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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乐大典残本发现流布记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0/9]
[img]uploadpic/201210/2012100937810073.jpg[/img]永乐大典残本发现流布记

叶恭绰(1881-1968)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之前,曾赴欧洲考察实业。即将归国赴任的1920年某日,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闲逛的他,意外发现了一册《永乐大典》的零本。他随手翻阅,这可不是一册普通的古籍,姑且不说《永乐大典》本身的价值与难得,这册零本竟还是专门的“戏字本”,其中辑录的戏文均是闻所未闻的古本。博闻广见,本身也是收藏家的叶氏,凭借多年的阅历,感到事关重大。他迅即购买了这一册古籍,不久就将它带回了北平。

■叶氏发现,北平图书馆里留存的这一卷《永乐大典》是专门派人抄录的副本

回到北平之后,叶氏到北平图书馆对这本标明为《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古籍进行了查证。结果惊奇地发现,北平图书馆里也没有收藏这一卷《永乐大典》,图书馆曾专门派人抄录了一份副本留存。他为之感慨道:“此仅存之本,诚考吾国戏剧者之瑰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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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1930年春,继鲁迅之后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马隅卿(1893-1935),听闻了关于这本古籍的神奇传闻,立刻赶往北平图书馆一窥究竟。马氏此行,并非普通藏书家搜奇探宝式的一饱眼福而已,他是代表“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来寻访可资校印流通、学术研究的珍罕古籍。就在一年前,1929年,他与友人发起“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刚影印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清平山堂话本》。经过一番考察,马氏认为此书的发现意义重大,迅即表示,将以北平图书馆的抄本为底本,校印出一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来。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再造本,成为中国衍生出来的第一部可资学者们方便利用的优良底本

1931年5月,由沈尹默封面题笺,钱玄同扉页题笺;钤有“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版权章的,一册大十六开精白纸线装铅印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翩然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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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印制之精良,是远远超过此前的《清平山堂话本》影印本的。即使是用于刊印的铅字字模,也选用了由印书、藏书名家董康主持的百宋印书局专用字模。这套字模是以董康收藏的宋版《龙龛手镜》中的字体摹刻翻制,其制作之精可想而知。这套字模分“北宋聚珍版”与“南宋聚珍版”两种,而《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印制,恰如其分地选用了“南宋聚珍版”字模,无论是字体本身的清秀疏朗、精致悦目,还是字体风格正好符合书中所辑南宋戏文的风范,这样的印制水准多少还是有点再造“善本”的意味了。此外,无论从纸张、开本以及名士题笺的郑重其事来看,这都是继叶氏在英国发现原本之后,在中国衍生出来的第一部可资学者们方便利用的优良底本。

■后人猜测,未能影印原本是为控制成本、便于校正,对普通学者更具使用价值

据说,叶恭绰从英国带回《永乐大典卷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之后,因其珍贵难得,不久便将其存入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秘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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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猜测认为,之所以未能影印原本,是马隅卿等人可能根本未能联络到叶氏本人,或者直接被叶氏拒之门外。但这种猜测也随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印行不攻自破,因为在书后的跋文中,叶氏明确提到了他“亟愿此书流通”,“影印姑待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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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马氏等人未能影印原本,而代以铅字排印的校印本,则只可能是一方面限于资金有限,且原本篇幅较大,全部用珂罗版影印实施困难;另一方面采用铅字排印的方式,成本相对较低,也便于校正,对普通学者而言更具使用价值。在这种情势下,尽可能使用好的纸张、采用大的开本、选用优美的字体,还是可以让后世读者颇感赞赏的。就这样,一部旷世孤本结束了在海外的多年漂泊,在众人的合力推动与精心筹划之下,终于在其发现之后十年,以铅字排印的方式,飞入普通学者与读者的视野之中。

■对此书价值的再发现与重新定位,使得一批“南戏”学术新人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屡发新论、屡开新风

此书印制后不久,迅即引来众多学者购藏与研究。傅惜华(1907-1970)就曾购进过一批,除了自己留用之外,他还不忘四处赠送师友。凡经他赠送的,均在正文页首下角,郑重钤上“傅惜华持赠”的专用印章。其中一册赠予词学大家唐圭璋(1901-1990),唐氏读后大加赞叹,在书间题跋曰:“昔瞿安师曾云,剧曲之兴,由来已久。而词变为曲,其间迁嬗之迹,皆在有宋一代。今惜华持赠此册,谓皆宋元间剧文,颇难得一见也。灯下展读,始悟瞿安师之语。观剧文三本,见宋词笔法、元人精神,或又可为吴歌先声,诚宝贵之资料,曲词之奇葩矣。”

傅惜华与唐圭璋的重视与赞叹,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即将开启的学术时代之来临。这样一本“奇书”,如此精良的印制,如此受到学者们的青睐与重视,也必然亟须学者们对其价值的再发现与重新定位。诚如叶氏在此书跋文中所说,“至此书内容一可考传奇乐府嬗变之迹,二可考其时习用语言。是在专家探索引申,无待赘述。”又如以“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的名义所作的附识中所称,“它的内容,在戏曲史上的地位,是不亚于董解元《西厢》和无名氏《刘知远》的。现在已经有人作精密的研究,不久就可以见到论文。这里不提了。”

叶氏提到的“嬗变之迹”与“习用语言”之探索,印行会所称的“有人作精密的研究”等等,虽语焉不详,但似乎已经提前预告,这本书的面世,将在学术界引发新的思潮与新的研究方向。的确,之后不久,一场“南戏大发现”的学术新潮就汹涌而来,一批因“南戏”而涌现出来的学术新人,在随后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屡发新论、屡开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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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叶氏曾秘藏于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的孤本不知下落,时隔数十年孤本却惊现台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21日至22日,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台湾嘉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汪天成发表《〈永乐大典戏文三种〉的再发现》论文,报告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即《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内府重写本)现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 这册叶恭绰曾秘藏于天津某银行保险柜中的孤本,因抗战爆发、时局混乱而不知下落。抗战胜利后,这册孤本再也没有露面,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已经佚失。时隔数十年后,这册孤本却神奇般再次发现于台湾。这发现之后的再发现,于海峡两岸的“南戏”研究者们而言,无疑是天降奇缘,其中的惊喜与振奋,无不让人心潮澎湃、感动莫名。

■文并图/肖伊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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