连于书法,作为评价标准,他又将其引于文学、诗词

“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6]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读书务博,常不尽意。用心不纯,讫无全功。……以此心术作为文章,无不如意,何况翰墨与世俗之事哉。”[7]

在山谷看来,胸中有万卷书,不独书法因此学问文章之气而得韵,而把笔为文亦能无一丝俗气。“学问文章之气”固然成为品评书法高下的重要标准,同时亦为书法脱于俗的良方。文章在书法作品中的体现,成为书法由单纯的技法而上升为道的晋身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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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谷的这种认识在宋代有其广泛性,苏轼的“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则清晰指出了读书在书法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书万卷而能通神,若无书,即使下笔冢墨池之功,亦未足珍贵。《宣和书谱》中对杜牧、薛道衡等人书法的评价也是将书法与文章结合起来。丛文俊先生认为,宋人以学问及书卷气品评书法,原因概有三:其一,出自文人士大夫的创作;其二,源于对书法的基本认识;其三审美情趣、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8]论述详尽,深得其要。而其最主要的根源,则在于有宋一代皇帝重文轻武而促使文化的繁盛。体现在文人思绪上,则如郭熙、郭思《林泉高致》所言:“直以太平盛世,君亲之心两隆……,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漾滉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9]这种状态下,去俗而求雅,则成为书家的追求。

二、古今书法环境对“学问文章之气”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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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在政治上是失意的,这种失意固然会作用于书法,故他也会寻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解脱方式,如修禅、饮酒、游历,在这种氛围下,沉潜于笔墨之中,激扬奋发,最终自称一家。我们以今人的眼光视宋代书法,固推苏黄米蔡四家为其优者,历史亦以此为定论,可以说在书法史上,黄庭坚等人的书法创作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然在当时,黄庭坚等人的书法是否有代表性的主体地位,则值得探究。开篇所言,黄庭坚以“学问文章之气”论苏轼书法,而不能忽略的前提,则是当时人们对苏轼的书法的讥讽:“今俗子讥评东坡,彼盖用翰林侍书之绳墨尺度,是岂知法之意哉。”从这段评论可以知道,苏黄当时所处的书法环境,并不单纯如我们后人所论宋四家以尚意书风而为有宋一代的代表和顶峰,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当时,翰林侍书的书写模式是有一定甚至很大影响的,不然也就不会出现所谓“俗子讥评东坡”书了。其实以历史的眼光来关照书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科举以来,唐代的“干禄体”,宋代的“院体”,明代“台阁体”、清代“馆阁体”在当时都有很大市场,这是政治制度的产物,不容回避。可以说黄庭坚也会受到当时一些人崇“院体”而轻“尚意”书风的困扰,因此他在大量的题跋书论中提出要避免俗气,要重韵,要有学问文章之气,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黄庭坚在书论中对学问文章之气的阐述,表现在书法之上又有了新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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