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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票贴研究的新认识:票贴如何演进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1/27]
本文研究的银钱票帖是指产生于18世纪初期,由民间金融机构、商业店铺发行的兑票(兑换货币的票据)、凭帖(凭此条为据)、执照(执此为凭证)、兑换券等多种名目的,可以在市面流通的金融、商业票据,这些票据我们简称为票帖,它们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发挥着货币的职能。在以往的货币史研究中,因其是没有取得发行权的货币而被忽略。近年来,随着这类票帖实物不断出现,并被钱币收藏者关注,同时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近年,中国钱币学会编辑的《中国钱币丛书》先后编辑出版了戴建兵的《中国钱票》,王雪农、刘建民的《中国山西民间票帖》,石长友的《民国地方钱票图录》、《清代地方私帖图录》,为深入对民间银钱票帖的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实物资料和史料。

笔者在和王雪农先生编写了《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之后,对民间银钱票帖的研究和思考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并且认为,这一课题的进一步研究,对了解在外国银行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金融业很有帮助。一种没有政府背景,仅靠企业和个人信用支撑的货币,能生存发展二百余年,值得我们去探讨。山西省是中国发行和使用银钱票帖较早,使用甚为普遍的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在研究中较多的使用了山西省的资料。

银钱票帖产生和演进过程

目前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银钱票贴,最早的为乾隆年号(1736-1795年)的实物三件,一件是未签发的空白帖,发行店铺为山西五台县日新钱铺。两件为木质印版,都是在山西民间收集。嘉庆年号(1796-1820年)共计七件,其中已签发的钱票两件,未签发的的白帖两件,木质印版三件,其中六件为山西地名或在山西收集。所见道光至宣统(1821-1911年)达一千五百件以上,民国初年的银钱票帖因专著较少无法统计,但是我所见各地藏友手中所存,应在五六千种之多。

这些银钱票帖,大部分为钱帖,票面名称有兑票、兑条(兑换金属货币的便条)、执照、信票(信用票据)等。晚期的银钱票多称兑换券、银元券、铜元券等,实际上已经自封为可兑换的货币了。早期的银钱票帖,在票帖的左下角(即中国旧式文书的落款处),见有“具”(出具)、“据”(字据)、“票”(凭证)、“帖”(条据)等,我们将这类可兑换和流通的票据定名为票帖也是由此而来。

根据早期的票帖实物观察,我们所研究的银钱票帖,实际是金融和商业票据演变而来的,其本质就是在本铺或指定的店铺去支取现金的“支票”。关于银钱票帖的名目,道光18年(1838)山西巡抚申启贤在奏折《胪陈钱票不能禁止及山西钱票流通情况》中写道:“现查晋省钱票有凭帖、兑帖、上帖名目……”。其凭帖即本铺出票,在本铺随时兑现的票据;兑帖是本铺出票,到指定的店铺兑现的票据;上帖是当铺上给钱铺或钱铺上给钱铺兑现的票据。下边举几例说明:

乾隆年(1736-1795年)山西“元吉庆记”上帖(木质帖版)。票版为竖长方形,主体有5条竖线分为六栏,形式有如书稿用书笺,顶端横书元吉庆,版芯自右至左文字为:

启上/爷台视今有去人/爷钱 万 千 佰 拾/文帖到照数附与勿悮为感经留原帖以便清查/ 乾隆 年 月 日

嘉庆年(1796-1820年)山西“复盛兴”凭兑帖。此帖是在山西晋中地区发现,是未签发的空帖,周边装饰有回纹图案

,上端横书复盛兴,底部有“平邑南□□票板”字样,帖芯用竖线分割为四条 ,自右至左文字为:

字第  号凭帖到/  号取大钱/钱帖往来诚为两便,但使行日久,奸弊频生,近有奸诈之徒专一假刻各钱铺印票图书(图章),或在本铺朦胧。或在别铺影混,稍不加意即被欺骗,是以本铺印票字迹俱有,暗记图书均属远方刊刻,伏望四方君子细加辨别,免致受欺,且认帖不认人,执帖人自要小心,倘有遗失即如丢钱相同,不与本铺相干,谨此预白(事先告知明白),不致贻误。/嘉庆 年 月 日 批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山西平遥“魁盛昌”凭帖,此帖形制同上,两侧图案边框内有“国宝通流”四字,上端有字两行,为“平邑东街”和“魁盛昌”,帖芯三竖行文字自右至左为

岁字第捌佰玖肆号/凭票取九九钱壹仟文(指壹仟文实付玖佰玖拾文)/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十一日 帖(年月下方加盖有“魁盛昌”竖章)

上边三件钱票(版)帖初步能看出票帖的早期演变过程,乾隆年(1736-1795年)的那件上帖,是需要填写付款的钱铺的名称和取钱人姓名的,这是一件具名的取款凭证,或许可以转让,但还不便于广泛流通。而第二件嘉庆年(1796-1820年)的兑帖,第三栏大段预白文字,告许我们以下几点,一是称此票为“钱帖”,二是此帖是往来流通的,三是此时发行钱帖的主要是各钱铺,并且因行使日久,已经出现了假票,并在印刷图记、暗记等多方面采取了防伪措施,同时申明“认帖不认人”具备了广泛流通的条件。而第三件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的凭帖,周边的图案,人物装饰更像一张货币,而两侧的“国宝通流”四字更是凸显了此帖的流通性能。至此,由票据到货币的转变已基本完成。

银钱票帖产生之后,很快就出现了假冒的现象,前面举例的嘉庆年“复盛兴”钱帖的预白中,提到用暗记和图书(图章)防止假冒,在众多银钱票帖上,有的便用了大段的文字做为具有防伪功能的装饰,有的专门刻制了图案细微复杂的防伪章,有些配备了留底券,分割前加盖骑缝章和书写文字以便核查等等。我们还发现一张同治年(1862-1874年)柳林镇(今离石市柳林县)“万盛长”空白钱帖一张,该帖用麻纸印制,纸张有“永都”“柳林”“万盛长记”和中部方胜图(两个菱形压角组成的吉祥图案)水印,这是目前我见到银钱票帖中最早使用的水印纸。

银钱票帖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是清代货币流通的状况对银钱票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清代的货币制度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的银钱平行本位,当时的白银作为货币,形制没有法令上的规定,完全随各地的习惯而定,当时的秤砝不统一,同是所谓两,各地亦是轻重不一。银两的成色,自古即不如一,各地通行的宝银(指元宝),成色不尽相同;而铜钱的使用,虽然是国家统一规范铸造,但由于银钱比价的波动,清政府几次增减制钱的重量,试图以此来维持千文折银一两的比价。结果是事与愿违,反而形成了大小不同的钱币混杂流通,再加上无法禁绝民间私铸的劣钱,钱币混乱的局面在清代早期就形成了。这种货币的混乱局面,必然要有一种新的币种来改变,这也就是中国东南沿海各国银元从清初大量流入后,经过短期的实验便大受欢迎,而且价格高于它的实价了。产生一种优越的银钱替代货币成了商民共同的需求。

由于上述种种银钱货币的混乱状况,使这些货币在流通中产生了许多困难。就商业企业而言,他们在大宗交易中,多数用银,但由于各地秤砝和银色的不同,有时在一个城市中,除称砝大多统一外,一些大的商号、有组织的商帮,都有自己的银两成色标准。有时同一地竟达十余种之多。商号的小额交易仍然要使用铜钱,交易中剔除小钱就成为商铺员工的一项费时工作,也常常因此和顾客产生争执。对客户而言,除去银钱不便携带之外,银两成色上往往吃亏,流通中大量劣质钱的存在,也担心受损失。因此,银钱票帖一经出现,很快就普遍流通起来。

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理念,为银钱票帖的行用提供了社会基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道德规范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信义”,以“信义”为核心的儒家哲学是中国人几千年来追求的信条。对人讲诚信,对朋友讲忠义已经印刻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中,一个人如果不讲究诚信,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不仅影响到就业和谋生,就连朋友的交往、子女的婚嫁都会大有不利。就山西商人而言,能在全国众多的商帮中出类拔萃,就是在讲究诚信上得到了一致公认。在山西商人共同执行的一年四次结帐制度下,一家商号如果不能履行清偿到期的欠账,其结果就是本地商户再无与其往来者,形同自行宣布倒闭。同样,发出银钱票帖的单位,如果不能对持票人随时兑现,那将是极严重的信用危机,不能及时补救,其结果也是倒闭。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百姓对银钱票帖的信任是不容置疑的,在山西,这种信任甚至超过对国家信用的认可。以至于从清末到民国初年,国家银行在山西设立的网点,货币发行情况极差。人们宁可相信商号的票帖也不去拥有国家银行的纸币。这就形成了这些银行在山西发出的纸币极少,在今天的收藏界,这些银行加盖山西地名的纸币,件件都是极其稀缺的珍品。

三是银钱票帖的发行,弥补了当时中国金融业融资渠道不广的缺陷。中国的金融业,在清代之前仅有典当和钱店两种,在清代中叶先后增加了账庄、印局和票号。这些金融机构基本没有有效的融资功能。虽然商号利用良好的信用,一般可以随时融来所需的资金,但对社会闲散资金,仍缺乏像储蓄一类的融资工具。银钱票帖的发行,正好是面对社会闲散、待用资金为主要对象,票帖广泛的流通,不论是客户买进银钱票帖,还是商铺以票帖代替银钱支付给客户,都相应的增加商铺的资金,只要备足一定的兑付准备金,再加上所有商铺负有无限责任的中国特色,只要没有政策的干预和大规模动乱的影响,这种融资的工具可以长久的使用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早期只是金融行业发行票帖,而到道光以后就延伸到各行各业,就连一些米店、木厂、水果店也发行起票帖来了。可以认为,后者绝不是为了解决货币流通中的困难去发行票帖,而主要推动力还是银钱票帖的融资功能。

四是清政府认为银钱票帖发行补充了银钱的不足,从未加以限制,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历史上,在士、农、工、商四民中,商人摆在末位。金融业在中国十九世纪之前,统称为商业。和其它商业店铺一样对待,除典当业需要注册登记外,其它钱庄、印局、账庄和票号都可以随意设立,无需注册或批准。除关市征收一定的税收之外,官府不仅没有管理商业的机构,也没有相关商业管理的法规。就连中国浩瀚的史籍方志中,也找不到商业的条目和位置。这也是今天研究中国商业史、金融史,史料缺乏的根源。直到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才批准颁布了“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这已是上世纪初的事了。在这之前,官方对银钱票帖的发行,基本不加拘束。道光十六年(1836年)因盛京五家钱铺“广出虚票”造成“不付现钱”,道光皇帝上谕,着步军统领衙门等议禁止钱票章程,在部议中:山东巡抚经额布以为:“应顺俗所尚,仍听其便。”两江总督陶澍说:“江省现行钱票,并无弊窦。”贵州巡抚贺长龄则“力陈钱票有利无弊”。山西巡抚申启贤更是详细说明晋省钱票流通情况,直陈“钱票不能禁止”。他在奏折中陈述理由有:

“查民间置房买地,粜籴米粟,贸易货物,用银之处少,用钱之处多。其价在千文者,尚系现钱交易,若至数十千数百千以上,不特转运维艰,且盘查短数,收剔小钱,尤非片时所能完峻。是以江、浙、闽、广等省行用洋钱,直隶、河南、山东、山西等省则用钱票。夫洋钱系外洋而来,每个市平七钱三分,银色甚低,而作钱价则等于足色纹银,且有较纹银昂贵之时,暗中每被折耗,因其便民,尚不能禁。今以内地铺户之钱票,行之内地,转行禁止,是舍其重而图其轻,此不可行者一也。又洋钱之不行于江北等省,未始非钱票便民为之抵制,若一旦禁绝钱票,民间向来用钱票交易者,恐难改用银两,若俱用现钱,则搬运查数既费周折,更恐藏钱无多,一时转动不及,势必江北各省亦效江南等省行用洋钱。是从前被外洋暗中折耗者公止大江以南,而今则益以江北等到省。且因银出外洋而银少,因银少而价昂,今欲平银价,趋之使受外洋之折耗,是漏卮更甚矣。此不可行者二也。又各省藩库皆系征贮银两,虽有鼓铸,为数不及百分之一。近因铸钱成本过重,每多奏请停止,库存制钱无多,恐民间藏钱亦未能充足。今禁止钱票,则向之收藏钱票者,皆易为现钱,即中等之家,存钱数十串不为富厚,积而至数千数万家,既存钱即在数万串数十万串之数。向用钱票不觉其多,今见现钱必见其少。夫银钱有互为盈虚之道,银少尚赖钱文流通为之接济,若致钱文亦形短绌,商民必受其困。此不可行者三也。……”

从上面大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银钱票帖的发行,不仅解决了银钱流通的不便,还抵制了洋钱的漫延,解决了库存银钱不足的矛盾。民间银钱票帖尽管不是官方批准发行,但官方是默许和支持的。道光皇帝最后采纳了“任听其便“的意见,听任民间银钱票帖继续自由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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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除一些外国在华银行发行纸币外,中国的国家银行、商业银行、各省的官钱局也在发行纸币,进入二十世纪,各地有官方背景的银行设立更多,纸币发行更广。这些都对民间银钱票帖形成冲击,起初,凭借商号良好的信誉尚可支撑,但后来经过多次的取缔,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银钱票帖就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但这些存在了两百多年的特殊纸币,给我们留下了不少追寻,思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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