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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瑀个展《不现实》亮相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1/17]
[img]uploadpic/201211/2012111745286693.jpg[/img]展览海报

不现实——高瑀个展

展览时间:2012年11月18日—11月27日

展览地点:银河SOHO,D座B1,北京市东城区小牌坊胡同甲7号

开幕时间:2012年11月18日15点

星空间2012年11月18日在银河SOHO举办高瑀个展“不现实”。这是高瑀自2006年加入星空间以来举办的第4次比较重要的个展,也是他两年来积累的艺术与思想成果的绚烂释放。本次展览亦为银河SOHO举办的首个当代艺术家展览。

“不现实”的主题命名来自高瑀这样的一个思考:一个思维健康的人,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都应该成为一个“反实在论者”,都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白日梦,有一点儿疏离感,拒绝承认目前这样的现实社会就是我们应该认同的。本次展览将展出高瑀11件作品。

高瑀和他的“不现实”

文:苗炜(微博)

高瑀十岁的时候画过一张画,向表哥解释,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超人,配备哪些高科技手段就能在天上飞,能潜入深海,肩膀上怎样能长出龙脚。那时候,他在乡下,每逢牛马集市,就会去看那些家畜,他的小本子上画了不少马,他知道的第一个画家的名字叫徐悲鸿,他逐渐接触到日本漫画,他上了四川美术学院。他始终没有成为一个超人。他希望对自我有充分的掌控,列过的日程表,写过的计划书,最好都能完成。他崇拜的李小龙就是那种对自我有绝对掌控的人,他希望自己的精神能像李小龙的肌肉一样清晰有条理,不受情绪干扰,时刻保持敏锐的判断力。在确切知道自己不能成为上天入地的“科技型超人”之后,高瑀想成为一个“尼采型超人”,超越自身、超越弱者,能够表现自己,是规范与价值的创造者,自由又自足,可他又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放纵享乐的诱惑,不断背离自己的目标。他说——“成为某种意义上的超人与尘世中泥足深陷的欢乐和焦灼,一直是我闹别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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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尼采的另一个名词来解释高瑀,反实在论者(Anti-Realist),文学中不断出现此类形象,《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麦田守望者》中的霍尔顿,在这些“孩子一样的主人公”看来,成人社会是靠谎言建立和维系的,“撒谎意味着,一个人开始有意识地区分内在与外在,区分真与假,区分实在和虚幻。” 高瑀长着一张娃娃脸,他的展览叫作“不现实”,现实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目前所处的现实可能远比《白痴》中所描绘的圣彼得堡上流社会要虚伪得多,也比霍尔顿所处的纽约要残酷得多。一个思维健康的人,面对这样的现实社会,都应该成为一个“反实在论者”,都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白日梦,有一点儿疏离感,拒绝承认目前这样的现实社会就是我们应该认同的。

不过,高瑀也没有什么逃脱方法。也没有经历过什么特别的灵异事件,有一次喝多了酒,早上醒来,发现家里的冰箱堆满了肉,这倒是有一点儿“超现实”的色彩,不过,头天晚上一起喝酒的朋友告诉他,他们喝完酒经过一个肉铺,那是凌晨四点,肉铺正在进货,高瑀嚷嚷着要买肉,肉铺老板也实在,切了半扇猪肉让他扛回家。于是第二天又有了聚会的理由,朋友们来家里分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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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瑀喜欢喝点儿酒。喝多了每每以古龙小说中的人物自况。他喜欢《边城浪子》、《天涯明月刀》中的傅红雪,渴望爱情,容易自怜,结局很惨。他觉得《欢乐英雄》就是一个柔软的童话,一群男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行侠仗义。这有点儿像艺术家的生活画卷,《欢乐英雄》就是波希米亚风情画。他记得,当年美院一位老师说,小李飞刀李寻欢肯定是雕塑系的,每天都拿着把小刀刻木头,刻好了雕像就埋到雪里。也许尼采的“超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就是“大侠”,挽救人类的退化,承载着沉重的道德责任。高瑀喜欢古龙远胜金庸,他说,金庸所说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还是儒家那套东西,而古龙笔下的“大侠”,完全是个人化的英雄,担负着普通人不愿承载的道德使命。

喜欢喝酒的人多少有点儿要逃避现实的意思,只是酒醒之后,会发现自己还留在琐碎的尘世。高瑀喜欢古龙,此人的人格与作品都有缺陷,却浑然一体构成了更强大的感染力,那是一种“儿童化”的状态,天真,却充满破坏性。他画过一张古龙像,跟赖宁、雷锋一起放在他的“英雄”系列中。虽然是个“80后”,可他最早接触的美术教育,考大学、上创作课,还是逃不开“革命现实主义”。这种题材后来被他再拿来用,他画了他的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还有一个幽灵一样的熊猫。

高瑀说:“对当代艺术有了一些了解之后,我就想推翻那套现实主义教育对我施加的影响,可那些东西真是能渗透到血液里,虽然我们生在80年代,好像没有直接和革命、和毛发生什么关系。”这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用“毛”这个代称,进入到谈论政治的语境当中。不过他很快就能对这样的“煞有介事”进行分析:“并不是我愿意谈论政治,你说,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为什么愿意谈论政治呢?因为领导人的变化,政策的变化,都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我们想关心自己的生活,但政治总要关心你。总要影响我们的生活,总是和我们的境遇有关联。”

高瑀说,她的母亲还保留着“文革”期间的习惯,看完信件或什么字据,总要烧掉。他的岳母,1990年代练过一段香功,后来在重庆的广场上跳舞,很快组织上就给这些跳舞的妇女发补助,添置行头,要让她们进京汇演。重庆到处种树,他上的四川美院也变得鸟语花香,不由得让人感叹,掌握越大的权力,就能造出越大的“神迹”。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去丽江开了一家客栈,优哉游哉忘情于山水之间。然而,现实生活总有其荒谬之处,时刻提醒你,我们周边遍布野蛮、虚假、算计,你只要睁开眼,就会发现自己无处逃避。高瑀的“超人”梦想或“大侠”梦想,需要找到一个对抗者。一个反实在论者(Anti-Realist)需要有一个他要反对的“实在”,一个“不现实”的人需要一个他对之说“不”的现实。

他喜欢做梦,花很多时间去睡觉。他在梦中作画。他喜欢一本科幻小说,法国作家塞尔日·布鲁梭罗的《猎梦人》,那是写一位艺术家,可以进入他人的梦境,他佩戴着一款潜水表,显示能在他人的梦境中沉溺多深,这位窃贼的目的是猎取“梦之精华”,这种东西是未来最珍贵的艺术品,比之莫奈梵高更受欢迎。当然,这种猎取也带有极大的危险,他可能长眠不醒。显然,这个故事揭示了画家、作家的内心焦虑。所以,高瑀喜欢自己做的一个梦,他在天上拿着一块布,降落在西班牙,那是在地中海边上的某个地方,无尽的美食美酒正等着他去享用。他喜欢西班牙,喜欢巴塞罗那,喜欢高迪的建筑,“那里能看到一个艺术家的力量,一个艺术家打造梦境的力量。”

然而,出现在“不现实”这个展览中的画作,却显得非常现实。他画了大禹治水,画了愚公移山,画了《屠龙》。他为《屠龙》配了一首打油诗——“飞龙在天日月长,兴风作浪好猖狂,群民学来屠龙记,斩手扬威为商人”。高瑀说,这个构思可能从十年前开始,那是他开始思考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现实世界有暴戾之气,有贪婪的欲望,却没有温和的改良路线,这个社会有可能会发展到一定的紧张程度就会变成一种失控的状态,最后是一个玉石俱焚的结局。

徐悲鸿先生那幅作于1940年抗战时期的画作《愚公移山图》,意在表现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民去争取最后的胜利。高瑀重新画了“愚公”。在他看来,这个被“毛”钦点过的题材是典型的愚民策略——你老老实实干活儿,你这辈子,你的儿子、孙子埋头苦干,不停地挖山就行了,这是培养奴性的故事。高瑀的《愚公移山》,画得像童话书里面的场景,蓝天绿山黄土地,带有一层欺骗的色彩,“何人命我来移山,让往哪儿搬往哪儿搬,子孙虽然无穷尽,奈何青山复青山。”这个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文化,连同我们古老的不断重复的命运,被如此童话般的呈现出来,却隐含着他的质问,为什么我们不被认真对待?为什么我们的苦难不被认真对待?

高瑀说他喜欢齐白石那种图像与文字的“互文关系”,他也喜欢漫画中的图文搭配,这样直截了当的处理或许是波普艺术的题中之意,但会不会太过直接了呢?

“是的,我可能是在抖机灵。有很多大问题,一堆书都谈不透的大问题,我怎么面对这些问题呢?也许我的作品还承担不了这样的大问题,但我不能因为担不上就拒绝谈论。如果我不谈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反感,这种东西也不会自动从我的生活中消除。我采取一个俏皮的方法,抖个机灵,让人看到,这机灵抖得好,那也是一种态度。我有这种表达的愿望,我也愿意把我面对大问题的思考过程,示范给自己看。”高瑀说。这样的直截了当是对“儿童状态”的沉溺,这种沉溺,就是相信,外在世界充满敌意,内心的幻觉比外在的现实更为真实,不管未来怎样,现在,我们打算“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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