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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5/10]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文革”期间,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5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黄永玉后来写下了很多关于沈从文的文字,这两个相差22岁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轨迹也映照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都还籍籍无名。彼时同为穷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裳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黄裳浅识》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这段时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4岁,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总是令汪曾祺惊奇。黄永玉回忆汪曾祺时曾这样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而汪曾祺对黄永玉的木刻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他早在1951年就写下这样的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这个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的评价,也显示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眼光。汪曾祺对黄永玉发自内心地赞美:“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忆’,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这个人特别聪明,他能够一眼看到我画画的一些问题,不是抽象,而是很具体地提出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语言很接近,就像是一个人的思想一样。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黄永玉写了很多故人旧事,但从来没有为汪曾祺单独写下些什么,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难写!他这个人啊,可丰富了。我知道他很丰富,但是要往哪里下笔又无从着手。”片刻,他又加了一句,“还有呢,有一段时间我们离得比较远了”。

“‘文革’开始后,汪曾祺被剧团抓了起来。他们单位派人来中央美院审问我,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他们说‘还是朋友!’就拿手里的康乐球杆捅了我几下。后来,他的才能在那个《沙家浜》得到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也许是他太忙。”黄永玉的回忆淡淡的,听不出内心有什么波澜起伏。上海滩的那一对快乐青年,就这样渐行渐远。

“后来,‘四人帮’垮了,他到我家里来,可是,我们中间隔了太久,一下子让我从哪儿讲起呢……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给我。可就是没话可说,这个创口要慢慢地愈合。后来我也开始忙了,然后越来越忙,又是给毛泽东纪念堂画画、又是美术家协会的事儿,哎,我也变得忙起来了。”

1996年冬天,黄永玉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有朋友为他开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宴会,第二天黄永玉又再请这些老朋友聚了一次。“那天来了很多人,包括黄家的那一帮,黄宗英、黄宗江、黄宗洛,还有丁聪、冯亦代、王丹凤,包括曾祺,这一帮老朋友都来了。”两人见了,依旧没有超过礼节性的深入交谈。“当时他的脸都是暗黑色,喝酒的缘故。他后来与另外一帮文艺界的年轻人来往,喝酒喝得厉害,把身体都喝坏了,真是可惜了。”

黄永玉没想到,这是他与汪曾祺的最后一面。转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黄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说:“女儿上楼来告诉我说,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没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了。我总是觉得他还太年轻,才不到80岁,真可惜,真可惜……”3个月后,京郊的那个“万荷堂”修建完工,黄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叹:“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如果有那一天,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再是“相顾无言”的尴尬了。

“我的朋友死了,我都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一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记忆里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点也不伤感。”

大浪淘沙

“你们没有经历过流浪,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然后进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再工作,一步一步,好像从工厂出来的产品一样。我们那一代人不是这样的。沈从文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这个大时代好像一个筛子,一个眼口很大的筛子,筛筛筛,好多人都被筛下去了,剩下几个粗的,禁筛,没有掉下去——我们是幸运的,漂泊了这么多的地方,都没有死,经过多少你们很难想象的磨难,最后活下来……”

于是,和他一样经受磨砺的那些人,以及他们一共经历的过去,如今在我们眼里都成了一个个传奇。黄永玉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间。交游甚广的黄永玉与萧乾、聂绀弩等人都结下深厚友情。与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的同事查良镛,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金庸”。1998年,香港大学邀请黄永玉举办名为“流光五十年”的画展,与这位昔日同事重逢。黄永玉脱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找黄永玉,请他谈谈金庸。“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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