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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镶嵌兽首形鼓座铜饰鉴赏

[来源:艺术中国]  [2012/12/14]
[img]uploadpic/201212/2012121432293103.jpg[/img]图1  战国镶嵌兽首形鼓座铜饰

[img]uploadpic/201212/2012121432296771.jpg[/img]图2  战国镶嵌兽首形铜饰正面图

[img]uploadpic/201212/2012121432298573.jpg[/img]图3  战国镶嵌兽首形铜饰侧面图

江苏 王厚宇 刘振永

战国镶嵌兽首形鼓座铜饰(图1),1978年出土于淮阴高庄战国墓。它一共两件,大小相同,形制一样。其形似虎首,狰狞恐怖,张口吐舌,利齿虬角,阔鼻短耳,双目鼓凸,给人以威风凛凛之感。外饰以云雷纹为主的蟠螭纹,其纹饰也达到豪华繁缛的地步。其齿呈三角形,犬齿稍大。以旋涡纹内加三角纹组成二鼻孔,以粗壮凸起的方框构成眼眶,眼球鼓凸。舌面、下颚及面部三角区饰点纹,吻缘及鼻间饰绳纹,内加三角纹,眉间饰三角纹。耳短小,卷成筒状。头有双角,角上饰三角纹、云雷纹。颈下凹,上有二钉孔。颈背有两条纵棱,背、腹两侧皆饰蟠螭纹,末端有三齿,其上饰蝉尾纹。两侧有圆形钉孔。体宽11.6厘米、长24厘米、通高16.5厘米。相似之器,1980年9月于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也曾出土一件,定名为“兽首形器”。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此类器物只发现这三件,是国家一级文物。对于这两件铜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是车舆上的铜饰,并命名为“较首”。直到2004年7月淮安运河村战国墓的发掘,出土了木雕鼓车。通过对木雕鼓车的复原研究,才使我们豁然开朗,认为是木雕鼓车上的鼓座铜饰。

淮安运河村战国墓,在高庄墓之北三公里,二者具有很深的渊源,是性质相同、年代相近的战国墓葬。所出土的木雕鼓车,虽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多年,但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木质构件保存相对较好,是国家一级文物。其中的木质建鼓鼓座(图2),虽有朽烂断裂现象,但经过现代科学手段脱水处理后,其木质坚挺,经保护修复后恢复了原状,是研究古代建鼓的实物资料之一。通过对该车的组装复原,其鼓座上的刻槽引起我们的注意(图3)。这些刻槽,论形制,和兽首形铜饰相似;论深度,和兽首形铜饰相合;颈上有二孔,系为安装兽首形铜饰所预留;背上有三齿,亦和兽首形铜饰的末端三齿一致。只是其具体尺寸稍有不同,这是因构件不同而存在的差异。通过对二墓出土之器物进行对比研究,以运河墓之木质构件来比对高庄墓之铜饰,进而认定这两件铜饰都是鼓座之铜饰,都是为装饰建鼓鼓座而制作的铜器。进而纠正了以往“较首”之命名,重新将该器命名为镶嵌兽首形鼓座铜饰,给予了新的名称。与此同时,也发现高庄墓的青铜插座也是安装在鼓座上的插座(图4),以此来承插建鼓鼓柱,从而也结束了有关此器的“车盖插座”或“羽葆础”之纷争,获得了一致认识。这样,这三件铜器都得到准确命名和定位,都是安装于建鼓鼓座上的镶嵌铜饰。在安装的时候,其青铜插座在中间,而兽首形铜饰在两头,都是刻槽镶嵌,套合在木质鼓座之上,然后用竹钉固定。其安装情形大致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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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出土的鼓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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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鼓座刻痕迹

淮阴高庄墓镶嵌兽首形铜饰是建鼓鼓座铜饰,这样的鼓座铜饰是先秦考古中首次发现,从而为研究古代建鼓提供了实物。建鼓,古称足鼓、晋鼓、楹鼓、植鼓,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就有发现,是我国出现最早的鼓种之一,春秋战国时代已广泛应用。《国语·吴语》中有:“载常建鼓,挟经秉枹,万人以为方阵。”韦昭注:“鼓,晋鼓也,《周礼》:‘将军执晋鼓’。建,谓为楹而树之。”《礼记·明堂位》载:“殷楹鼓”。注曰:“楹,贯之以柱也。”建鼓鼓座在考古中亦有发现,如湖北曾侯乙墓、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都有出土。但这些建鼓鼓座都是满饰龙虎雕塑的圆球状铜器,是安装于地上的鼓座。而高庄墓的镶嵌兽首形铜饰,是车载建鼓木质鼓座上的铜饰。其建鼓鼓座只能安装于车上,装有建鼓的车即是鼓车。鼓车在汉画上多有发现,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和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壁画都有鼓车的图像出土。由于鼓车和地上所立的建鼓存在差异,故和上述青铜建鼓鼓座不同,形制亦异。从而为研究先秦鼓车提供了实物例证,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具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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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镶嵌青铜鼓柱插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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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战国镶嵌兽首形器安装图

淮阴高庄墓镶嵌兽首形铜饰,其形似虎首,但又有双角,由此可见不是现实中的动物,应是古代神话中的山神怪兽形象,这在《考工记》中多有记述。《考工记》中有关于制鼓工艺的专门记载,但没有谈到鼓座的问题。其中的“梓人”讲到了编钟、编磬悬架的制作,也没有讲到鼓座的制作问题。但是,作为悬挂乐器的支架来说,钟架、磬架的制作原理应该是适用于鼓座的,故我们以钟架、磬架来考察鼓座。《考工记》曰:“梓人为筍虡。天下之大兽五:脂者、膏者、蠃者、羽者、鳞者。宗庙之事,脂者、膏者以为牲;蠃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虡。”郑玄注:“乐器所悬,横曰筍,植曰虡。”“蠃者,谓虎豹貔螭为兽浅毛者之属;羽,鸟属;鳞,龙蛇之属。”按《考工记》所载,虎豹之类的浅毛兽,适合雕作编钟的立柱,鸟类适合做编磬的横梁。这已为出土资料所佐证,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保存着比较古老的形制,其钟虡为铜人;磬虡为一“龙首、鹤颈、鸟身、鳖足”的“怪兽”;钟筍、磬筍两端均饰透雕或浮雕的青铜龙首或蟠龙纹,其中钟筍、磬筍、磬虡皆与《考工记》相合。《考工记》中没有关于鼓虡的记载,但其他较早的文献中关于鼓虡的零星记载还是有的。《礼记·明堂位》“周悬鼓”郑玄注:“悬于筍虡也”。此说很有见地。这也为出土器物所证实,如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的青铜鼓座、湖北曾侯乙墓的青铜鼓座,皆有虎的图像。此外,湖北江陵出土的虎座鸟架鼓,也是以虎形雕塑作为鼓座。因此,淮阴高庄墓的兽首形鼓座铜饰采取虎首的形象,正和《考工记》中“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其匪色必似鸣矣”的记述相符。不过在虎首之上,再加上双角,产生震撼性的视觉效果。总之,这两件镶嵌兽首形铜饰有同期墓葬出土的木质鼓座佐证,其形象也符合古籍记载和考古学的论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中意义非凡,是研究古代乐器的实物例证,故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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