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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档案拍卖梁启勋后人也受伤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2/12/22]
杨源坐在父亲生前的客厅里,多年来,那批信札、手稿就存放在隔壁房间,数月之前,它们被搬到客厅,整理、分拣、打包、送走,留下空荡荡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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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这批颇受瞩目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刚刚结束了热闹的拍卖,档案被分成146个标的,最终全部成交,共拍得670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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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档案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后人所藏,经历了“文革”浩劫,流传至今殊为不易,档案物品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近千件,其中的文稿多是梁启超写给其胞弟梁启勋等家族成员,丰满了梁启超的形象,对于相关历史研究而言,更是珍贵的一手资料。

拍卖大获成功,但关于此次拍卖,公众心中仍留诸多疑问:梁启勋后人为何要拍卖这些档案、为何引发了梁启超后人的反对、将档案分拆散拍是否符合梁启勋后人意愿……

拍卖结束后,梁启勋的外孙女杨源女士作为梁启勋后人的代表,向本报记者讲述了将这批档案拍卖的来龙去脉,以及梁启勋后人在此期间的真实想法,对于他们来说,最终的结果充满遗憾,与初衷相去甚远。

实际上,此次拍卖从一开始就已经与梁启勋后人无关,真正的委托人卓韦(化名)已于今年8月1日一次性整体购买了这批档案,价格为1500万元人民币,而公众以为的“梁启超后人拍卖梁氏档案”,只是一个始终没有说破的“误会”。

真正的委托人

12月6日晚,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进行了拍卖,数十位买家参与竞争,不少拍品以高出估价数倍的价格成交。首件拍品、梁启超的书信“香港保皇·秘筹《时报》”便赢得买家热捧,底价25万元,最终以92万元落槌。此后,梁启超关于创办《国风报》宣传立宪思想的信札以超过估价10余倍的264.5万元成交,掀起当晚第一个高潮。最终,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拍出713万元,拔得头筹。梁思成、林徽因的文定礼本成为亚军拍品,以379.5万元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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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取得6709万元的结果,很多人以为,最高兴的莫过于梁启勋后人,其实,拍卖的价格高低已经与他们无关。梁启勋后人也到场观摩了拍卖,只是纯粹地旁观,同时也出于一份责任,看看所拍的物品是否全系当初自家所藏。

当晚,真正的拍卖委托人卓韦也在现场,有些紧张地关注着拍卖走势,最后的结果令人满意,拍品无一流拍,当初一次性买下这批档案后,他还曾向梁启勋后人们表达过自己的失望,认为好东西不多,恐怕要赔得很惨,并催问梁启勋的四家后人,还有没有相关收藏可以交给他一同拍卖。

卓韦是梁启勋外孙孙军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他出资1500万人民币一次性购买了梁启勋后人所藏的梁家祖辈遗留的五类物品,包括信札两本394张、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一本、梁启超家居讲学备忘录手稿一本、白香山诗集1-16(有梁启超批注)两封16本、梁启超诸友人词手稿一本。

双方签订了购买协议,今年8月1日是物、款交割日,协议中写明:今后这些物品拍卖所得,价格高低均与梁启勋四家后代无关。拍卖中如涉及法律纠纷也与梁启勋四家后代无关。

不过,此后的拍卖,从前期规模很大的宣传开始,到梁启超后人质疑风波,再到拍卖成功结束,委托人卓韦一直隐身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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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拍卖公司北京匡时[微博]召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新闻发布会”,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宣传资料中介绍,这批档案是由梁启勋后人保存,孙军当天受邀出席,回溯南长街54号和这批档案的旧事。事后,有媒体在报道时,直称“委托人孙军”如何如何。

据杨源介绍,在这场新闻发布会开始之前,孙军曾表示,有必要说明他们并不是拍卖委托方、物品已经卖给卓韦的事实,但是,这个要求没有获得许可。

站在商业的角度而言,这种“误会”很有价值,但对于梁启勋后人来说,这样的“误会”则意味着,他们要承担起“委托人”的责任,以及可能出现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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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董国强[微博]昨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表示:“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就对记者说,委托人不是孙军,你们不要给他压力。对拍卖公司来讲,委托人是谁,这是要保密的。”

有口难辩的滋味

很快,由“误会”造成的“麻烦”出现了。

一些人误以为拍卖与梁启超后人有关,后者不堪其扰。10月中旬,梁启超后人委托本报公开发出两点声明:一、“南长街54号藏梁氏重要档案”拍卖及衍生活动,与梁启超直系后人无关;二、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故居,而是梁启勋的故居。

不只如此,梁启超直系后人在表示质疑的同时,也谈到了许多旧事,包括梁启勋曾出任伪职、梁思成带领弟弟妹妹同梁启勋断交等等,有媒体在之后的报道中,更是直接对梁启勋使用了“汉奸”的字眼。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梁启勋后人始料未及的,他们在第一时间表示,愿意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然而,这次采访最终没能完成,杨源女士当时无奈地说,他们受到压力,无法作出回应,只能等拍卖结束。

杨源回忆道:“我们一开始同意接受采访,但第二天情况全变了,匡时一度同意作为中间人调解,后来表示这是你们两家的私事,‘外人’不好参与。最后他们决定写一个东西,以我们的名义发表,这个东西我没有签字,我觉得这是你们的不实宣传造成的,而且,要证明我外公不是汉奸,你们找专家调查来说比我们自己说更有说服力。”

最终这份《关于梁启勋与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说明》在媒体发表,比较详细地介绍梁启勋,包括他同梁启超的关系、生平经历、学术成就等,对于南长街54号院和档案的保存也有进一步的说明。

这份声明发表的当天,梁衍(梁启勋第三代后人之一)当面向梁启超后人作出了解释,甚至直接出示了“梁家物品一次性购买协议”。梁启超后人当时表示,应该对外说明档案已经卖给他人,也算给公众一个真相。

始终在公众面前承担着“委托人”的角色,梁启勋后人尝到了“有口难辩的滋味”。10月27日,杨源草拟了一份声明,表示“这些文物确是我们祖辈所有,全部出自南长街54号。但现已卖给他人并完成了一切转让手续”。不过,迫于压力这份声明没能发出,杨源在28日给亲戚写了一封邮件,对事情的发展做了解释和说明。

从拍卖到出售

梁启勋后人正式讨论这批档案的处置问题是在去年12月。

杨源介绍道:“这批东西离开南长街之后,先是放在大舅家,1992年大舅去世,东西就放到我爸这儿了。去年12月1日,我爸去世,大家开会讨论这批东西怎么办,四家人,每家出一个人来谈,最后达成一致,将东西整体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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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拍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借拍卖的机会,宣传我的外公梁启勋,他和梁启超手足情深,但似乎被历史抹去了。让公众重新认识梁启勋,是我们晚辈的责任。”

如果不是希望向公众宣传梁启勋,这批档案也许在2009年已经完成拍卖,当时嘉德公司拍卖陈独秀、梁启超和徐志摩写给胡适的信札,卓韦便来建议说,最好能趁这个机会一块拍卖。

“当时我们就表明,拍卖的前提是宣传外公,他向我们承诺在各家报纸和中央台做宣传,甚至包括拍摄连续剧。”杨源回忆,“没过几天,他说媒体嫌梁启勋没有名气,不愿意宣传。”

而此次决定拍卖,卓韦表示仍有兴趣充当中间人,梁启勋后人强调,前提和三年前一样,还是要大力宣传梁启勋。之后,杨源获得其他三家代表的授权,同卓韦签订了“独家委托协议”。

这份协议写明,卓韦作为受托人,全权独家处理梁启超、梁启勋所遗存之物品的相关宣传拍卖事宜,并且,协议详细注明了宣传范围和宣传内容。宣传范围包括:中央电视台,有影响力的地方电视台,新浪或搜狐网,北京或全国有影响力的报纸等。宣传内容包括:以宣传梁启勋为主,让公众了解梁启勋在近、现代历史,文学中的作为,与其兄梁启超之间的手足情深,南长街老宅的历史变迁等。

7月中旬,卓韦打来电话说,今年春拍业绩不好,比前几年差得特别远,看来拍卖有点问题。于是,杨源决定不要强行拍,什么时候行情好了再说。但突然之间,卓韦给出了新的方案。

“他说他认识北京市拍卖协会会长,可以让他找两个有实力的大买家,一次性卖给他们。”杨源同意了。卓韦问,心理价位是多少。

由于双方曾签订过一份补充协议,约定底价不能低于1000万,因此杨源表示,起码不能低于1000万的底价。卓韦说,低于1000万怎么行,1500万可不可以?

找买主的过程似乎几经周折,最终的结果是卓韦愿意单独收购。这时,杨源再一次强调了宣传梁启勋的问题:“我说我们可以不讨价还价,但你一定要承诺给我们外公做宣传,不能放弃。他说没问题,他已经写了7篇文章了。他还介绍了那些文章,内容很唬人,比如,没有梁启勋就没有梁启超、梁启勋是中国的华尔街第一人(梁启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等等。不过,一直到现在,一篇文章也没见发表过。”

最终,杨源征询了其他三家代表的同意,以1500万的价格将这批档案一次性卖给了卓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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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承诺

 

和分散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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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双方完成交割,卓韦的另一番口头承诺让杨源心里有了新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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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能把南长街的房子保护下来,一旦保护下来,东西就不卖了,建成纪念馆,我们的东西也就永久完整保留下来,随时可以过去参观。”杨源明知不大可能,但还是写了一个字据,等于将房子让给了卓韦:“如果南长街54号院能保护下来,房子使用权和产权与我们四家无关。”

这件事自然也没下文,不要说建成纪念馆永久保留,这批档案连整体拍卖也难以实现,它们被分拆为146个标的,随着拍卖流向各地。

为何分散零拍?在预展期间,拍卖方北京匡时的相关人士在接受北京某报采访时表示,这是档案送拍人、梁启超胞弟梁启勋后人的意愿,档案送拍人之一是原来居住在南长街54号的梁启勋长外孙孙军,而这批档案产权分属梁启勋不同的后人,每个人的期望值不同,在与对方派出的代表商谈后,确定了这种拍卖方式,如果整体拍卖无人应价,会导致流拍,送拍人就拿不到钱。

杨源看到这则报道之后,十分吃惊,因为这位拍卖方的人士所言与事实完全不符,除了孙军成为了送拍人之外,这批档案已经卖给了卓韦,自然也不存在产权“分属梁启勋不同后人、每人期望值不同”的问题,而且,他们是希望整体拍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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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源于是给卓韦打电话询问,后者则一再强调这次拍卖前景不乐观。“他说他猜测这可能是拍卖公司的策略,用这种方式在最后时刻争取让国有收藏机构整体收购。这次确实不好卖,没有找到大买家,他们自己都觉得骑虎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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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匡时方面表示,媒体关于散拍的报道存在偏差,并非他们原本意思的表达。匡时董事长董国强说:“从最开始,委托人把东西拿过来就是决定要散开拍的。”

拍卖的结果显然不像卓韦说的那么悲观,散拍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所有标的无一流拍。拍卖刚刚过半,已经有人开始向拍卖方高层人士道贺。

然而,梁启勋后人的心情却很失落,不是因为高成交价与他们无关,而是宣传梁启勋的初衷没能实现。

艰难留住的劫后余存

如今拍卖的梁氏档案只是梁启勋所有收藏中的极小部分,即使如此,能够保存至今也殊为不易。梁启勋1965年去世,第二年,南长街54号院便遭遇了“文革”抄家。

1966年的一天,“大姨梁思明整理书房,把一些废纸拿到院子里烧,冒起了烟”,结果引来了6中的红卫兵,说他们在烧黑材料,于是厄运开始。抄家持续了一周时间,为了找地道,地板被撬开,墙也被杵了洞,怀疑有夹层。

当时在石油附中念高二的张爱民曾经回忆,“6中的同学先抄过了,叫我们再去抄……梁启勋家是一整座四合院,那家人可真是有钱人家,满屋子都是紫檀的家具……当时公债券,就是国家债券,抄出来好多,一摞一摞地在院子里堆成了一座小山,被我们一把火都烧了……还抄出来进口的金表一盒一盒的;现金,10元大钞(当时最大的面额)一摞一摞的;字画古董多得是。我们打电话给派出所,叫他们派车来,一共装了5大卡车……”

“字画只有几幅,好东西基本都没了,而这次拍卖的档案,其中很多信笺、手稿都是大姨(即梁思明,孙军之母)从红卫兵脚底下捡回来的,向他们求情,说想留个纪念。大姨很不容易,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在家总戴着帽子不让我们看,还被拉出去批斗。”

经过“文革”浩劫,仅存的这批档案物品被梁启超后人默默收藏,他们也曾为此出现过纷争,也曾有过捐赠的想法,但随着时间流逝,第二代后人先后辞世,目前只剩下梁启勋二女儿健在,且远居深圳,处理这批遗存的任务就落到了第三代后人身上。

充满遗憾的结局

从最初寻求委托拍卖,到一次性整体出售,再到最终拍卖,梁启勋后人逐渐失去了对这批遗存的控制,也因此而“受伤”,甚至尝到了“有口难辩的滋味”,杨源女士也只能在私密博客中讲述这些事情。近期,她将在博客上公开这些内容。

“梁启超后人反对这次拍卖,我们能理解,反对南长街是梁启勋、梁启超共同出资,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对于拿出尘封多年的‘出任伪职’一事攻击外公,我们不能接受。”杨源希望外界对梁启勋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如果他真是汉奸,怎么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届文史馆馆员,并当选过三届人大代表?”

不过,这次拍卖及其产生的风波,通过媒体的报道、调查,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还原梁启勋的效果,而拍卖本身也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梁启勋。在媒体报道中,杨源看到梁启超后人谈到了梁启勋为梁启超夫人李蕙仙修墓、护送梁启超和家人戊戌变法之后远避澳门这两件事情,“感谢他们说了这些事,在有些资料中,连这些事也与梁启勋无关了”。

当然,在整个拍卖中,梁启超是绝对的主角,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学界研讨,都是围绕梁启超进行,梁启勋则多是作为背景和补充出现,对其学术水平和历史地位并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探讨。这也反映在具体的拍卖中,梁启勋的书信、手稿成交价格普遍较低,特别是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曼殊室随笔》,只拍出了10万元。

董国强对此表示:“梁启勋、麦梦华,他们的东西拍卖价格不如梁启超、康有为,和他们的知名度、影响力、历史地位有关系。梁启勋尽管被认为在词学上造诣很高,但留下的资料和著述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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