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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源溪岸图真伪再引激辩:三高手隔空交手

[来源:新华日报]  [2012/11/24]
[img]uploadpic/201211/2012112438498633.jpg[/img]董源《溪岸图》真伪再引激辩

上海博物馆古代书画展厅,60幅从美国回国“探亲”的中国古代字画让参观者大饱眼福。这场名为“翰墨荟萃”的五代宋元字画大展,包括了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黄庭坚《草书廉颇蔺相如传卷》等传世珍品。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要数五代董元(亦作“董源”)的《溪岸图》,从来没有一幅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像《溪岸图》那样,引发了一场长达15年的国际性大辩论。本月初,上博为“翰墨荟萃”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溪岸图》再次成为专家们在发言中谈及最多、争论最激烈的作品。

各抒己见,三大高手隔空交手

研讨会上,鉴藏家谢稚柳的夫人、书画家陈佩秋针对《溪岸图》率先发声,她认为画绢材质是10世纪的,款识“北苑副使臣董元画”墨色与画面色泽一致,画上收藏印也证明从宋代至明代流传有序,从构图和技法上分析,这是董元存世的惟一真迹,而收藏在各大博物馆的《夏山图》、《潇湘图》和《夏景山口待渡图》则应是明代伪作。

上海美术馆专家丁羲元也认同陈佩秋的观点。他认为《溪岸图》不仅是董元真迹,而且画面上一家四口是南唐中主李璟一家,画中被抱在妇女怀中的小孩正是后主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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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现场,上海古代书画收藏家颜明告诉记者,围绕《溪岸图》目前学术界共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张大千的伪作,一种认为是董元真迹,而国内的主流观点是,它至少是一幅宋代古画,是否为董元真迹则无法考证。

在这次展览上,三种观点再次交锋,三派代表人物虽然未在展览上碰面,但隔空交手依旧带有一点火药味。

“伪作说”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高居翰,中国古代绘画史的研究权威之一。在展览的论文集中,他毫不客气地写道:“我坚信,这根本不是一张古画,不过是近代画家、赝品制造者张大千的伪作……《溪岸图》的风格特征和其他署名张大千的画作是如此一致,在真正的古画中不会得见,这才是判断问题的关键。”

“真迹说”的代表人物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顾问方闻教授,在提交的论文中,将《溪岸图》与10世纪的墓葬壁画、佛经插图进行图案分析,重申“《溪岸图》是董元创作于公元940年左右的真迹”,“创作时代早于皴法技艺形成之前”,它和另一幅董元作品《寒林重汀图》可被视作创立典范的基准作品。他进一步写道:“对绢本画碳含量进行激光扫描,将会为证明两作系同出一人之手提供新的科学证据。”

而“五代北宋”说的代表人物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当天恰好担任研讨会第二场的执行主席。他在点评中说:“我研究张大千几十年,说《溪岸图》是张大千作伪,暴露了高居翰的知识盲点,他不了解张大千的绘画风格。”而对于“真迹说”,他也不以为然:“它是五代北宋的作品,但署名‘董元’并不能排除后人所为,要证明确实是董元的作品,必须拿出更多的铁证,否则就是一厢情愿的猜测。”

真伪之辩,引发国际大交锋

在展览现场,记者看到的第一幅作品就是《溪岸图》,它高超过2米,宽超过1米,虽然画面因年代久远而变得晦暗,但重峦叠嶂中隐藏着水阁清幽,仍然显得气势撼人。

正是这幅画,引发了一场国际性大辩论。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向记者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1938年,徐悲鸿在广西购得一幅署名董元的巨幅古画《水村图》,同年张大千在桂林与徐悲鸿会面,见之爱不释手,遂带回四川研究。几年后,张大千从自己的藏品中挑出徐悲鸿喜欢的金农《风雨归舟》(有人认为此画系张大千伪作),换得此画。1957年,鉴藏家谢稚柳将此画公开,并审定其名应为《溪岸图》。上世纪60年代,美国华人收藏家王己千从张大千手中获得此画,并请东京著名裱画师目黑重新装裱。1997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董事唐骝千出巨资购得此画,并捐给大都会博物馆,《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此画并称其为中国的《蒙娜丽莎》。然而同年8月,美国《纽约客》杂志刊登一篇爆炸性文章,称《溪岸图》为仿制赝品,文章引用高居翰的观点:“这不可能是一幅10世纪作品……其作者应是作伪者与收藏家张大千。”

以高居翰的地位,此论一出舆论哗然。1999年,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国际研讨会,探讨中国古代绘画的鉴定问题,会议几乎聚集了西方所有的中国美术史专家和部分中国大陆、台湾学者,然而大家并未达成共识,三大阵营依旧壁垒森严。

持“作伪说”的包括高居翰、日本的中国美术史家古原宏伸、前克里夫兰博物馆馆长李雪曼等。高居翰列出14条证据,试图论证张大千不仅伪造了《溪岸图》,而且伙同徐悲鸿、谢稚柳、丁羲元等伪造了《溪岸图》的收藏史,称此画是张大千最成功的欺世之作。持“真迹说”的则有方闻、丁羲元和国内鉴赏大家谢稚柳和启功,而持“五代北宋”说的则包括耶鲁大学教授班宗华、何慕文,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台北故宫石守谦、北京故宫徐邦达和杨新。各方均言之凿凿,真相在数十位专家的上百篇文章里显得越发扑朔迷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何慕文利用现代科技对《溪岸图》的材质进行了检测。红外X光摄影显示,《溪岸图》历史上经过3次装裱,他在论文中称,《溪岸图》绢面的经纬粗细和结构、色调、保存状态、修复方式及印鉴磨损与公认的北宋屈鼎《夏山图》相似,而与公认的张大千作伪的《藏林叠嶂》等画有巨大差异,为支持《溪岸图》是古画而非张大千伪作提供了证据。

抛开争议,学术理性更为重要

说起来,董元与作为南唐首都的南京有着不解之缘。

张蔚星告诉记者,董元的官职是北苑副使,北苑所指现在尚无定论,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北苑是南唐皇室的私家园林,董元大致相当于园林管理局的副局长,因此历史上又称他“董北苑”。北宋统一南方时,董元已去世,他的和尚徒弟巨然随后主李煜去了汴梁,也带去了董元开创的南方山水画派,轰动一时。现在被认为是董元的传世作品约有七八幅,当时画家作画一般不署名,而《溪岸图》是唯一有落款的,曾被南宋权臣贾似道收藏,明代又进入皇家内府。《溪岸图》的山石是唐代以来的层层渲染技法,而没有使用董元首创的披麻皴,因此方闻才认为这是董元早期作品。

在研讨会上,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谈晟广通过画面细部的对比,印证了元代钱选《浮玉山居图》是对《溪岸图》“取其一二,摹以自玩的”的文献记载,也为《溪岸图》是古画而非伪作提供了新证据。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比作者是否为董元更重要的是《溪岸图》的学术价值:“宋代山水是空间的再现,任何一段都不能随意抽取;而元代山水是空间的表现,画面的片段可以随意抽取和组合,《浮玉山居图》及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受到《溪岸图》启发,促成了这样的转型。”在他看来,董元风格的图式有两种,以《溪岸图》为代表的“绝岸”和以《寒林重汀图》为代表的“重汀”,其中“绝岸”式经过元代画家的转换,又成为明清追仿的主要构图样式,由此可见《溪岸图》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性,影响千年至今不绝。他说:“即使这是摹本、仿作,也不损害其价值,就像传世的王羲之书法,皆是后世摹本或双钩本,在真品无传的情况下,谁又会质疑它们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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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争议,展览的策展人、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主任单国霖告诉记者:“‘翰墨荟萃’突出了展览的学术性,《溪岸图》的争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学术问题,争议对学术研究,对于丰富中国书画的鉴定手段都很有价值,研讨会上通过切磋和辩论所体现的学术理性,正是我们乐于见到并竭力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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