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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山:朱伟只像一个勤劳的农民

[来源:99艺术网]  [2012/9/18]
毫无疑问,朱伟和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一面镜子,原因在于:朱伟以他超凡出众的智慧和敏锐穿透了现实的重重幕帘,并以他充满生命气息和视觉张力的作品,向人们洞开了一扇认识中国当代艺术的大门。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个现象:朱伟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里独领风骚,关键在于他没有像一些短视的艺术家那样,因为各种诱惑而降低其艺术理想,——相反,他坚持把艺术的底线一再往上提升,提升到一个别人难以跨越的高度,尽管他的个性是含蓄而内敛的,但在艺术上却像一个冲锋陷阵的斗士,在水墨画、版画、雕塑的创作上攻城掠地,他的某些代表作已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

作为艺术家,尤其是作为当代中国的艺术家,许多复杂的因素均外化成为背后的布景,人们似乎更欣赏、更着迷于布景中的点缀,用栗宪庭的话说:重要的不是艺术。——不是艺术,是什么呢?许多年前,我和几个批评家讨论中国当代艺术中的一些奇怪现象,都认为,由于外部纷扰与内在贫血,艺术家普遍存在着营养不良,我们觉得,不是艺术家的努力不够或才华不足,要求艺术家将先天性的娘胎里带来缺陷依靠后面的勤劳来弥补,那是不现实的。假如说艺术家有问题,成因在于培育他们的土壤太板结,局限是预设的,所以种种言说都很容易找到根源。然而,凡事都有例外,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最优秀的一部分人,似乎天生具备某种自足性,这种自足性的本质是他们的才华和视野,促使他们超越了先验的局限。

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和朱伟谈及艺术家的名声和创作的关系,发现他如此低调。我想起了有人对我说的,朱伟是个非常有趣的个案,从他身上可以挖掘出另一种常态以外的东西。我收到过朱伟寄给我的资料,里面的有不少足以骄人记载,然而,我却看到他对那些记载的掩藏。西方人喜欢说性格即命运,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该如何对待命运,朱伟从来不炫耀他的业绩,从来不抒发他对未来图景的宏大构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只像一个勤劳的农民,踏踏实实地埋头劳作。

今年盛夏,朱伟来到酷暑中的南京游玩,我们在闲聊的时候萌发了一个念头,把即兴式的闲聊记录下来,如果有些意思的话,便把它做成一本关于人生和艺术的对话集。对话共用了九天,录音整理出来后,基本上表达了双方的想法和立场,决定书名就叫《九日谈》,以表达这些对话的时间概念。朱伟大约是第一次认真并深入地谈论他平时很少谈论的东西,我发觉在他自我压抑的讷言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乐意抒发胸臆的激情,尽管他仍然是低调的,仍然不肯畅所欲言,但他的语言浮标已经让我捕捉,他的才智和执著不仅体现在他的画面上,根本上说,他具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强大的内在气质。

丹纳论述艺术家的风格特征时这样强调:他们身后都有一个“家族”,换句话说,任何艺术家都避免不了某种必然性制约。我读到国外批评家对朱伟作品的评析,发现一有趣的现象,国外批评家(包括策展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解读,都有一个相同的立场: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破译中国艺术家作品中的“政治密码”,即使看似寻常的场景或故事,也不无牵强地联系到政治的根子上。我以为,中国艺术家对政治的兴趣明显被某些西方人士夸大了,甚至到了妖魔化的程度,而从意识形态和心理接受的层面上,双方之间的依赖关系又大大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朱伟的作品是这个时期的产物,用丹纳的比喻,是“家族”中的一员,问题在于,同样是某个时期艺术典型,有没有更深层面上的精彩表达呢?就如朱伟的一些代表作,其内容所涉及的东西即不是声讨,也不是调侃和嬉戏,它蕴涵的意义是与“政治波谱”或“泼皮”不一样的。我得补充,艺术家的政治情结并非空穴来风,它的线索很清晰,由于不吐不快的情感因素,艺术家不约而同对某类题材和内容感兴趣,“家族”的潜在作用显而易见。朱伟在处理他的题材时,非常老练地将一种集体无意识转化成他个人的独特视角,把童年梦想和现实境遇巧妙地穿插起来,构筑了一个与生活并行的虚拟实在,里面设计了各种自相矛盾的对立,对立之中又自行化解为无奈的和谐,折射了他精神暗处的隐痛,同时,这种隐痛折射了朱伟对社会和对人性的真切关怀

朱伟曾反复对我强调所谓“人性”的重要实质,而不是所谓的“政治情结”。关于“人性”问题,在特殊的语境中只能赋予特殊的关注,因为没有纯粹的抽象的“人性”,然而,关注“人性”的出发点,使朱伟比他的同代艺术家更为成熟。朱伟没有具体落脚到“人性”的范畴,只是凝滞在感受层面上,对艺术家而言,恰恰是一个很落实的很有效的动作。我想说明,朱伟眼里的“人性”和知识分子的烦琐解释不一样,他是站在生存的土壤上,以朴实无华的方式当做思考出发点的。人性是普遍的,“政治情结”却是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朱伟以“人性”为基点深化他的主题,无疑是一种高明之举。我观赏过朱伟不少作品,发觉各种各样的题材对他来说仅仅是表达的轮廓,他对人的生活状态的把握才是他作品的内核。不管是他那些外表看来带有“政治”色彩的作品,还是那些个人经验化的作品,从根本上看,一条主线是贯穿始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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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以他的水墨画作为主打,又创作了数量不低的雕塑和版画。朱伟的水墨画放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一眼认出,说明一点,无论从图式到表现性,他都实际地发挥了水墨画表现力的边界效应,可以说,水墨画在他手里,已经不是一个画种,而是得心应手的母语,他将他的母语发挥到了极致。我看到了太多的粗制滥造,和太多的贩卖小聪明的伎俩,那种依靠一点才情博取名利的家伙遍地都是,败坏的风气很容易腐蚀所有在场者。朱伟不屑于“在场”,他几乎依赖于自己的自我放逐来抵御那种侵蚀。朱伟的水墨画已被很多人追捧,但是,我觉得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尚未真正理解他作品中的涵义。我曾撰写过一篇《从中国画到水墨》的文章,谈到概念的转变其实是思考立场的转变,“中国画”所带来无休止争论在于概念的模糊性。水墨则是媒材,因此,就它的表现范围和表现形式而言,都显得更具弹性。朱伟不看重那种随意性很强的写意画,甚至对那种乱涂乱抹的写意画颇为排斥。美国一位研究中国美术史的学者断言:写意画的兴起终止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姑且不论他是否偏执,毕竟他是依据现象判断的。中国画家经常喜欢说:师古人之心,不师古人之迹。这正好把顺序做了不合理的颠倒。从当代许多艺术家的实践看,“古人之迹”是被常常利用的,“古人之心”却抛到九霄云外。朱伟毫不隐晦自己对传统工笔表现方式的偏爱,不过,在他的作品里,方式完全从属于画面所体现的观念及气氛所需,例如他在技法上——诸如线条、色彩、机理等等,皆与传统方式的延续有关,但由于他的观念是从现实中生长,因此他作品中强烈的当代气息扑面而来。特别是在造型方面,朱伟具有超越古人的独特贡献。我仍得强调他在造型上生活气息,实际上,有很多当代艺术家喜欢利用自我形象的外化,但是在朱伟那里,形象的处理已成为一个时代符号,在若干年以后,他画中的那些形象将是人们认识我们时代的视觉代码。

有一度,国内的批评家热衷于讨论水墨画表现力的边界问题,显然,这是有悖于当代艺术现状的。正如朱伟在水墨画之外,又创作了为数不少的版画和雕塑那样,作品的类型和媒材无关紧要,艺术家在某种创作激情的推动下做出这种或那种作品,是水到渠成的。朱伟的版画承袭了他水墨画中的特征:简洁、单纯和富有视觉张力。另外,由于版画的材料性能,更加显示出造型上的形式感。朱伟的雕塑作品全都散布在国外的不同地区,所以国内的人很少能够欣赏得到。我对朱伟说过,雕塑是他整个创作的相当精彩的部分,我将在我不久后主持的一个建筑、雕塑活动里力邀他参加。我以为,某些国外的收藏机构和收藏家喜欢它们,显示了朱伟作品的国际化意义,也是一种示范的作用。

朱伟被他的生活惯性拉动着一步步迈进,依旧如往常一样低调和朴实,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一起成长并一起登顶的,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看清了他高大的身影,这是时间的胜利,——正如俗话所说的,时间是最终的裁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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