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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西周玉:承载周礼的玉器文明

[来源:广州日报]  [2012/12/10]
[img]uploadpic/201212/2012121035166745.jpg[/img]西周玉组佩

[img]uploadpic/201212/2012121035167105.jpg[/img]秋玉鸟兽纹璜

[img]uploadpic/201212/2012121035167637.jpg[/img]西周玉鹿

终其一生,孔子孜孜不倦追求的,就是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恢复周王朝的礼制。而玉器作为周人礼制的一种重要载体,在古代儒家经典中时有闪现。像《周礼》中就记载了“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

而从上世纪90年代晋侯墓地的“浮出地表”,到近十年来更多周代诸侯级墓葬的发现、发掘,成千上万的出土玉器不断互证着一套美轮美奂的周代用玉制度。本期,曾参与过晋侯墓地发掘、其主持发掘清理的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获得2003~2004年度全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吉琨璋,将细说西周玉器考古发掘背后的故事及玉器在西周形成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内涵。

文/图  记者  江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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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墓地:

完整展现西周用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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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资料一提起晋侯墓地,必言其随葬玉器种类之多,装饰之美,数量之巨。而吉琨璋告诉记者,谈论晋侯墓地必须从曲村-天马遗址说起,这一遗址的发掘无疑得益于当代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先生的一种学术执着。

“1962年发现曲村-天马遗址时,晋国在西周时期绵延达三百年之久的国都沉睡于一片安然的村庄和农田中,无人知晓。在此后到1979年间,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于晋南进行大规模的田野调查,目的就是寻找晋国在西周时期的都城所在地。当时有好几个遗址进入了考古队的视野,但邹衡先生最终把工作核心定在了曲村-天马遗址,认为这里的可能性最大。”就这样,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该遗址进行了6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晋国的高级贵族墓,却一直没有发现跟晋侯有直接关系的墓葬。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盗墓原因,晋侯墓地才迅速“现身”。“此后共找到九组19座晋侯及夫人的高等级墓葬及大量的陪葬墓。为什么能确定是晋侯墓呢?就是其中出土的青铜器上明确记录了6位晋侯的名字,有的能和司马迁史记》上的记载相印证。”由于晋侯墓地的时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春秋早期,而且是目前全国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个西周时期完整的诸侯级墓葬群,所以其出土玉器“不仅建立了一个有关西周玉器类型的标尺,同时为我们展示了非常完整的西周时期的用玉制度”。

横水西周墓地:完美复原玉组佩

此后,在全国范围内又发现了不少西周时期的诸侯墓葬,当中就包括了2005年由吉琨璋主持发掘的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而让吉琨璋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复原该遗址中1号墓主人——倗伯夫人身上的大量玉组佩。

由于两千多年前倗伯夫人的棺木在运往墓地时可能出现了倾斜,其脖子上、肩膀上挂的五六组玉组佩全都集中到了下颌部位。吉琨璋认为,在西周用玉制度已经相当明了的情况下,如果没办法重新串好复原,那将是很失败的事,所以倍感压力山大。“西周的玉组佩附件为玛瑙珠子,上面粘附有和着朱砂的泥土,稍稍一动,可能就打乱整套组佩,我们甚至都不敢略微动一下这些珠子的方向,怕再也串不起来。清理掉上面的泥土,我们五六个人盯着看了好几天,不敢下手。大家在脑子里反复筛选各种串起来的方案,再以玛瑙珠子的排列方向印证,不对,就重新换思路。经过不断摸索,逐一剔除,最终串出了我们认为很正确的复原组佩,其中包括三组璜组佩,一条料管的项饰品,四组梯形牌组佩,三组发饰及十多个玉玦。”也因为这种认真细致的清理方式及后来更为细致的工作,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的发掘工作获得了国家文物局授予的2003-2004年度“田野考古奖”一等奖。该奖项自上世纪90年代设立以来,除了第一届将一等奖授予陕西临潼兵马俑的发掘外,其后一等奖就一直空缺着,虚位以待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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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论是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陕西韩城梁代村西周墓地、河南平顶山西周应国墓地还是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吉琨璋表示,西周玉器在全国各大遗址所发现的都差不多,可见当时文化发展很一致,诸侯国的用玉理念、方式几乎相同。“如果哪一天发现了周天子的墓地,那我想最多就是玉器更精美,量更大,但在用玉制度上,应该没有太大区别。”

四类用玉  承载周礼

那么,西周的用玉制度包括了哪些层面的内容呢?吉琨璋认为,可以分为以下四个层面:

一、礼制用玉。《周礼·大宗伯》中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尽管这是战国时期儒家们的一种理想化用玉理念,但西周时期的圭、璜、璧等礼制用玉,是对新石器时代以来礼玉的集大成,并发展到极致。“我们在考古发掘中见到的大玉戈、大玉圭、大玉璧非常多,而且明显不是把玩用的。”吉琨璋说。

二、礼仪用玉。像由多件玉器组合到一起挂在脖子上的璜组佩,挂在女性肩膀上的梯形牌组佩,还有项饰、腕饰、臂饰等,都是在重大的礼仪场合中佩戴的。

而西周用玉制度中最有独创性的无疑是玉组佩。“为什么到周代会出现这种挂在脖子上的玉组佩呢?原因是组佩互相碰撞会发出非常清脆的声音,所谓‘佩玉锵锵’,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一位君子;而且挂着玉组佩,走得太快了玉就可能碰坏,起到一种节步的作用,提醒其行止得当,不失礼节。

同时,吉琨璋强调西周的玉组佩不可能长及膝盖,因为挂在脖子上,如果垂到膝盖,就没法行动了。“晋侯墓中出土的玉组佩有的长达两米,在实际使用中是不可能的,应该是随葬时几串搁在一起。”但要是组佩悬挂的位置移到了腰上,情况就不同了。“这正是西周和春秋中后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的玉组佩之间最大的不同。因为战国时期人们的着装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周时人们穿的都是短上衣;战国时,贵族君子穿的是长袍,中间扎一腰带,上挂组佩,长及膝盖也不会影响活动。”

另外,两个时代的组佩中主要构件也不同,西周是璜,东周为珩。“西周的组佩中,璜的弧面是朝下的,两端有孔,两条平行的轴线将各件玉璜串了起来。而到了战国时期,挂在腰间的组佩变成了单轴线,在珩的中间穿孔,弧面朝上。所以,战国时期的龙形珮很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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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把玩用玉。主要包括玉马、玉螳螂、玉龟、玉熊等各种动物器型及玉人。“像晋穆侯第二任夫人的墓中就出土了一个铜盒子,其中装着几十件把玩用的玉器,囊括了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的美玉,可见这位夫人有很高的鉴赏能力,是当时的玉器‘收藏家’。”

四、丧葬用玉。像玉覆面是用玉雕琢出眼睛鼻子等五官的形状,缝在布上,然后覆盖于脸上;玉琀,则是在死者的嘴里放进各种小玉件;还有管状的玉握,中间可以用绳子穿了绑在手上;另外,死者脚底下也踏玉,甚至男性生殖器上都放有葬玉。“周人认为玉可使人不朽。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顶峰是汉代,出现了金缕玉衣、银缕玉衣等。”

因此,吉琨璋认为:“西周玉器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不仅继承了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玉器风格,同时有自己的创新,尤其是把玉作为礼的载体纳入礼的范畴形成一整套用玉制度,影响深远。”

鉴赏与鉴别——

真品一丝不苟,赝品稀里糊涂

考察一个时代的玉器风格,基本上可从料、工、形、纹来分析。

料:在吉琨璋看来,西周时期的玉料非常复杂,虽然其中有不少和田料,但其来路现在还不清楚。“虽然古书《穆天子传》中讲到西王母就住在昆仑山,那里出产和田料,有人认为西周时期的和田玉应该就是来自于昆仑山,但这只是推测,目前并没有找到实际的路线,我们只能说周人的玉料很复杂。但对于研究西周玉器而言,料不是特别重要,更值得关注的是工、形、纹。

工:西周玉器最突出的特点是线条为一面坡,俗称“大斜刀”,是用一种斜砣工具来创作的,而其透雕往往是为了加强纹饰的效果,使整个看起来很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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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器型主要以片状器为主,有璜、璧、玦等,把玩用玉才有一些圆雕作品,像玉马、玉牛等。

纹:纹饰则以阴刻为主,浮雕少,到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双阴刻线才大量出现。

同时,吉琨璋表示,西周时期虽然已有大量龙凤题材的玉器,但龙凤纹饰更为复杂,单体的龙凤形象表现得比较完整;到春秋战国时期,龙凤形象仅仅表现出龙凤的一张嘴、一双眼或一个耳朵。而且,“尽管有‘凤鸣岐山’之说,但并不能说明周人崇拜凤,只是将凤作为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像殷商妇好墓中就出土过玉凤,新石器时代的石家河文化中也出现过非常漂亮的玉凤,因此玉凤题材并非周代才出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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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关于周代玉器的鉴别,吉琨璋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周人把玉看成是礼的载体,具有无上的地位,所以玉工在治玉时,纹饰、线条方面都会做得一丝不苟,交代得非常清楚。现在很多造假的在这两方面都很随意,做得稀里糊涂,一看就是“冒牌货”。“当然,最根本的是对这个时代的玉器要有整体的把握,拿到一件玉器,能够从料、工、形、纹四个方面都进行仔细观察,假的就会露出马脚。”

大家简历

吉琨璋,山西临猗人,1986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毕业,现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历史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国国家考古田野发掘领队。吉琨璋从事田野考古二十余年,长期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实习基地曲村-天马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参加和主持侯马晋国东周遗址、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曲沃羊舌晋侯墓地、望绛战国墓地以及盂县、太谷、晋城等地多项重大田野考古发掘,其中,绛县横水西周墓地曾获得当年度全国考古新十大发现,2003-2004年度国家文物局授予的“田野考古奖”一等奖,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1号车马坑发掘获得当年度国家文物局授予的“田野考古奖”三等奖,发表了《晋都新田时期玉石礼器初步研究》、《山西出土玉器综述》等数十篇研究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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