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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阔:中国至少应该留一个宋庄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1/29]
[img]uploadpic/201211/2012112953972177.jpg[/img]郑阔

郑阔,独立制片人、编剧、导演。2009年毕业于 “栗宪庭电影基金独立电影培训班”;曾策划电影放映活动,推动中国民间独立影像的交流。2008年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微博]策划798艺术节独立电影单元“我的摄影机不撒谎——1990后中国独立电影回顾展”;2009年担任“2009北京798双年展”影像单元“从工业技术到民间精神”策展人。同时制作、导演纪录片和剧情片数部 。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独立电影的?

郑阔:我做的比较晚,真正开始做是09年,辞掉工作,专心做这个事情。以前是业余拍摄,我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因为喜欢电影,还写过剧本,找过投资,但是别人看到我不是电影专业出身,不太信得过。所以自己就想能不能先拍纪录片,至少不需要那么多投资,从拍纪录片中学习如何做一部完整的电影。在09年的时候参加了栗宪庭基金办的独立电影培训班,之后开始做《798站》。

记者:《798站》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郑阔:它讲述的是798怎么由工厂变成了一个艺术区,有哪些人经历了这个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阻碍,在政府接管之后又遇到了什么新的问题,最后有一些就搬走了,798日益的大众商业化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片子剪出来之后在北京放映的也不多,2010年的时候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微博]放过但是被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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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怎么想到拍摄《798站》这部片子呢?

郑阔:因为我以前在798工作过,置身其中看着它变得越来越繁荣,游客越来越多,但大多都把它当成一个旅游地,随便逛一下,买一些纪念品。很多人并不知道 798真正的来源,不知道它是怎么从一个废旧的工厂变成今天的艺术区。其实它最早是由一批艺术家去推动这个事情的,这中间有很多挫折和阻碍,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所以我就想到拍一个纪录片,把早期进驻798的一些艺术家请来,一共采访了一百多个艺术家,加上当时的一些现场素材,剪辑成了《798站》。

记者:你觉得798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郑阔:我最早是02年到过798,那会儿特别有味道,有艺术家,有工人,那个时候的环境很自由,很纯粹,那种感觉很好。而它的转变是从06年开始的,政府开始接手艺术区之后,现在在中国艺术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我个人有两个观点,一是商业的涌入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谁都不能阻止,在798被社会认知之后,有很多并不是艺术界的人涌入。因为那会儿艺术很火,都想进来淘金,也有很多卖纪念品,卖衣服的,七星集团当然会选择出房租高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而这种高房租却是对艺术家的一种挤压,很多画廊因为负担不起就搬走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旅游区。第二个艺术区所面临的是一个文化安全,当代艺术涉及到很多意识形态,对现有的体制有很多的批判,质疑和挑战,它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政府在这个方面会有所管制。比如说有些展览被关门,独立影像节被断电,有的艺术家被强制赶出来,所以798艺术区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记者:我觉得政府是应该保护这种文化艺术的。

郑阔:这是一种博弈,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希望政府支持这种文化,这种艺术,但是从政府的角度,认为这种文化艺术首先不应该触及意识形态,在这种前提下,政府所谓的文化艺术就是创意产业,就和南锣鼓巷、潘家园一样,当代艺术的一些东西是不能在里面的,那个就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宋庄也是即将面临 798艺术区发展的模式,这几年宋庄的发展也很快,纷纷盖房子、圈地。今年宋庄的艺术博览会也是由警察把门,进去之前还要搜身,翻包、过安检。还有宋庄举办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在播放开幕影片黄骥的《鸡蛋与石头》时被断电,它只是一个很私人化的的电影,并没有触及什么意识形态,但是就不允许放。

记者:是的,在影展上还引起了大家对于电影更重要还是独立更重要的讨论。

郑阔:其实这就说到另一个问题,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很多人呼吁中国电影进行分级,但是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并且进行审查的也是一些老旧、保守的官员,所以这种审查看起来很荒诞。中国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来讲,进入院线去的话,必然要经过审查,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就独立电影来说,很多人也并不想进院线,从制作条件、制作水准,各个方面来讲也是进不了院线的。并且就算进了院线,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观看。虽然这些独立电影制作的粗糙一些,但是它反应的是中国很现实的问题,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件事,他们也不希望这个电影通过审查,像我本人就是。

所以独立电影面临的问题一是政治二是商业,政治问题在中国很清楚,不允许你拍,不允许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不能跟主旋律唱反调。从商业方面来讲,就算不限制,也没有那么多观众,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通过审查的主流电影都是跟现实无关的,矫情的,一些历史片、谍战片,爱情片这种流行文化。但是在独立电影的这个范围内,它是有很多观众的。

现在中国电影的审查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导演拍不出好东西,是有太多的约束,包括娄烨拍的浮城谜事,影片结尾打人打几下,广电局都有明确的规定,还有上映的《白鹿原》,里面剧情的逻辑连接不上,这就是强行阉割导致的。

记者:您的作品《暖冬》是大家比较孰知的,那个片子出来之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郑阔:嗯,那个作品是09年10年拍摄的,11年拍摄完成的,在拍《798站》的过程中,正好发生了“暖冬计划”这个事件,798周边的正阳、008、东营这些艺术区拆迁,有朋友问能不能去拍现场,我当时是抱着为《798站》拍一点素材的想法去的,结果暖冬的发展超过了大家的设想,包括2月22号晚上的暴力事件,以及长安街游行,政府给不给赔偿,包括艺术家内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所以最后剪辑的时候就没有放在《798站》里,单独剪辑了出来,讲述艺术区拆迁的事情。

《暖冬》我没表达我的个人观点,做的相对客观,只是把各方观点都呈现了出来,因为那个事件本身很复杂。《798站》也是关于当代艺术的,只是看到这个片子的人比较少,但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艺术区的这个问题在《798站》里表现得很清楚,像独立电影节断电这样的现象在798很早就出现了。像最近我帮藏红花剪的一部片子,叫《玲珑塔》,有300多个小时的素材,副标题叫宋庄的前世今生,从圆明园讲到宋庄,以及它慢慢变化,其实和798模式都是一样的,只是从微观上说,798是由工人管理的,宋庄是由农民管理的。

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能放映一下《798站》,有当时的很多艺术家讲述他们的切身经历。艺术家对于艺术区发展的想法和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都是为了当代艺术的发展,但是实际有些艺术家是在做一些反体制的东西,那政府是不允许的,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意识形态。最典型就是上海的艺术区,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风格,真正和艺术相关的不多,却有很多咖啡馆、服装店,做的也挺好,但我的观点是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样,应该留一个798,或者现在说应该留一个宋庄。

记者:你觉得独立电影发展比较好的是什么时候?

郑阔:我觉得不存在发展比较好的时候。通常所说的第六代导演,像王小帅、贾樟柯、张元等人,2000年前后那会儿比较活跃,虽然在国内也过不了审查,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一些国外电影节得了奖,有了知名度,再被国内观众接受。由于他们的作品和传统的电影美学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的爱好者,我也是他们的影迷。

记者:如果通过做商业电影获得的收入再投入到做独立电影,你觉得这是一个解决独立电影资金的一个好的方法吗?

郑阔:对于这个方法我不是太赞同,如果你热爱独立电影,我觉得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赚钱,商业电影其实更不好做,首先要通过审查,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它变得有趣,投观众所好,在电影的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演上其实有更多的要求。如果拍摄商业电影能赚到钱其实很不容易了,并且不是拍纪录片的导演就可以拍好商业片的。假设电影真的做出来,有很高的票房,你的能力会得到认可,也会比较容易找到投资方,但是这个时候也会发生另一种转变,就是会被资本所限制,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

记者:你对独立电影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态度?有的人预言说它可能以后会不存在。

郑阔:我是比较悲观的,至少在目前觉得不会有好的发展状态。因为在中国这种政治环境下,它的发展是受到阻碍的,政府不允许有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不能进院线,在院线外的一些影展也受到限制,网站也不敢购买,一些正规的地方也不能放映,所以它没有收回成本的渠道。

如果说不存在那是不会的。为什么说纪录片比剧情片好看,因为现实太精彩了,有很多太好的素材,那是编不出来的。既然有这些问题存在就会有很多人去拍,就有人去表达,就算受到压制也是会存在的,要说在短时间内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也不太可能,但是绝对不会消失。并且现在技术和价格门槛都降低了,很多人拿小DV 就可以拍了,不管好不好,至少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如果不是看赵亮的《上访》,马莉的《京生》,我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北京南站,不知道他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看完之后就会思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现象,还让它存在呢?并且找很多相关东西来看,我觉得纪录片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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