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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2/5/10]
他的好友包括后来被称为“风流才子”的香港词作家黄霑。当年他正狼狈不堪,与林燕妮闹分手,又投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搭理他,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的方式非常特别:“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黄霑一听火冒三丈,大声怒骂:“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狗屁!”

“2004年,湖南电视台去香港采访,还把黄霑叫到我的家里来访问。记者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未料一周后,才63岁的黄霑就去世了。好玩的朋友又少了一个……

就像他会在失恋中寻找“诗意”来安慰黄霑一样,不管时势如何复杂多变,黄永玉总是以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应对。就像那荒漠中奋力生长出来的植物,任环境恶劣,也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力。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黄永玉也不例外。可是他把全家的布票省下来,集中到一起,然后买了一块很厚的布,干吗?做了一个帐篷!——这样的主意恐怕只有黄永玉想得出。

从此以后,星期天的时候就会看到黄永玉带着妻子儿女,背着这顶特别的帐篷,到郊外露营去了。“‘文革’之前北京的治安很好,晚上在外面过夜也很安全。今天到十三陵水库那边,明天到玉渊潭后面,然后到樱桃沟,哪里都去过。”那么苦的日子,也可以被他过得有滋有味。

在政治那根弦一直紧绷的年代,他的举止很快就招致“资产阶级作风”的批评。关于这方面,第二个证据是打猎。黄永玉有一把双筒猎枪,周末时他就背着猎枪到京郊,打些野鸡野兔之类的,其实是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资产阶级作风”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一位延安时期很“左”的老干部带任务到黄永玉家里来实地考察,看看“资产阶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家里条件当然比他们差多了,老干部看了看,说,‘其实你也不怎么资产阶级。可是为什么大家就感觉到你是资产阶级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爱看外国书,也听交响乐,又养狗,又打猎,他们认为我思想上‘资产阶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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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哪个资产阶级周末不在家里好好地待着,非要去野外去挨冻或挨蚊子咬?打猎要步行,每一秒钟都要观察四周。所以一次经常要走70多里的路,非常辛苦。资产阶级愿意这么走吗?他们没有这种生活,所以才会有这种误解。”

“文革”期间,黄永玉一家被赶到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白天都要开日光灯。“我就想,那我画一个大窗吧!”于是一面墙上多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户”,灿烂的鲜花在“窗外”绽放,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有这样的人生态度,也难怪他的作品既充满天真稚气,又洋溢着热情豪放,总是给人以温暖的力量。

黄永玉的性格中,也有一股顽强的力量,不认输,不屈服,湘西人喜欢用“雄强”这个词来形容这股子劲。

的确,黄永玉又是“雄强”的。“文革”期间,有一次中央美院的“造反派”来揪斗他。年轻的学生用皮带头噼噼啪啪地抽打他。黄永玉任他们打,就是一声不吭,不喊叫,不求饶,不挣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心里默数打下的鞭数。“我一闪都不闪,就让他们打,他们打累了还让我跪下再打,其中一个人打了112下,一共是240下。”那一天还是黄永玉的生日。后来有人回忆此事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

“文革”结束后,黄永玉的一些朋友想替他找到那两个打他的人,“把他们收拾收拾”。黄永玉说了句:“算了,‘文革’的天底下,没有一家逃得过灾难,他们打了我,他们的家还是不幸的,没有一家逃得过的,你去打他干什么。”“那时候的孩子们疯了,每一个人都疯了。怪不得他们。”提及此事,黄永玉的表情依然平静。

“文革”结束后,在一次宴会上,黄永玉碰巧坐在了廖承志旁边。廖承志问他:“你讲讲,你怎么跟‘四人帮’斗争的?”黄永玉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怎么敢斗争呢?我躲都来不及。但是我没有求过饶。”廖承志就说:“不求饶也算斗争。”黄永玉依然坦白对答:“我的政治头脑也不是很明确清楚的,如果当时‘四人帮’喜欢了我——比如江青喜欢了我,我也不晓得我会做多少坏事。幸好她没有喜欢我。”“现在回想一生,人应该坚韧一点,不要动不动就难过,动不动就痛苦。”也就是在最难的时候,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政治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对抗着扭曲的政治对人性的压迫。

黄永玉经常感慨,自己的“历史时期”怎么那么短?“像萨镇冰,清朝就当官了,经过北洋军阀、民国、抗战、国民党时期,又到了新中国,还当了人大代表;章士钊也跟他差不多,鲁迅骂过,又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我们呢,经过抗战、建国,怎么就老了?”

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是有的人被岁月销蚀得棱角全无,平庸乏味,而有的人却被打磨得更加锋芒,雄浑有力,黄永玉无疑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虽然被大时代大浪淘沙般磨砺的痛苦,又被几人知。

“可能是我们家乡那边的人天生是快乐的,但又是雄强爱斗的吧。我们从小就看杀头,对生死都看开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我都看书。不管怎么痛苦,有书陪伴。一本书就是一个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响你。没有书本为伴,恐怕这一辈子不会活到80多岁,还能够快快活活的。”

“人哪,几十年来,有意思的生活少,没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数。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样,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处理也不一样。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对得起每一顿饭,更何况这是个这么有意思的世界。能画画多好啊?老了也能画,不像从事体育或音乐,老了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画很高兴,还能卖钱。临死前一天画的画也有人要。这种职业上哪去找?”

“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一点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恨,不像当时的政治提倡的那样,要恨谁,我没有。”黄老抽了一口烟斗,陷入沉思,半晌又缓缓追了一句,“不是我为人宽容才这样,而是因为我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发现,人同人的关系不是彼此憎恨的关系。再说,到今天也没有空去恨,我有多少事情还来不及做、要赶快做。我现在都88岁了,我这个小说的人物要写到60岁,而现在才写到十几岁,怎么来得及?我花时间去恨他们干什么?英国有一个思想家说:‘不要想到报仇,因为容易影响你的判断力。’老想着报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力。”

除了北京的万荷堂,凤凰的玉氏山房外,黄永玉在香港和意大利也都有自己的房子。黄永玉也从来不掩饰他对品质生活的追求。他喜欢车,上世纪80年代,还是在胡耀邦的特批下,他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汽车——一辆日本原装的尼桑小跑车,这也是北京的第一辆私家车。喜欢飙车感觉的黄永玉还曾买过一艘橡皮摩托艇,得空找个地方,开得很快,就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最好玩的是,2000年,建好了万荷堂后,黄永玉竟然心血来潮地从德国买了一架马车,有时候自己驾着马车在通州辛庄万荷堂外面的公路上玩。如今红色宝马敞篷跑车、保时捷敞篷跑车、路虎越野车、保时捷卡宴越野车以及红色法拉利,都是他的私人“收藏”。

也因为此,高调、重物质、讲排场,这样的议论,在黄永玉的身边也从未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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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别人怎么评价,一点关系都没有。”老人淡淡地挥了挥手,“这是小事情,没什么。人家要讲的事情多了,讲久了就不讲了。我老是举例,人生就像跑一场万米比赛。跑的过程可能姿势并不好看,不会像跑100米那样,动作那么潇洒有力。万米赛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完成!快一点当然更好。跑的过程有人说你动作难看,那跑远点,听不见就好。你停下来,跟他说:我动作怎么难看了,不是很漂亮吗?——那你不成傻子了吗?”(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传奇黄永玉》一书,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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