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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中日青花纹饰之异同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0/9]
[img]uploadpic/201210/2012100933915453.jpg[/img]图1 1630—1640年代早期伊万里染付椿蝶纹皿

[img]uploadpic/201210/2012100933916921.jpg[/img]图2 1620—1640年吹墨兔东屋纹皿

[img]uploadpic/201210/2012100933918473.jpg[/img]图3 明嘉靖青花兔纹盘

江苏 殷福林

青花瓷发端于中国唐代,元代成熟后大量外销,引起世界轰动。日本贵族和武士仰慕之余,责令六古窑中唯一能生产釉陶的濑户窑仿制。但由于尚未掌握中国的制瓷真谛,屡试不果。虽然两国“一衣带水”,但在那个交通相对不发达的时代,要直接从中国输入先进的造瓷技术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朝鲜半岛与中国国土相连,是最早掌握中国制瓷技术的亚洲国家,半岛最南端与日本九州仅200公里左右的距离,可谓一条间接获取中国高新技术的捷径。十六世纪末,日本武将丰臣秀吉以借道朝鲜远征中国被朝鲜李王拒绝为由,于1592年(文禄元年)率九个军团计十五万八千人出兵朝鲜,发动了一场“陶瓷战争”,掠回大批陶工,并在以九州为中心的唐津、上野、高取、萨摩、萩等处建造窑场,以期改变日本有陶无瓷的窘境。

1616年,朝鲜陶工李参平终于在九州滋贺县有田町的泉山发现了白瓷矿,为日本烧制出第一批青花瓷。因装饰效果如同蓝印花布,故取名“染付”。虽然所用的青料呈色不够亮丽,但经过初代陶工酒井田柿右卫门精心调配出另类的米汤色白地,有效降低了纹饰与坯地之间的对比度,不仅掩饰了技术上的缺陷,反而营造出一种温润氛围,其恬淡闲适的优雅情趣与日本人崇尚的淡泊心境极为契合,以至立刻风靡全国。这就是日本人引以为豪的“早期伊万里染付”(图1)。

最初的伊万里青花纹饰制作工艺是借用中国明代(1368—1644)流传下来最古老、最简易的“吹墨法”。即先将剪好的纹样放在坯体上,然后从上方用吹管喷洒青料以得到剪纸般的阴纹图案,最后用笔略加修饰点缀而成。代表作品有“吹墨月兔纹”,跳跃中回头观望的玉兔形态和明嘉靖的青花兔纹极其相似,而构图尽可能地被简化(图2、3)。其他山水纹也好植物纹也好,虽然均以中国青花为参照系,但大多笔调粗放,画法写意,构图疏朗,点到即止。对于当时青料匮乏、瓷绘技巧尚且稚嫩的日本瓷业,与其说这种过分简约的手法出于画工们的无奈,毋宁说不愧为一项顺应逆境的聪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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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欧洲对中国青花瓷需求达到高峰,景德镇出口贸易兴旺发达,订单应接不暇,以致官窑难以消化,必须动员民窑合力完成。一艘艘远洋货轮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把贵如黄金的中国青花瓷器运往欧洲。1602年,葡萄牙圣地亚哥号商船满载万历窑大小瓷盘42箱于运输途中被西班牙掠走;两年后,西班牙又从一艘葡萄牙卡蒂尼娜号商船截获60吨万历窑烧制的青花瓷。世界对中国青花瓷的渴求由此可见一斑。

图4 1680年仿万历风格的芙蓉手古伊万里大盘

十七世纪中期,中国战祸连年。陕西米脂人李自成举兵,1644年3月崇祯帝自缢,明亡。4月北方女真人清王朝多尔衮乘乱南下,与明总兵吴三桂合谋,夺得政权。值此兵荒马乱之际,以官窑为支撑的景德镇瓷业自然受到牵连,生产一蹶不振。主营中国青花瓷器转口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因此货源告急。日本抓住这一商机,竭尽全力仿制中国产品,移宫换羽,扩大出口。最具代表性的是模仿中国明晚期外销瓷中最为抢手的分格开光青花瓷盘,大获成功。这种纹饰构成很像盛开的荷花,故被日本人称为“芙蓉手”(图4)。更有甚者,竟然在伊万里青花产品上题写“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大明万历年制”等年号款和“富贵长春”等吉祥款,鱼目混珠,令西方人难辨真伪。日本陶瓷学家曾经断言,被称为有田烧代表的“柿右卫门”染付,简直就是景德镇青花瓷的翻版。据说因此日本每年能获得欧洲10万件订单。

中日两国有很多相同的习性。中国传统的图案同样受到日本人喜爱。这一特点在青花纹饰上也有所体现。诸如龙凤呈祥、喜鹊登梅、牡丹富贵、松鹤延年、兔守桂树、鱼跃龙门、三羊开泰、燕飞春来、虎啸山林、蝶戏花丛、寒江独钓、竹林品茗、寿星送桃、天马行空等题材,两国常有使用,但表现手法上存在细微差别。比如日本青花山水纹,构图比较随意,不太讲究开合,皴法也很单一;所绘远山大多相互独立,如同漂浮在海上的岛屿;特别是喜欢用中国青花少见的水波纹、鱼网纹和旋涡纹,不经意中流露出一个岛国异样的文化内涵。只要仔细观察,总能从中嗅出些许“夷”味(图5、6)。

图5 亀山焼(约1860年)山水文大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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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波佐見窑古染付网文煎茶壶

出于商业利益亦步亦趋的模仿行为不但为日本赢得了财富,而且还起到催熟日本制瓷技术的意外效果。进入十八世纪,日本青花在仿制大潮中逐渐成长,纹样日趋复杂。取自中国传统图案之一的缠枝卷草纹青花瓷品异峰突起,令人耳目一新。这种被日本人称作“唐草纹”的以藤蔓植物为原型的纹饰,一改过去大量留白的简约洒脱格调,转而崇尚精致华丽。其圆润卷曲的纹饰纵横缠绕,几乎充满整个器物,如锦似绣,赏心悦目(图7)。

图7 1680—1700伊万里染付唐草纹罐

日本瓷业在中国智慧的沃土上茁壮成长的同时,亦在力图摆脱“中国恩师”的羁绊,不断揉进日本元素,以期形成自己的风格。如果说从1630—1640年早期伊万里的《染付菊纹皿》已经初具日本风情的话,那么柿右卫门的《染付波鹭纹皿》(1670—1680)和古九谷窑的《扇纹十二角小皿》(1660—1670)、《富士山水皿》(1668年前后)则如同“浮世绘”,已经是东洋味十足的青花瓷品了(图8、9、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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