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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雅玩:笔架鉴藏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1/23]
“文房四宝”,纸墨笔砚之统称也。宋梅尧臣《宛陵集》三六《九月六日登舟再和潘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也称“文房四士”。宋陆游《剑南诗稿》二六《闲居无客所与度的笔砚纸墨而已戏作长句:“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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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文人和“文房四宝”是相依为命的,没有“文房四宝”,也就没有了文学家、诗人、画家、书法家。也可以说没有了“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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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由“文房四宝”派生出来的“堂兄堂弟”,“表亲姊妹”,也就不少。纸怕风吹移动,就产生了“镇纸”;洗笔要有水盂,就产生了“笔洗”;磨墨要有水,就产生了舀水的小勺,同时产生了“水注”,也称“水滴”。搁砚的有砚盒,搁墨有墨床,搁笔有笔架。笔架有挂架,牌坊形、圆伞形;卧形如梯状。两端梯形,木柱上安短勾,可架笔五六支。

笔架即架笔之物也,为文房常用器具之一。 毛笔在使用的间隙,需要安置在一定的位置,先秦汉代以前基本是以簪为主,那时的笔稍往往削成锥形,正是为了这个用途,不用时插在发髻之上,笔头凌空,不会弄脏其他东西,当时并没有专门的插笔器具。大约在东汉后期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洛阳杏园6号墓为三国魏时期墓葬内,一个双手捧孟的陶俑,赤身,眼、眉、口、鼻、耳,雕刻精细,头戴尖顶帽,端坐。左肩有一孔。此人的形象与灯奴相似,应该是汉代有以胡人作奴的习惯,因此器具常有以匈奴作造型者,油灯架称作灯奴或烛庸。这个奴庸手持的孟应该是研墨用的水孟,肩上的孔当然是插笔的笔插。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是迁都洛阳前的都城,出土的石砚台,方形,形似坐床,雕镂精美的花纹,一角有一小孔。这也是插笔之用。此砚可能是高官或皇家之物。南北朝的笔插既有利用水孟、砚台的一角,不独立的器具,也出现了独图1立的笔插架。南朝梁吴绮《笔格赋》:“幽山之桂树……根纵横而盘互……剪其匡条,为此笔格。下跌则岩岩方爽,似华山之孤生,上管则圆圆峻逸,若九疑之争出。长对坐而衔烟,永临窗而储笔。”可见是树立插笔的木架。

唐诗人杜甫在《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一诗中有“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之句,读来小景美不胜收。笔架何样?宋朝鲁应龙在《闲窗括异志》中有准确描述:“远峰列如笔架。”这使我们对宋人案头常置石山有了功能上的了解。宋元明清大量传世的笔架山,应该就是说直放毛笔的一种文具。

宋无名氏所作《致虚杂俎》载,距今一千多年前的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班”。这是迄今为止有关笔架的最早记载。根据“巧石”推测,王羲之的笔架似为未经雕琢的天然石料。1981年,浙江诸暨发现一座南宋夫妻合葬墓,出土了砚台、镇纸、水盂和石雕笔架等文房用具。该笔架为石制,色泽黝黑,石质细腻润滑,高5.9厘米,长26.8厘米,雕成二十座起伏的山峦,中部山峰突兀,两侧逶迤叠嶂,是一件罕见的石雕艺术品。这说明最晚到宋代时已对石质笔架进行人工雕琢。

笔架的材质一般为瓷、木、紫砂、铜、铁、玉、象牙、水晶无不具备。其中实用性的笔架以瓷、铜、铁最为普遍,观赏性的则以玉笔架最为典型。式样则尤为繁多。南北朝之前的笔架传世品还不曾发现,故具体面目不甚清晰,不过从文献来看,当为山形。“若九疑之争出,”材质当为木。唐代笔架流传下来的极为罕见,但从文献来看,此时的笔架已经成为文房的常设之物,如杜甫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陆龟蒙诗:“自拂烟霞安笔格,独开封检试砂床”。材质已不局限于木,呈多样化,如罗隐诗:“珊瑚笔架真珠履,曾和陈王几首诗”。

《开元天宝遗事》:“学士苏廷页,有一锦纹花石,镂为笔架”。遗憾的是对笔架的形状不曾提及。宋代笔架传世品和出土物较多,材质更加多样,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有“古玉笔格”,《宋稗类抄》有“铜绿笔格”。考古发掘有影青瓷笔格水注,漆笔格、水晶笔格和青玉笔格等。宋代笔架的形状大致有以下三种: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凹孔用来搁笔;一为上窄下宽的长方形,上有几个圆孔和一个长方形凹孔,长方凹孔用来放墨;一为山形,即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远峰列如笔架”。而以此种形式的笔架最为多见,山峰或陡峭,或平缓,峰峦少则五个,多达二十。元代笔架的材质有铜、瓷、石等,其形多为山形,宋代前两种样式已不见有。山形笔架的山峰较宋代明显减少,一般为四五峰。明代笔架更是文房中不可或缺之物,这从明代文人著述多有“笔格”条目可知,如高溓《燕闲清赏笺》、屠隆《文房器具笺》、文震亨《长物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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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笔架由最初的石质发展为瓷质。明代瓷制笔架以山形居多,有明确纪年的为正德时青花笔架,如青花缠枝灵芝阿拉伯文笔架,以雕塑技术成型,为五峰山状,中峰略高,两侧山峰渐次。五峰以青花勾勒边线,内绘缠枝灵芝纹饰,中峰开光内书有波斯文字。五峰山下为青花勾云纹。底有青花“大明正德年制”楷款。明代瓷质山形笔架的另一特点是山形随意,并加以彩绘,如青花五彩笔山,为三峰山形,峰形极为随意,山峰上雕有龙纹,并饰以青花五彩,纹饰清晰,色彩艳丽,为万历时器物。可以这样讲,明代中晚期是瓷质笔架的大发展时期,而且笔架的形状各异,除实用之外,可供把玩。

故宫藏明万历青花三龙纹笔架呈“山”字形,高10.1厘米,底径15.5厘米。塑三条立行龙,中间正面龙怒目伸爪,两侧龙昂首呼应。基座为海水江崖纹,下呈弯月状足。底长方框内青花横书“大明万历年制”六字楷书款。三龙纹笔架为万历官窑创新之作。笔架除瓷质外尚有玉、木、竹、铜、铁、漆、珊瑚、象牙、犀牛角等制成。故宫藏明晚期尤雷复制作的犀角雕仙人乘槎笔架,通高6.4厘米,长10厘米,雕作一截老树形槎,枝杈屈曲。上卧一仙人,手执拂尘,神情闲适。底刻有阳文“尤雷复”篆书款。下配染色象牙底座,雕染成碧波翻卷,衬托仙槎人物,颇为传神。此笔架采用镂雕和浮雕技法,构思巧妙,利用有限的材质创造出丰富的形象。再如故宫藏明晚期象牙雕海水双龙纹笔架,通高9厘米,底径16厘米。底架呈山字形,雕双龙盘绕于五峰之间,波涛翻卷,气势雄伟。此器以圆雕技法雕成,刀锋刚劲有力,造型庄重、浑厚、朴实,显出典型的明代牙雕艺术风格。此时期的笔架由最初单纯的实用性发展为实用性和观赏性兼具,有的甚至只做观赏与把玩。造型变得多样,构图极具个性化。清代佚名《乾隆朝服像轴》中弘历手握毛笔,案上有砚台、水盂、镇纸、笔架等。这种“山”字形的笔架,后来俗称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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