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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金为印见证丝路传奇

[来源:青海新闻网]  [2012/11/19]
青海新闻网讯 这是一方来自千年前的铜印。它见证了千年前青海的繁华和吐谷浑的强盛,对研究唐代行文制度及传邮方式,以及唐朝与当时生活在柴达木地区的吐谷浑、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是全国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唐代谨封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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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牧民角巴将自己随身佩戴近三十年的一块羊脂玉牌,送给了汉族朋友程起骏。与这块火柴盒大小的玉石相连的,还有一方印章。程起骏只收下了那方不起眼的印章,将那块温润的玉牌还给了角巴。 那时候的角巴和程起骏都没有想到,这方小小的铜印,不仅见证了他们的友谊,更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曾经的繁荣和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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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印“入主”青海省档案馆

角巴是海西州都兰县热水乡扎麻日村的牧民,与这块玉牌相连的印章,紫铜铸造,长宽只有3厘米、厚仅0.3厘米,印的背面还有一个蛇形环钮,印面上的篆文浑厚,刀法纯熟,古风犹见。角巴告诉程起骏,这块玉石和铜印都是他从村庄附近的一座塌墓中捡得的,因为看着玉石和铜印品相不错,便视为吉祥物随身佩戴。

朋友深情厚谊,令程起骏十分感动,但出于“君子不夺人所好”的理念,敦厚的程起骏只收下了这封铜印。不久,角巴又带着程起骏去看了捡拾古印的现场,“原来这是一座中等大小的墓葬,距都兰一号大墓只有一百多米,我去时墓冢仅留封土和墓坑的残迹。”程起骏回忆。

此后的日子,每逢闲暇,程起骏都拿出这封铜印,仔细研究,他通过查阅资料,确定铜印上的两个阳文篆字为“谨封”二字时,不禁激动了起来。“‘谨封’铜印作为军队出师时颁发的印信,担负着记录、传递重要军情的功能,一旦上封,任何人不能启封,只能由皇帝亲自启封,作为重要公文的封章,只有朝廷重臣才能掌握。这枚铜印出土在都兰的吐谷浑大墓,谁是它的主人引起了我的好奇。叱咤一时的草原王国吐谷浑曾以都兰为王城,我猜测,这方铜印与哪位吐谷浑王有关系。”

“听说我有这枚铜印后,文物贩子便找上门,要以高价收购,我都予以回绝。随着对铜印认识的逐渐增多,我认为此类档案实物,只有交给国家档案部门,才能永久不没,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1989年11月,程起骏将此印捐赠给青海省档案馆,自此,这方铜印便作为镇馆之宝,静静地躺在为它量身打造的装具里。在青海省档案馆出版的《青海档案馆指南》一书中,铜印被归入唐朝全宗号001卷“谨封铜印”中,铜印的介绍词是这样写的:此类印戳在青海属首次发现。“由中国档案馆管理精览编委会编审出版的《中国档案管理精览》中也收录了此印拓片,此印在国内也仅此一件,堪称孤品。”青海省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处长侯海林介绍。

谁将封印留大漠

然而,这方铜印在何时传入吐谷浑,谁又是它的主人呢?作为吐谷浑历史研究专家,程起骏从三个方面,大胆推测了这方唐谨封铜印传的前世今生。

史料记载,吐谷浑在管理国家的行政系统、官职设置时,大量仿效中原王朝,设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等。既设官还要颁印,谨封印即为其中之一。在程起骏看来,这方古印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从功能、形制、制造工艺及印文书写等各方面看,都是一件汉文化的产物,它出土于吐谷浑的墓群中,不仅印证了各类史书中有关吐谷浑“倾慕华风”的记述,还可以从中看出吐谷浑吸收汉文化的广度和尝试。

“我认为此印传入吐谷浑要早于唐代前期,很可能是在公元490年左右,即吐谷浑国第十四代国王伏连筹在位时传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程起骏说。

让程起骏作出如此推测的主要原因,就是伏连筹时期吐谷浑强大的国力。

据史料载,北魏时,伏连筹曾被封为“都督西垂诸军事、西海公、吐谷浑王”,这种前所未有的敕封,昭示着吐谷浑走向全面鼎盛。“之前历代中原王朝封吐谷浑国王时都只冠以地名,如河南王、沙洲王等,从伏连筹开始,才以族名封,这说明中原对其的封王上了一个大的档次,正式认可他在统治吐谷浑全境各部的权力。伏连筹一代,不但国势雄强,而且与南北朝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及人事往来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年年遣使,岁岁朝贡。并三次率军帮助北魏平定叛乱,立下汗马功劳。在这种形势下,中原王朝与吐谷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交往要求有较高的保密性,公文往来需双方商定一定的章程,才以保证双方的利益。其结果,使中原王朝管理国家公文的程序及谨封印自然就进入了吐谷浑国。” 此外,程起骏查阅大量史书后,确认了两个可能是谨封印在伏连筹时期传入吐谷浑国的渠道:“公元528年,北魏向吐谷浑国派出了‘持节、兼武卫将军、关右慰劳十二州大使,遂殁(于)吐谷浑’,这位大使就是安定王子绪,他肯定持有谨封一类的印信。当他殁于吐谷浑,随身携带的印信自然也就入土为安了。另外,还有一位大使级的人物也殁于吐谷浑。公元490年,吐谷浑国王易度侯下世,伏连筹继位。南朝齐武帝首先派出振武将军丘冠先入吐谷浑吊丧,并拜授伏连筹为秦河三州刺史。谁知年轻气盛、缺乏政治经验的伏连筹偏要摆国王的大架子,强逼丘冠先要给他行跪行大礼。丘冠先认为自己是大国上差,绝难从命,伏连筹命士兵将丘冠先推下悬崖而亡。齐武帝‘敕以丧委绝城,不可复寻’。这位运命不济的特使,也可能佩有谨封印。总之,通过这些历史记载,可见伏连筹与南北朝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即为谨封印从伏连筹始进入吐谷浑国的历史背景。当然,这些推断还需要更多的史料支持,如果最终能够成立,那么谨封铜印流入吐谷浑的年代应是南齐武帝或北魏庄帝年间,距今会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

启功为谨封铜印认定身份

谨封铜印虽然被青海省博物馆收藏,可是它的身份始终是个谜。2002年,青海省档案局将这方铜印的彩色照片及实钤印迹,寄到启功先生处,请先生鉴定。

由于没见到实物,启功先生指示他的高足,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中华书局(微博)编审柴剑虹先生根据照片及所附印迹做出初步鉴定,之后又亲自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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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程起骏先生收集的有关唐谨封铜印的资料中,看到了一份书写在启功先生专用信笺上的鉴定意见。这份鉴定意见书中说,都兰出土的大量珍贵唐代文物中,其中尤以丝绸织物为世瞩目,这是中原和西域各民族通过丝绸之路与唐蕃古道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明证,而铜印的出土可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汉、蕃之间有过十分频繁的交往。“据研究敦煌藏经洞文献的专家从实物(考证)得知,唐时河西地区信函(主要是往来公函)弥封后,用线捆绑,再打上封泥,封印即压盖在封泥上,然后方可递送。此铜印若出土于吐谷浑贵族墓葬,说明系唐朝官府所赠或从唐边吏处求得,以便于书信往来;若出土于汉人墓葬,则表明都兰当地已有唐朝吏署、驿站,抑或是某位唐朝使臣随身携带之物。从当时河西实际情况判断,此印的使用年代可能在盛唐安史之乱前唐、蕃关系较好的时期(即公元8世纪上半叶),当然吐蕃占据河西及归义军收复瓜、沙等州之后,也不排除有可能在往来信函上继续使用这种封印。而其铸刻时代,则应略早于它的实际使用时间。” “第二次鉴定时,启功先生见到了铜印实物,他以严谨的专业素养,纠正了第一次我们寄过去的照片及所附印迹所讲述的有关铜印的描述,并发出‘如此大小的铜封印,较为罕见’的感叹,这足可说明当时使用者具有较高的身份。这方唐代古印为今人提供了当时的封印实物,而此种封印出土甚少,加之此印保存良好。所以弥足珍贵,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程起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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