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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树《谁在收藏中国》:国仓硕鼠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1/15]
选自:吴树(微博)《谁在收藏中国》 第四章

就在地下文物和水下文物受到空前浩劫的同时,我国的地上文物同样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劫难。据国家文物局有关负责人透露:近些年来,我国各类博物馆馆藏文物、寺庙文物以及田野石刻被盗案件每年都有,而且增长迅速。以2004年为例,全国共发生此类案件36起。其中,只有7起案件被侦破,破案率仅为20%。在这36起文物被盗案件中,共丢失各类文物223件,案件发生率比2003年上涨了近8成。来自有关部门的资料综合显示:这些案件的发生主要出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文物单位的工作人员见利忘义、监守自盗;二是文物单位或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与社会上的犯罪分子内外勾结、联手作案。因为这两类犯罪现象所涉及人员的工作性质特殊,所以往往案情复杂、手段隐蔽、危害性大(多涉及国家一二级文物)、破案率低,经常给国家文物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盗卖国宝

2002年10月28日下午,香港金钟道万豪酒店。

一场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专场拍卖会正在进行,有20多名中国香港、德国、法国及瑞士富商参与竞拍,主持拍卖的是香港佳士得(微博)公司。本次拍卖会上的49件拍卖品中,两件来自内地的清代皇家文物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件是清朝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拍卖底价200万~300万港元;另一件是清朝乾隆代银坛城,拍卖底价10-15万港元。这两件文物都是国之重器,有购买意向的人很多。竞拍中,佛像被一名香港古董商以29.5万美元(合227.4万港元)拍得。

这两件拍品在拍卖场亮相时,引起了一位北京客人的惊愕。他名叫王启,是中国文物局的工作人员。拍卖结束后,他马上委托一位工作人员去查看一样东西。那人很快就向王启回话:“那两件拍品的确都有原始标签,无量寿佛坐像的原始标签是‘留平20388’、‘复查22’、‘故160801’;另一件的原始标签是‘留平56044’、‘复查515’、‘故141442’。”

王启听后急忙离开拍卖公司,他清楚,出大事了。因为“留平”字、“故”字标签,表明那两件拍品是故宫(微博)博物院收藏的文物。当晚,他给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领导拨通了电话。

果然,此次拍卖一经公开,中国文物界一片哗然。很快,国家文物局指派专人对此事展开了调查。根据专家提供的文物编号,调查人员很快核实:这两件文物的确是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品。但从文物去向登记上看,它们已于1972年前后调拨到河北省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于是,国家文物局将此事通报国家公安部,并将调查重心转移到河北省承德市。

北京的文物专家到达承德时,外八庙文物管理处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正带领手下在街头宣传《文物法》。随着古代艺术品的市场价格直线上升,承德的收藏热跟着北京的步子升温。围观的群众不断向李海涛咨询各种问题,其中大多数都是关于如何识别真假文物和对一些具体文物的估价。李海涛一面耐心解答群众的问题,一面不失时机地宣讲国家《文物法》和有关实施细则,并告诫收藏者要守法收藏,不要做损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事。

中午时分,文管处来人通知李海涛,回单位陪北京来的客人吃饭。席间,他被告知代表单位参加调查故宫文物失窃案的专案组。

次日,在李海涛的引导下,专案组正式进驻承德外八庙,并马上着手对外八庙的库存文物进行核对。结果让北京来的专家深感意外:那两件分别标号为“留平20388”、“留平56044”的文物仍旧完好无缺地存放在库房里,只不过器型并非是在香港拍卖的那两件东西。而且经核对,库房里的文物总数也一件未少。

难道月前在香港佳士得公司拍卖的两件故宫文物是赝品?抑或那两件拍品的标签是被人作假贴上去的?于是,专案组又调阅承德文保处的原始文物入库单,但遗憾的是这里的原始记录在“文革”当中受到毁损,资料不全。在专案组的要求下,故宫博物院又派人再次查验当年的故宫文物出库单。查验结果,出现在香港拍场的那两件文物的确于1973年出库,移交给承德文物管理处。而且,当年的库房保管员还找出了承德方面的收条。

经反复核实证明: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和银坛城两件国宝级文物的确是从故宫转移到承德文管处。那么,这两件国宝又是怎样从承德文管处跑去香港了呢?专案组又进一步对承德文管库的库存文物进行逐件核查登记,结果让人吃惊:经核对不仅确实证明了在香港展出拍卖的两件文物均来自外八庙,而且还意外地发现外八庙库存的文物中竟有数十件为赝品。北京来的专家们震惊了!看来,事情远比他们想象和预料的要严重、复杂得多。

十几天后,承德国宝盗窃案被正式移交给承德警方进行侦破。

○“内鬼”落网

承德外八庙的文物库房设在外八庙之一的“须弥福寿之庙”。此庙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占地面积37900平方米。直接负责外八庙文物库房安全的是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手下还有5名工作人员。其中有一人负责记账,不允许进入库房。根据该部门的管理条例,因为工作需要进入库房,必须有两人以上,并由保卫科的人陪同。库房外有两层门,外层是木门,里层是铁门。两层门的钥匙分别由两个人掌握,要想进入库房必须同时用两把钥匙开门。(图58)

作为文物库房的“御座楼”建成于清朝,是一栋两层楼房。记者来到此地时,只见楼前立着两只制作精美的铜质香炉,虽不见缥缈清烟,难闻鼓乐笙鸣,可仍旧清幽高雅、古色古韵。在朱红的高墙内,有一座独立的院落,这里幽雅清静,加上置于楼内的帝王旧物历历在目,让临近之人,顿觉帝王之足音尚近,弥陀们的诵经之声犹存。

当年办案的警员向记者描述:他第一次去那里,就发现一般人根本无法潜入文物仓库。外层是一扇厚厚的木门,木门里外都上了锁。院子里还养了一只大狼狗,只要听到外面有动静,它马上就会狂吠着扑过来。听到狗叫,院里的两名保安随后就到,隔着门对来者进行查问,这种保卫每天24小时执行。除此之外,库房里面还安装了全天候监控镜头,基本上不存在死角。在如此严密的看守下,库房内竟然还连连发生失窃案,让专案组的人觉得匪夷所思,他们说:“除非是世上真有电影里那些穿壁破墙、飞天钻地的强盗,否则除开里面的工作人员,谁也没有这么大的本事进来!”

既然外部侵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么盗窃文物者最大的可能就是内鬼。警方介入后,迅速加大了办案的工作力度,调整侦查方案,对文保处内部工作人员反复进行了甄别与排查。根据掌握的情况和种种迹象分析,初期参加办案组协助调查的文物保卫部主任李海涛浮出水面,被列为重大嫌疑对象,警方马上对他布控,并秘密进行内部调查。

参加办案的警员告诉记者,当他们把怀疑对象锁定李海涛时,不少人感到意外,因为在大家眼里,李海涛是一位政治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品学兼优的专业人才,他怎么会监守自盗国家文物呢?记者查阅了当年外八庙管理处向警方提供的李海涛个人资料,其中显示:李海涛1981年1月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承德市外八庙工作。在此期间,他学习业务刻苦扎实,工作认真踏实。因此,1985年,他被组织上派往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文博专业进修学习。三年后,李海涛学成毕业回到外八庙管理处,很快便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他撰写的多篇文物考证方面的论文也相继发表在国内诸多文物专业刊物上。2000年,李海涛被评为承德市拔尖科学技术人才。2002年,41岁的李海涛晋升为副高级职称,成为承德市文物局系统中最年轻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被任命为外八庙文保部主任。在领导与同事们眼里,李海涛“工作努力,上进心强,是个难得的好苗子”。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一位负责人曾向警方如此介绍:“李海涛在外八的工作表现非常出色,是承德市文物局培养的人才!”

接下来的案件侦破,却让李海涛周围的人大跌眼镜:正是他们眼里的那位尖子人才、模范干部,一手炮制了一起震撼全国的惊天文物大案。

在掌握了李海涛犯罪证据后,承德市警方对李海涛的住所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收缴了李海涛未及出手的上百件文物。其中除开少数文物是他自己从民间购买的之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从单位盗取的国家珍贵文物。

2002年12月7日,警方对李海涛进行了拘捕审讯。在充分的证据面前,李海涛在一审时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由此,他开始了从天堂到地狱的长途旅行。

“我的罪恶之旅萌生于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而导致我最终堕落的基因却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贪念……”李海涛在他的《忏悔录》中这样写道。自从被投入监狱后,他自知罪孽深重、法理难容,便一直用书写的方式来排解内心的孤独与恐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海涛的灵魂却表现得异常的真实与平静,回忆与感悟,成了他打发剩余时刻的唯一游戏。

其实,李海涛所说的“一次偶然的生活细节”,在大多数文博工作者来说都是常有的生活故事,只不过大多数人的此类“故事”只有开头,没有结尾,而他的故事却有始有终……

那是1993年盛夏的一天,李海涛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的同窗好友、在辽宁锦州某文化单位工作的阎某来承德旅游,顺道看望他。席间,他们谈及近些年许多圈内人“靠山吃山”发大财的事例,李海涛不时流露出失落的情绪。阎同学见状先是戏言探路,说“你要是也想发财我可以帮你!”没想到李海涛就象是蓄谋已久,一拍即合,马上坦言:“我这里有一件朋友的民间收藏文物粉彩奔巴瓷瓶,如果老同学有兴趣,可以转让!”阎同学一听正中下怀,连声说:“没问题、没问题!只要东西好,你有多少我帮你卖多少!”

其实,阎同学这趟来承德旅游只不过是借口,目的就是因为他知道承德是重点文物地区,想找李海涛“投石探路”。

当天晚上,李海涛就从单位的库房内取出那件清乾隆官窑粉彩奔巴瓷瓶,用两张旧报纸一卷,放进手提包里拎到招待所。阎同学一见喜出望外,连夸老同学“好眼力,能淘到这么珍贵的宝贝!”随即又从旅行包里摸出一大摞百元一张的钞票递给李海涛。(图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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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李海涛有可能作过多次这样的发财梦,但真正付诸实践毕竟还是第一回。据事后阎同学交待:“李海涛第一次接过钱后,神色紧张、额头冒汗,数都没数就慌慌张张地将钱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匆匆离去。”

第一次盗卖国家文物时的情形,李海涛也始终记得很清晰,他在《忏悔录》中写道:“那一次,我很紧张、很害怕,拿了钱以后低着头一口气跑回家。尽管是夜里,一路上我还是感觉到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有无数只枪口在对着我……关上房门,平静了好一阵子,我才抖抖索索地打开包数钱——整整10万块人民币……差不多赶上我十年的工资啊!”

就这样,李海涛的死亡之旅不太轻松地拉开了序幕,“一个偶然的生活细节”,很快“起承”,并最终“转合”成一个震惊全国的“大故事”。

第一次作案得手后,李海涛终于享受到自己的故事带来的财富满足,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干起窃国敛财的营生。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仅仅经过那位阎同学之手,就将清代紫金铜无量寿佛等十余件珍贵文物成功卖出,有的流失至港台,有的走私国外,一去不返。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李海涛能够从国库里取文物犹如囊中取物?

有道是:“家贼难防”!说的就是此种情形。多年来,李海涛每天上下班都背着一个大兜子,同事们都以为这是他的生活习惯,谁也不曾去想,这个大兜子里面装的竟是一件件国宝。按照规定,进库时必须两人以上,出库时不能带任何东西。李海涛和其它同事一起进入库房后,就安排他们到别的库区做日常工作,自己单独将一些值钱的文物伪装好,等到与同伴一起出库后,再把盗得的文物藏在办公室的床下或橱子里,留至下班后再将文物转移到家中。对大一些的文物,李海涛就用展布包上,或说成别的东西,或借口外单位借展,让同事或外边的临时工帮着抬出去。每一次盗窃文物后,李海涛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找高手复制一件赝品,贴上真品编号再放回真品原来放置的位子上。这种偷梁换柱的把戏一般很难让人察觉,就算是有人提出异议,权贵一方的李海涛也能够指鹿为马、化险为夷。直到事情败露,有些同事还是不敢相信:“靠山吃山,来得就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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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太简单了,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只需一个内鬼,就可以摧毁所有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安保措施、科技手段!难道李海涛之外,就没有人要为此承担重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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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李海涛的天地越来越大,在走私文物的圈子里名气也越来越大。一天,他接到北京一位王先生打来的电话,约他到北京见面,李海涛如约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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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见面,让李海涛的“盗卖”生涯向前跨了一大步。很快,他们就做成了一桩买卖:一尊大型古铜佛,成交价135万人民币。后来,李海涛知道这位王先生只不过是个文物“皮条客”,每一次在交易中不仅拿双方的“回扣”,而且还要

“做差价”吃黑。于是,他找个机会直接与王先生的上线接上了头。李海涛没想到的是,正是这一次接头,将他走向断头台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王先生的上线名叫李春平,美籍华人,曾当选中国“年度十大慈善家”,在北京城内是个红黑两道都叫得响的主儿。他有着基督山伯爵一般的传奇经历,有着令人嫉妒的几辈子挥霍不尽的财富。有人吹牛说进过他的家门,“那家伙跟故宫没多大出入!”还有人危言耸听地接茬:“皇帝老儿跟他比那就成了皇帝‘老二’!除开妃子比他多,啥都比他少!”当然,这些只是皇城根儿下的幽默,人家住什么样的房子、有多少钱、过什么样的日子,那是别人自己的事,犯不上跟着贫嘴、瞎掺乎。但对于李海涛来说,巴结上这主子那意义就不一样了。无论他有多少、有多贵重的东西,只要往李春平面前一放,都立马可以换成现钱,要美元给美元、要英镑给英镑、要人民币给人民币。而且少了中间环节,就等于少了一份风险、少了一道“克扣”。

于是,这俩人的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红火,直至李海涛东窗事发、咣当入狱。据李海涛交待:自2001年5月至2001年11月,先后将86件文物卖给李春平,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19件,三级文物42件,一般文物7件,未定级的文物15件。李海涛这一供述未得到李春平的完全认可。

2002年12月13日,经河北省公安厅厅长批准,承德市公安局以涉嫌国家重要文物非法交易罪对李春平执行刑事拘留,5天后李又被无罪释放。承德市检察院提供的卷宗记载:“经审讯,李春平供述在李海涛处购买了10余件文物,除承德市公安局在其处所提取的8件,其余几件在搬家过程中丢失,除此10余件文物外,李春平称没有从李海涛处购买任何文物。对于两人的供述,仅仅是一对一的口供,缺少第三者的旁证,无法认定两人口供情况的真伪。从现有情况看,缺乏认定李春平参与犯罪的直接证据,从间接证据而言,仅凭嫌疑人口供还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来认定李春平参与犯罪。”

李春平在接受警方询问时一口咬定:“卖我这些文物的人并没说是偷来的东西,只说是祖上传下来的,如果我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路不正,我根本不会买!”

有些知情的媒体对于警方和李春平这种说法都不以为然,他们从琉璃厂等古玩市场上调查到:李春平早就是文物方面的“老江湖”,不可能识辨不出李海涛卖给他的许多东西都属于国宝级文物。假若他只买了一件两件,这种说法还勉强说得过去,可是经过长达数年的多宗文物交易,他还装聋作哑,似乎的确很难自圆其说。

2004年8月15日,震惊全国的“11.28承德特大盗窃倒卖文物案”正式宣判:主犯李海涛在1993年至2002年担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处主任期间,共窃得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坐像、紫金嵌松石无量寿佛等馆藏文物及文物部件259件。经鉴定,其中属于国家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56件,三级文物58件,一般文物101件,未定级文物39件。李海涛卖出盗窃文物152件,其中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47件,三级文物50件,一般文物12件,未定级文物39件,李海涛从中获赃款人民币320余万元、美元7.2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重要文物罪,一审判处李海涛死刑。参与倒卖文物案的王晓光、闫峰、张华章、陈凤伟等四名被告人因构成倒卖文物罪分别被判处二年至七年有期徒刑,并处1万至10万元罚金。

○死而复活

李海涛案一审判决后,有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不上诉。还有网络新闻生动地描述:“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一个利令智昏的窃贼结束了他敛财祸国的人生。但是,他身后却留给了人们一系列问号:这些珍贵的国宝是如何走出国门、又由谁交付拍卖?从李海涛之‘盗’到文物被拍卖变现,这一条又粗又长的黑链领罪的仅有李海涛一人吗?‘11.28’全国特大文物盗窃案的背后究竟还有一场什么样的交易?”

这一切,有关部门均没有及时作出澄清或正面解释。对此,国内外媒体一片哗然,纷纷刊登通过各种渠道调查的真相。在诸多的报道之中,最引起记者注意的是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海涛盗窃罪的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在“经审理查明”处认定:

“2001年5月至2002年11月,李海涛独自或伙同王晓光、张华章将包括粉彩瓷无量寿佛、局部鎏金银藏式须弥山坛城、尼泊尔式局部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紫檀木框嵌花鸟插屏等86件馆藏文物卖给李春平,获赃款174万余元,美元1.7万元。

“1993年至2001年期间,吴洪宽通过王晓光将从李海涛处购买的铜鎏金佛等六件文物(未定级,未追回)卖给李春平,获赃款27万元。

“2001年5月至10月间,王晓光将从李海涛手中购得的三件三级文物卖给李春平,获赃20万元。

“至此,法院认定,本案各被告共卖给李春平包括国家一级、二级、三级国家馆藏文物共95件。

“目前除吴洪宽(批捕在逃)、瘦吴(情况不详、台湾人)、李春平(另案处理)之外,其它涉嫌犯罪人都已被缉拿归案,并且查证犯罪属实、并被定罪量刑。”

2004年9月2日,《瞭望东方周刊》第42期发表记者陈磊的报道:《承德文物大案牵出著名慈善家》。文中写道:“7月7日至8日,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而此案由于牵扯中国著名慈善家,居住在北京的亿万富豪李春平,而备受瞩目。在此案还没有完全了结的情况下,重要线索人物李海涛被一审判处死刑,更给人以无限想象……”此后,《瞭望东方周刊》又刊发了记者对一系列知情人和当事人(包括李春平)的采访报道,并引用了当地一位检察官的话:“我们也觉得李春平是本案的重要人物,这个案件中的盗窃部分查实得比较清楚,而走私这一部分却在查到李春平的时候,停滞了下来,线索都在这里断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报道竟使《瞭望东方周刊》被迫卷入创刊100期以来的第一个诉讼。

2004年11月,李春平以《瞭望东方周刊》的文章严重失实、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为由,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将该刊的出版、发行和主管机构统统告上法院。并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恢复其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记者留意到:在后来的法庭辩论中,原告对文章的核心部分——李春平收买李海涛所盗国家文物并导致该文物走私出境,并在香港被拍卖等内容,均未作出令人信服的辩解与反诉,主要是针对在李海涛案发后,《周刊》刊登了李春平在一次慈善捐赠仪式上掩面而泣的照片,编辑配发了“李春平:作秀还是真心”的文字说明,被认为是对李春平的诽谤。

2005年1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就李春平诉《瞭望东方周刊》案第二次开庭。当庭,李春平的代理人出示了捐赠清单、荣誉证书、慈善协会的捐赠证明等,证明李春平自1991年回国后,确有向社会公益事业捐赠3000多万元的慈善行为。当被告律师提出要讨论文章主题部分,即李春平涉及李海涛文物盗窃案的事实时,遭到了原告律师与法庭的拒绝。最后,法官当庭口头宣判:被告侵权事实成立,判决瞭望周刊社、瞭望东方传媒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30日内,在《瞭望东方周刊》刊登致歉声明,如被告不执行,法院将在一家全国发行的媒体上公布本判决结果,费用由两被告承担;判决两被告在判决生效30日内赔偿李春平精神抚慰金3万元;驳回李春平其它诉讼请求;诉讼费1290元由被告承担。

法庭宣判后,庭下哗然。一位旁听的记者表示不解:“在案子(承德大案)有这么多疑点的时候,你李春平大量捐款、频频亮相,作为媒体问一句‘作秀还是真心’都不可以?况且这句话并不是一个陈述句,而是一个疑问句,媒体对公众人物问一句的权利都没有?”

《周刊》的代理律师——北京纵横律师事务所的成志耕律师向记者表示,他曾多次代理媒体侵权官司,类似本案这样撇开文章内容、仅仅因为配图起诉媒体侵权的名誉纠纷案,他从事律师行业20多年还“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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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日后,《瞭望东方周刊》对此次判决提出上诉,该刊列举了李春平介入李海涛文物盗窃、走私案的大量事实,并坚持认为:他们的主要报道内容是承德11.28特大盗窃、走私文物案牵出了李春平,同时反映有人担心主犯李海涛死后此案会不了了之。发表此文的目的是唤起公众对这一大案中反常现象的关注,以期通过舆论监督督促此案彻底侦破,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是为了贬低李春平的人格。《瞭望东方周刊》的报道没有捏造、侮辱的内容,而且均有相应的依据,《瞭望东方周刊》不构成侵权。

又是两年过去了,《周刊》与李春平的官司未见有新的公开报道,当年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所提及的对李春平“另案处理”的说法显然也没有下文。记者在各种互联网搜索引擎上对“李春平”进行搜索,除开几年前与李海涛案有关的那些事以外,读到最多的都是他自2004年案发后的一桩桩慈善事迹。

至于李海涛,他长时间淡出了人们视线,大多数人都以为他早已魂归九天,谈及他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伴有对司法部门的质疑与不满,大有“刑不上阔富”的感慨,有一位长期从事公安工作的朋友甚至暗示记者:“李海涛落网只是揭开了中国文博第一大监守自盗案的冰山一角!”其言下之意尽人皆知。

令人没想到的是,四年后的2008年8月,《新华网》率先在互联网上报道了一条数百字的短消息,让所有关注李海涛案件的人坐了一回过山车。消息云:“承德特大文物盗窃案重审,主犯李海涛再判死刑……2004年8月18日,承德市中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李海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海涛不服,提出上诉。2007年2月12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承德市中院重新审理,2008年5月18日,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将此案向承德市中院提起公诉。”

“李海涛还没死?”此消息一经报道,犹如朝一潭死水里又扔下了一颗炸弹,荡起一连串涟漪。人们对李海涛是怎么“死而复活”的似乎并没多大兴趣,兴奋点都集中到对中国司法部门这种少有的戏剧性行为的猜测上:“为什么长达四年没有对李海涛执行死刑,而且秘而不宣?是不是法院有意进一步搜集李春平的同案罪证?”

记者与人交谈时,曾听人把民众对李春平的态度归结为“仇富心理”,甚至认为从不法渠道购买文物的现象比比皆是,决非李春平一人,而大众舆论却偏偏对李春平多有苛求,似乎非要将李春平置于死地而后快,这样未免有失舆论公正。

当然,我听到最多的还是人们对司法部门在这件事情上所持的态度提出质疑,这部分人往往已经不屑辩论法理,只凭一些简单的推断就足以煽动大众常态性的弱者公愤:“为什么跟李海涛案有牵连的人都投进了大狱,唯独李春平安然无事?假若此人不是李春平,而是河南的农民兄弟,恐怕早就去牢里吃大锅饭了!”

2008年8月19日,中新社又发文:“震惊中外的河北承德特大文物盗窃案主犯李海涛再次向河北省高法提出上诉”。同时,记者还了解到,李海涛在上诉书里言及:他主动交待了一些司法部门没掌握到的事情,应该从轻发落。

“死而复活”的盗者李海涛究竟又主动向法院交待了什么?是否与李春平有关?对此,记者曾试图向有关部门打听,但都无果而终。同行中不少人担忧:一旦终审判决下达,李海涛伏法,与本案有关的一切人和事将会重新被冰封雪冻起来。说穿了,还是担心司法部门偏袒李春平,因为自李海涛案一审判决后,人们经常从新闻里看到李春平大把大把地在捐钱,其中还有一项是直接向北京市警方赠送若干辆警务用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后,李春平连续三年当选了中国年度慈善家,08年还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举办了六十岁大寿庆典。这一切,都让神经敏感的人们看作是社会对强者的宽容。

还有许多明白人似乎并不想就李春平是否犯罪说三道四,他们更加关注在犯罪主体符号以外的更多潜台词,想针对此案所折射出来的一些法理内涵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可是,在至高无上的法律面前,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盗亦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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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平涉足李海涛文物盗窃案件到底有多深,我们应当可以期待法律最后的公正。撇开具体涉案人员不谈,此案留给我们的教训与思考也太多太多,我们的文物国库可以令人放心吗?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每年都有象李海涛这样的国家公务员因为涉及文物案丢掉了脑袋或被判重刑,但是,同类案件的不同版本从来就没停止过同步上演与恶性复制。记者从大量关于这方面报道中举证几件典型案例:

1990年左右,洛阳市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获取暴利,被处极刑;

2000年,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保卫干事林春涛因在任职期间,盗取馆藏汉代“宜子孙”谷纹玉壁、明代赵秉忠状元殿试卷等国宝重器被处以极刑;

2001年6月,原新疆博物馆(微博)考古部副主任、副研究员黄小江因珍贵文物流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涉案10件文物中包括9件国家一级文物;

2002年8月,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考古队队长、文物科副科长张文君因参与重大文物盗窃案,非法获得文物1190件,被判重刑;

2002年9月29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监守自盗战国时期“带鞘玉首铜剑”等荆门博物馆所藏国家一级文物,对该馆副馆长王必胜、王传富等人提起公诉;

2003年底,山西省夏县公安局3位民警因先后保护13名盗墓贼对一古遗址进行长时间盗掘,盗得青铜鼎、青铜编钟、青铜甬钟等大批珍贵文物而获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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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原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文管所副所长包卫东带领其它不法分子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盗掘一个西夏寺庙遗址,被当场抓获,后领重刑;

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干部王海涛,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勾结社会闲杂人员,多次

盗掘古墓,掘得珍贵文物14件,获得赃款30多万元,被判重刑;

2006年,山西省太原市三名博物馆工作人员因参与盗掘古墓而获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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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职人员监守自盗的案例每年都有报料,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盗亦有道”,这话怎么说?这年头吧人过日子都爱攀比,这些人当然不会拿自己去跟盗墓贼比,那掉价。

跟谁比?记者采访过一位在监狱里服刑的原某市博物馆副馆长,他也是因为偷盗馆藏文物被判了10年徒刑。他说:“我犯罪当然不应当,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一些高级别的政府官员,谁家里没有几件东西(文物)?很多都还是上得了等级的东西,哪来的?他们自己掏得出那么多钱?全都是别人送上门的。包一项工程、看好了某个职位,先带当官的看展览,搞清楚他们喜欢什么,然后要不就去拍卖会拍,要不就上古玩城买。有些霸道点的官员干脆直截了当给文物部门的领导打电话,说有熟人看上了你们一件东西,随便算两个钱卖给他吧!你相信吗,一件国家二、三级文物,能几百块钱卖出去!我们就干过这事,领导指示的。最后碰巧去领导家帮他鉴定别的东西,一看,那东西就摆在他家里。您说这样的官员和我们有什么区别呀,不也是变相抢文物?可人家照样升官发财,我们就得坐牢!”

盗窃国家文物,还一肚子委屈、一肚子牢骚,这就是盗者之“道”!虽说荒谬,却也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隐藏其后的社会问题,一位国家文物局的领导对记者说:“文物的大量流失,最大的威胁仍然来自政府官员的腐败与渎职。”另一位文博界的朋友气愤地告诉我:“经常有政府官员替盗墓贼说人情的事发生,为什么?不明摆着吗?许多被盗文物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了腐败官员的保险柜!就算查来查去查到了他的保险柜,警方一般也就追回文物,很少对那些收赃敛宝的政府官员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

一位地方文物行政官员告诉记者,每年的人大、政协的“两会”期间,或是别的大范围干部人事变动时,盗墓贼、文物贩子就会异常活跃,文博部门的一些专业人士也会非常繁忙,经常被人抓差去鉴定文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出土的东西。这位官员深有感慨地说:“当前,一个有良知的基层文物工作者所要面对的有两大敌人,一是盗墓贼,二是个别黑心、无知的政府官员,这两类人若勾结在一起,将会对中国文物造成一场新的灾难!”

那位官员的话,记者在北京也得到了证实。北京古玩城的一位店主说,每年九、十月份开两会,他们店里的古董销量差不多赶上平常两倍。

也许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铁板钉钉的事,才留给了物理与事理更多的想象与发展空间。但是,法理也一样吗?假若法律的材质不是铁、不是钢,而是橡皮与泡沫,公正与秩序岂不就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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