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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档案拍卖疑云重重

[来源:华夏时报]  [2012/11/3]
本报记者 李北辰 北京报道

梁启超去世83年后,因为一次商业行为,梁启超的档案及生前住所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引发了梁氏后人的一场争端。事情最初发生在9月17日,北京匡时(微博)拍卖公司举办了“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在秋拍中亮相,并宣称“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实际意义上的故居。梁启勋(梁启超大弟)的外孙孙军出席了发布会。

然而,对于此次在历史学者们看来意义非凡的拍卖,梁启超的直系后人却并不认同。不久前,梁思礼(梁启超之子),梁再冰(梁思成之女),梁柏有(梁思永之女),吴荔明(梁思庄之女)发表联合声明称:梁启超曾有遗言,离世后遗作均捐给国家,匡时的拍卖与他们无关。他们还否认了南长街故居一说,称那仅仅是梁启勋的旧宅。

梁启超后人的声明,为此次拍卖平添了种种疑虑,也同时给了公众一次接近历史真相的机会。

档案从何而来

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巨人,梁启超在几十年的人生中,经历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这批来自南长街的藏品,包括梁启超的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千余件,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梁启超研究的空白。其中287件信札涉及康有为、袁世凯、冯国璋、孙传芳等一批民国风云人物。另外还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袁世凯之解剖》等重要学术著作的手稿原件,均是首次公之于众。匡时董事长董国强(微博)表示,这批档案不会整体拍卖,而是根据类别分成100到200个标的,总底价为5000万元。

然而,梁启超直系后人的声明,却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声明中,他们表示对匡时的拍卖毫不知情,“作为梁任公的后代,我们从未出售拍卖过梁启超的文稿和物品,此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我们无关!”

事实上,身为思想家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拓者,梁启超去世前曾叮嘱儿女,将其藏书作品等资料捐献国家,所以,和梁启超有关的绝大部分文物都已捐给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梁氏第二代中唯一一位在世者梁启超的幼子、88岁高龄的梁思礼曾向媒体表示,他仅保存了父亲的3件遗物,“一幅字本是思忠(梁思忠,梁启超四子,25岁病故)的,但思忠早逝,后来就给了我。另有一支饮冰室的毛笔。还有一幅画,其实是别人的,只是父亲在上面题了字,也就算一件了。”

那即将拍卖的档案从何而来呢?拍品是否经过考证?对此,董国强表示,这批档案确非来自梁启超直系后人,而是梁启勋后人所藏。针对本报记者的问询,匡时相关负责人发来了一份扫描版的梁启勋后人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孙军(梁思明、宋仁之子)和梁衍(梁思睿、刘孝文之子)写道,档案由梁启勋整理,并由梁启勋后人保存至今——殊为不易。

据梁启勋后人介绍,1966年“文革”抄家,南长街54号院保存的大量资料被抄走或烧毁,目前所见的近400件梁启超、康有为、麦孟华与梁启勋的通信,是梁思明从红卫兵手里争取下来的。手稿则是抄家时从零散丢在地上捡起收藏的。梁氏兄弟的藏书在“文革”后返还。家具器物因为红卫兵认为并不看重,一直保存在南长街54号,直到1982年搬离。

故居何在

在匡时的描述中,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二人的共同居所,是梁启超在北京“事实上”的故居。梁启勋后人在声明中说:“相比一个梁任公从未居住过的地方,南长街54号是他曾经长期居住过的地方,更有条件称为故居。”而这个“从未居住过的地方”,是指被官方认可的“梁启超故居”——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

可以肯定的是,梁启超并未在北沟沿胡同居住过。据梁思礼回忆,那房子是大姐梁思顺在1930年购置,而梁启超在此前一年刚刚过世,定此处为故居纯属乌龙。

现在公认的梁启超故居有两处,除了天津著名的饮冰室,另一处在其出生地的广东新会。清末民初,梁启超长期在北京政坛和学界活动。据史料记载,其时梁启超曾在北京粉房琉璃街新会会馆、清华园北院、南长街等多处地方居住过,因此“故居”尚存争议。

面对争议及亲属的否认,梁启勋后人发表声明称:“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的‘行营’和固定住所之一,这确定无疑。”

据孙军等人回忆,梁启勋曾在南长街54号院建好后,专门留了10间房给哥哥梁启超用于休息、工作和会客。上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只要到北京办事或周末去清华讲学,一进城就会住在这儿。另外,根据匡时发给本报记者的一份刘孝文(梁启勋儿媳)的说明称:“连梁思成的婚礼都是在南长街办的。康有为也在此住过。”

但是,对于梁启勋后人的“证据”,88岁的梁思礼并不认同,“南长街确实是梁启超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但不能就因此说是故居吧,毕竟那是梁启勋的家,跟走亲戚一样。我去亲戚家里住了两天,就能说这是我的故居吗?”

历史恩怨

种种资料表明,梁启超生前和梁启勋的关系非常亲近。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曾流亡日本。归国后,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弟弟梁启勋,成为了梁启超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曾说:“汝二叔现在为我身边刻不可离之人。每日代我会客办事、出纳金钱、管理寓中诸务,亦无一刻暇。”

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病逝,梁启勋为李蕙仙精心督造墓地,在条件简陋的香山住了近两个月,中间仅进城三次。两年后,梁启超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聘梁启勋为总务长兼会计,兄弟间的感情可见一斑。

遗憾的是,这种亲近并未在梁氏后人中延续。相反,梁氏两家后人已无往来。据媒体分析,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是在抗战时期,留在北平的梁启勋出任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汇局调查室主任。吴荔明回忆道:“抗战结束后,梁思成从大后方回来,就率领兄弟姐妹跟梁启勋断交了。”

面对尘封多年的历史,梁启勋后人在声明中称:这其中另有隐情。梁启勋虽为日伪政权工作,但其二儿子梁思睿,做了一些地下工作。梁启勋在1951年当选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时,在履历中介绍过这件事。匡时也向本报记者发来了一份扫描文件。文件显示,梁启勋在当选中央文史馆首批馆员时曾自述:“1938年,曾投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做过点地下工作。1948年当北京围城的时候,也做过一点地下工作,卑不足道。”

针对“汉奸”一说,梁启勋后人表示:梁启勋究竟如何,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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