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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藏家收藏600余块匾额

[来源:北京日报]  [2012/11/26]
收藏的人往往都做过“捡漏”之梦,66岁的姚远利也不例外。但如今他做的“捡漏梦”,想捡起的不是角落里的真东西,而是不起眼的真思想。这一捡,已经捡去姚远利十几年时间,而且恐怕要把他的余生也捡去了。捡出来的,便是他的“匾额学”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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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独上尖刀山 

如果把姚远利的人生分为几段的话,收藏匾额、办博物馆只是其中一小段而已,前后不过十几年,却几乎成为了他人生的最高潮部分。不过,这个爆发点的形成还得追溯至他前半生的积累。

回忆往事时,老姚常说一句话:“人生是有轨迹的。”意指他如今的做事方式延续了自己过去几十年做事的思路。甚至,这还可以追根到他上小学时读的古典名著。无论是读《三国演义》,还是《水浒传》,老姚似乎对“正义”、“拔刀相助”等词语记忆犹深,他强调:“我很小的时候在脑子里就有一种观念——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

这一点,在老姚的收藏生涯早期便有体现。他的收藏生涯于1990年代初开始。在专心研究匾额之前,老姚最爱的是古砚,尤其钟爱供文人把玩的瓷砚。那时很多人研究古砚的使用,老姚却认为这只是“拾古人的牙慧”,不能有所超越,所以他开始研究古砚的体系划分,这便是“前无古人”的。后来,他关于古砚体系划分的文章还被收录进了《新华文摘》。

玩砚玩得正带劲儿的老姚却突然放弃了砚台,就像他一直开着一家“在行业里数得着”的企业,后来却突然开始办博物馆一样。

这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个人兴趣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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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在潘家园,老姚花了2700元,收了第一块匾——“选举孝廉方正”匾,为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一般的常识是,科举制在1905年就被废除了,而实际上被废的只是常科,选拔官吏还有一种模式,为制科,是根据皇帝特旨及国家对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而设,又持续了一段时间。老姚说,这块匾因涉及到科举制度结束后人才选拔的方式,所以较为难得。老姚因此灵光一闪,决定放弃古砚,专攻匾额,因为他觉得,这一方砚只能是文人雅士们的闲情雅趣,在文化含量和历史价值上远远低于匾额。

收匾之初,老姚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定位匾额。当然,这个难题也是他自我设定的,不知有多少人糊里糊涂就开始了自己的收藏,只是因为听别人说这东西怎么怎么好。老姚则不会,他希望自己想好了再去收藏。后来的种种事实则表明,恰恰是这一点的独树一帜,使得老姚在收藏和研究匾额方面独辟蹊径。“匾额是一块块‘宝玉’,我究竟是用金线还是用麻线来穿它呢?”他首先就问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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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背景是,古代悬挂在官府、庙堂、客厅的匾额,或者说曾经无处不在的匾额,已经在官方和民间体系中消失已久。只有在一些商店里,方可觅得匾额的踪迹。直到今天,有的匾额博物馆还只把它看做“民俗文化”。就像老姚曾去一次会议,遇到某省级博物馆馆长,递上自己的名片后,人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匾额啊,民俗文化!”

生性好学的老姚,想到了去占有最多的资料,用学术理论武装自己。因此,他扎进了古书堆里,想找出关于匾额的研究资料。

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这方面的资料少得可怜。老姚曾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想到图书馆找一找资料,没想到馆长给了他当头一棒:“从没见过有谁写过专门研究匾额的书!”

老姚发现,因匾额不是建筑所必需的构件,也不是装饰品,在诸多古代建筑家著作中少有论及。而新一代建筑家对匾额印象淡漠,更是难以关注。此外,文博机构之中几乎无人专项研究匾额。故宫虽然出版过图文并茂的匾额图册,但却把匾额定为“宫廷建筑内外的装饰品”。

伴随着对匾额价值的疑问,老姚边收边学,不知不觉中走上了一条匾额学术之路。而就在他越走越兴奋的同时,他不曾想到,这条无人走过的路,竟是如此荆棘遍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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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众里寻他千百度

从1999年起,老姚开始大量收藏匾额,而且专门从科举匾额入手,因为这种匾额有最广阔的受众面,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共鸣。

对于初期的匾额收藏,他说自己还算比较幸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很多人对科举并不了解,大量流传在民间的匾额并不被人看好,多数匾额在百姓家里只是个摆设。在他收科举匾额之前,那些商人更注意匾额的品相,喜欢较华丽的祝寿匾,而忽视了简约的科举匾。老姚笑称,“我教会匾额贩子‘状元’、‘进士’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们明白了,就让我出高价。”对自己的独特收藏道路,老姚还总结道:“不管爱好什么,任何事情都有捷径,都可以事半功倍。”在他看来,自己干收藏这二十年就是从阻力最小的地方入手,注重藏品的体系,不是什么都收,因此没走多少弯路。

当时,老姚的确通过比较低的价格收购了一部分匾额,少则几千元,多则不过几万元。到2007年,老姚收藏的匾额已经达到了500余方。此时虽然他还是一边做自己的生意,一边收藏匾额。但重心已经是为创办博物馆打算了,并拿出毕生积蓄创办北京科举匾额博物馆。 就这样,2007年的金秋十月,在高碑店民俗文化村,老姚名为“励志堂”的“科举匾额博物馆”静悄悄地开馆了。博物馆是个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3000平方米的院落内,一开张就放上了老姚收藏的500余方科举匾。大门是老姚专门从江西金溪县淘回来的明代万历年间的石坊,中间庭院里挖了个小水池,老姚在里面种了些荷。一进博物馆正门,一座雕琢祥云瑞兽的元代汉白玉石雕牌坊便会展现在观众眼前,那就是镇馆之宝——科举门。这座石坊由汉白玉整雕而成,中层小石匾额的正反面分别刻有“科举门”和“忠”字。老姚说,古时孔庙、府学、贡院的正门内常设有这类具有象征意义的牌坊,学生从坊下经过,寄寓科举高中,福禄双享,但此类牌坊通常上刻“禹门”或“龙门”,其上直书“科举门”的目前国内仅此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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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藏科举匾额的过程中,老姚逐渐选择了站在民族历史的高度去看匾额,强调它宣扬教化的作用,而不是把它看成民俗。他甚至把匾额上升到了中国文化复兴的高度,“复兴不能靠口号和理论,需要一个载体。”而匾额正是他的解决方案。“用匾额彰显礼法制度,并成为礼法制度的标志,用以治国安邦,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老姚认为,匾额的形制及功用,被历代王朝所承袭,即使是辽、金、元、清入主中原,依然沿用,未曾易其形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匾额体系,共同实施标识和宣扬教化的功用。匾额的应用遍及九州,广泛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致千行百业,出现了“无处不匾”、“无室不匾”的文化景象,为中国赢来“礼仪之邦”的赞誉。匾额,用艺术形式承载了中国国学的全部经典,承载了优秀道德的精华,足以称之为艺术国学。

至今,老姚已收藏了600余方匾额,最为钟爱的却是一方很不起眼的匾,原因便是它的宣扬教化功能。当初老姚在十里河古玩市场看到这块匾时,它没有上漆,边框还是修过的,而且还根本不知道这是哪个皇帝哪年颁布的圣谕。在很多乱七八糟放在一起的匾额中,老姚翻了几遍,都没有把这块品相不很好的匾放在眼里。幸运的是,老姚突然觉得这方匾有宣扬教化的功用蕴含其中,尽管当时手头没有相关资料,他还是凭着直觉买了下来。拿回来后,他也只是把这块匾放在一边不再理会。直到一天,当老姚看到《明朝那些事儿》中谈到六条圣谕,方才意识到这方匾的价值所在,原来此匾的内容正是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全国的六条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当时户部奉旨颁布的圣谕,旨在安定社会,赞颂良好品行,并要求颁行全国,城镇里坊都要悬挂,定期宣讲。后来,老姚还专门找到了宣传圣谕所用的木笃(铃铛)和委任状。他说,这三件东西放在一起,就可以将中国古代匾额的宣扬教化作用阐释完整,所以在这么多匾额中,他一直对这“六条圣谕”情有独钟。

老姚总结自己的匾额收藏理念是要玩到极致,而不是“半瓶子逛荡”。比如,他收齐过一套“一榜三进士”所题写的匾,也就是说把同一科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人题写的匾额都收集到了。要知道,清历史上开科114场,会有114个状元、114个榜眼、114个探花,有多大的概率,才能把同一科三个人题写的匾额都凑齐了呢?这三块匾的题名人于道光十二年(1832)中举,其中状元吴钟骏、探花季芝昌题写的两块匾老姚很早就有,最后也是最难收到的是榜眼朱凤标题写的匾。那是在安徽泾县,有个商贩囤积了20块匾,老姚翻到最后发现了朱凤标的那块匾,欣喜不已。匾上是“太史”二字。朱凤标的书法非常漂亮,书写的内容又不是贺寿之词,刚好和科举有关,这块匾实在是难得的珍贵之物。商贩听说姚远利是从北京来的,还故意抬高了价格。

有了这些令人信服的藏品后,按说一般人就应该满足了,可以跟许多人炫耀了,但老姚仍不满意,他更在意的是能否从藏品中提炼出真正有用的思想,并回报社会。因此,当许多人建议他请专业团队为博物馆进行包装时,他会断然拒绝。“为什么博物馆建设越来越豪华,展示不惜成本,陈列花样翻新,以人为本的服务越来越周全,而教育的效果却不显著,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微乎其微?”老姚说他自从创办博物馆后,就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

很多博物馆人把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民众的素质:“众多的观众只注重文物的社会经济价值,而不关注艺术品的内涵和学术理论。”老姚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博物馆自身首先应深刻反省。“最起码,你没有向观众提供比文物的经济价值更吸引人的亮点。”在他眼中,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博物馆有文物,没有思想,缺少与观众思想沟通的新观念。

老姚这种唱反调的举动,的确得不到许多博物馆从业者的认可。同时,他也不满意如今博物馆给民营博物馆交流的机会太少。为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表达自己的观点,老姚还曾在一些会上争取过发言机会。当他提出匾额学概念时,有些学者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一个专学或者学科的提出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众多的研究者,并且有相对丰富的研究成果;二是形成了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三是这个领域有权威者倡导。就现实而言,这些条件都不具备,无奈老姚就成了首倡者。他认为,由于文物市场开放,博物馆和相关机构的专家学者数量上的不足,准备的不够或无暇顾及,学术理论上的大漏小漏多有所见,而自己有多次“捡漏”成功,使他对在学术上“捡漏”的兴趣更加浓厚。

在匾额学术领域,老姚说:由于关注的专家学者太少,自己有一种很孤独的感觉。

3.衣带渐宽终不悔

还是得重复提之前的观点:老姚的问题都是自找的。在今年举行的东岳论坛上,40个专家齐谈中国礼仪,却无一提到匾额。老姚则不失时机地畅谈了自己的观点,把匾额对中国两千年历史的影响,以及对巩固国家统一的作用进行了阐述,尤其说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道德滑坡与匾额之间的关系。会议主持人是一位名校教授,因为从来就没有关注过匾额,所以还对老姚观点提出了质疑。后来,通过电话交流,老姚还和那位教授成了朋友。

老姚的执著,不仅体现在对匾额上,还体现在他生活中的其他爱好。比如,他是个烟不离手的人,跟笔者聊仨小时,能抽两包烟,他从来还只抽骆驼牌香烟。偏爱这种美国烟的人大多都是老北京,老姚也不例外。他祖上是富户,现在地处闹市的双井就是因他家的两口井而得名。

老姚说还有一件事就跟没有烟抽时候一样,“抓耳挠腮”,那就是手头没有书报可读的时候。或许正因为这点,老姚才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收藏家,而更渴望成为一名草根学者。老姚经常去书店买书,一本小说可以从晚上八点一直看到凌晨三四点,“非得看完不可”。外出坐飞机时,到了候机楼他先买本书,旅途两三小时就能看一半。进了宾馆,老姚也不看电视,就到处“抓”东西来看。有时在房间里没找到,老姚便会叫来服务员,让他把不管什么时候的报纸拿两张给他看。“哪怕过期两年的报纸也有的看啊,要是什么都不看,晚上睡觉时总会觉得缺点什么。”老姚从小就喜欢看书。初中毕业后,他去门头沟当煤矿工人,几乎每次回城休息时都要跑去琉璃厂看看,当然也只是看看而已,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收藏意识”。

看了许多书,读过许多历史人物,老姚说自己还是最喜欢诸葛亮。“上中学时看《三国演义》,看到诸葛亮死了,竟掉了眼泪,想他怎么会死了呢?”在老姚办公室里,挂着一副对联,写道:“台谏切批鳞,忠心贯日。”“忠”是他最欣赏诸葛亮的地方,也是他老姚最想坚持的品质。如果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切发自“公心”。为了公众的利益,哪怕触犯了所谓权威的利益,也在所不辞。“古人还有抬着棺材上朝的呢,那才是真正的忠!”

对博物馆的忠诚与执著,让友人不禁对他说:“你的使命感太强了!”建馆之初,老姚以为通过博物馆门票、纪念品开发能达到收支平衡,以馆养馆。实际情况却远不如人意,为了支撑博物馆正常运转,老姚每年要投入几十万元,“积蓄都快全搭了进去”。另外,老姚也不是没有机会挣钱:在博物馆筹建之初,就有人看中了这座四合院,愿出高价购买。此时天津也来人找过老姚四次,承诺在天津无偿提供场地,共建博物馆,如果当时老姚走这条路,会发一笔大财,但老姚拒绝了,因为这有违他的心愿。

老姚觉得,匾额这么丰厚的文化,却不被国家文博部门所重视,让他更感到一种使命感的沉重。他介绍道,博物馆占地3000多平方米,光凭出租每年就能挣100多万元,但他却不愿意如一些民办博物馆一样出租房间。科举匾额博物馆曾经有近二十名工作人员,但是现在正式员工只剩老姚和副馆长贾伟两个人。对此,老姚也很无奈:“如果政府依然没有相关的扶植政策,我也将难以为继。”老姚说这话也不是没有根据,去年5·18世界博物馆日时曾有媒体报道,北京20家注册民办博物馆中,约半数处于“隐姓埋名”的状态,甚至有一部分直接关门大吉。不过,博物馆的优秀品质和老姚的执著感动了高碑店的乡领导,高碑店乡政府下拨50万元资金资助博物馆,使博物馆得以生存。

“由于资金的原因,这座博物馆究竟能走多远,我不敢断言。但只要我干一天,这里的文化氛围就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我要让这里成为一片文化净土。”老姚说,自己希望“玩”得纯粹,因为越纯粹的文化越珍贵。

有位北京市文物局的领导看了匾额博物馆后,对老姚说:“您不要办博物馆了,去教别人怎么办博物馆得了。”事实上,老姚办这个博物馆的目的已不限于个人的研究,而是要出理论,像古代书院一样出思想。他说,这是收藏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老姚认为,自己的博物馆是“谈不上经济价值”的:还不如一幅名画的价格。不过,老姚看重的是这里凝聚和展现着的中华文化脉、民族精神。“那不是几个价值亿元的元青花能比拟的。”

老姚觉得,少有人真正明了匾额这种艺术形式在现实的社会中的作用,并真正理解他的抱负。他希望能给北京中轴线上重要的建筑重新挂上匾额,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与传承找一个切入点和重要的载体。为此,他曾委托全国政协委员茅玉麟和陈建功提出建议,甚至还自己给北京一些重要建筑做了挂上匾额的效果图。但是,该建议至今如泥牛入海无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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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匾额,藏以致用;研究匾额,经世致用。”这是老姚如今的“匾额观”。他一直盼望着由政府支持的《首届中国匾额文化与匾额学国际研讨会》能顺利在自己的博物馆里举行,让他收藏的六百多方匾额终于可以有用武之地。

老姚说,他提出“匾额学”概念,充其量只是探路者和报信人。“匾额学是个大漏,我无法完全填补,所以期待更多的人共同圆这个‘匾额学’之梦。”他希望,今后匾额不但能成为一门专学,随着研究的深入也可以成为一门“显学”。否则,他只是“独孤求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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