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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术领域的写作观念

[来源:新浪收藏]  [2012/9/14]
历史的动荡

——艺术领域的写作观念

段 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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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理解今天所处的21世纪的最佳坐标。而19世纪又是破解20世纪的关键。中国传统的历史和价值,已经在19世纪的中国人心中破碎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动荡不安更是显而易见,价值和观念不断地被颠覆、被建立,再被颠覆。扩大到全世界的范围来看,20世纪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多场局部战争,使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人感觉时刻身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中。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甚至把20世纪的教训归纳为:避免战争、遏止暴力、破除独裁。而在法国思想家阿兰·巴迪欧看来,要真正理解20世纪,就不能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复辟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外在性地去进行评判,新自由主义的见解看到的只有屠戮和罪恶,而20世纪本身的波澜壮阔在这种外在的评价标准下被减除掉了。实际情况并没有阿兰·巴迪欧所想象的那样糟糕,即便是以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外在性地去进行评判,历史学家也并没有只看到屠戮和罪恶。但也许对欧洲的历史学家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的屠戮和罪恶是20世纪历史的全部。

波普尔著有《二十世纪的教训》,巴迪欧的著作《世纪》也集中谈论20世纪。但巴迪欧不仅把20世纪看作是战争和革命的世纪、极权的世纪,也把20世纪看成是自由的世纪、欢乐的世纪。波普尔虽然也肯定了欧洲现在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但他更强调历史给今人的教训。而巴迪欧在研究中更强调极权的世纪与自由的世纪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他认为只有通过关联才能建构一系列的真理,才可以尽可能地贴近20世纪的主体性。从波普尔和巴迪欧对20世纪认识的分歧可以发现,对历史的认识并不取决于历史自身,而是取决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观念。

就艺术领域而言,在材料可靠的基础上,如果写作的观念更为讲究,将能更贴近地叙述艺术的历史。正是由于写作观念的存在,使得历史写作和批评写作都不可能再奢望客观或中立。考虑到写作观念对于历史写作或批评写作的决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历史写作或批评写作理解成历史是如何被讲述和被评价的反映,而不仅仅是艺术历史的自身。或者说,历史的呈现本身是可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不可理解的。巴迪欧曾以“前卫”的观念来看待20世纪的艺术,他认为20世纪艺术的独特性是对真实的激情,因为20世纪毫不犹豫地牺牲或解构了形象,而在对形象的解构中存在一种趋势——减,即寻求最小的图像、最简单的线条以及消失的形象。巴迪欧在“前卫”的概念中考察了20世纪艺术中解构和减的关系:“所有的前卫都宣称了在形式上打破了以往艺术形式。它将自己表达为一种对于在一定时期,定义艺术之名对形式传承性的直接破坏力。不过,明显的是,在整个世纪中,唯一不变的就是这种断裂。”【1】“前卫”在形式上的革命性,对理解20世纪艺术的发展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中国当代艺术对传统艺术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基于其形式上的革命性和创造性。

靳卫红发现,吕澎(微博)《20世纪中国艺术史》“过往的80年的梳理成了对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铺垫”,因为该书论述当代艺术的篇幅占全书近半。【2】吕澎把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论述重点放在当代部分,如果从当代艺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无可厚非。但如果从20世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整体来看,当代艺术部分的比重显得过大,毕竟20世纪前80年中国艺术的发展同样波澜壮阔。但不能否认,当代艺术因其在艺术史上的革命性和创造性,它的重要性是日后回头看今天必将得以认定的,今人应庆幸生活在当代艺术的创造中。由于当代艺术使艺术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写作观念已经不足以再用来描述和批评当代艺术。

在当代艺术的写作中,对传统的历史观念和因循守旧的写作方法产生怨气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坚持传统历史观的批评家往往会问:既然阁下认为敝人的历史观陈旧,那么阁下的历史观新在哪里?作回答的往往不是对旧历史观持否定态度的批评家,而是对旧历史观持保留态度的批评家,后者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史(比如《史记》)或中国古代美术史(比如《历代名画记》)的传统书写模式中寻找灵丹,另一方面也吸纳西方前沿观念,比如周彦准备“重新思考自己传统中艺术史书写的‘以鉴赏为导向’的模式,而我们则力图在写作新的中国当代艺术史的过程中通过运用当代修辞和理论对这种模式加以改造”。【3】运用当代修辞和理论对传统模式进行改造是可行的,毕竟想要凭空打造全新写作模式的愿望已经显得好高骛远。但对当代修辞和理论用力较深的批评家往往理论玄奥,历史体验或历史体悟的能力却相对较弱。该现象类似当年牟宗三对中国历代哲学家的评断,例如他认为“孔孟于道体(形而上的原理)及历史文化两方面,具体的解悟力俱强。老庄于道体方面强,而于历史文化方面弱。程朱陆王都于道体方面强,于历史文化方面则不甚彰显”。【4】一般而言,只能堆砌历史材料的历史学家可能永远也不会对历史产生自己的解悟,历史观念和历史哲学才是写作的内在程序。与批评写作相比,艺术史写作更依赖于历史观念和历史哲学,或者说,只有在一定的观念程序中,理解并讲述历史才是可能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哲学具有一种自治的,而非孤立的存在形式和价值。公元前3世纪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在过去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历史哲学来重新叙述历史,即以五德的转移来说明朝代的更替,他推论以土德王的黄帝为以木德王的夏朝所克,夏朝又为以金德王的商朝所克,商朝又为以火德王的周朝所克,周朝将以为水德的朝代所克,如此往复循环。邹衍的历史哲学具有浓烈的迷信色彩,中国艺术史的书写显然不会引入此等历史观,但他自圆其说的整套观念或系统模式是可以借鉴的。当前建立全新历史观的企图无异于痴人说梦,因为有关历史学的基本观念已经相对完备,但今人也不可完全丧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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