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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峥嵘:画画是兴趣不是吃饭的工具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18]
经历:买新跑鞋去见靳尚谊

陈晓勤(以下简称陈):2006年,我第一次见到你的作品,画面上把大学城藏于烟雾之中(那个系列叫《云雨南亭》?),调子很灰暗,让我感觉你里面带有紧张、焦虑、亢奋与颓丧等多种情绪。当时还是学生的我对你的经历产生好奇,写了一则评论作为课堂作业交给老师,内容我不记得了,大概是说这个画家内心很复杂,笔墨如何打动我,等等。为什么你的作品总会呈现焦虑感?与你个人经历有关?说说你的个人经历吧。

赵峥嵘(以下简称赵):对,你看到的系列是叫《云雨南亭》。那是我2006年画的,当时我们几个广美的老师一起准备做个题目叫《日照》的风景展,这是我第一个比较完整的风景写生系列。离现在都快六年了,时间过得真快,那时你还是一个低年级的学生。

说到个人经历,小时候,也没什么突出的才华,天天在外面玩。我们那时也没人管,书读得很差,但数学一直很好,这可能和遗传有关,我爸的数学就很好。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后来会考上大学,还会去读研究生学位,学位还是文学硕士。

初一时我成为了美术老师顾世雄办的美术兴趣小组的一员,那会就几个人,一届就一个学生,我是第三届的学生。我们在在一个楼梯间里画画,楼梯很小也很矮,但我觉得能把东西画得立体是件很神奇的事。绘画很开心,让我找到了自信,而这种自信让我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到了初三,班主任找我谈话,让我报考艺术师范学校学习美术。我不想考中专,只想考个技校做个工人。最后,班主任做通了我叔的工作,接着我爸也同意了,有人悄悄跟我说,忘了是谁“画画可以画人体”,我才去报名。

陈:文学里被划分伤痕文学、先锋文学等,目前成功的作家都受过80年代那股西方风潮影响。美术界似乎影响并不大,纳入史册的就是85美术思潮、89现代艺术大展等,但我个人感觉美术史放大了那些活动。你作为70后的艺术家,有受什么思潮影响?你们这一代艺术家是如何成长过来?

赵:我作为70后画家,一直是闭着眼睛在走路,从小没有远大的理想,从小不看书。从艺术师范毕业后,我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那所小学有棵很大的银杏树,三四个人才能能抱住,是我见过的最大一棵。小学只有四五个班,没有几节美术课,我只能选择做班主任教语文,才慢慢开始阅读。

这小学离家要骑半小时自行车,我在上班的前一天,咬咬牙才学会自行车,但第一天就摔泥沟里了。现在想起一路走来,一切都是给逼的。压力越大,自己就越努力。下雨时要扛着自行车赤脚走上十分钟的泥路。而自己就根本不会教语文,所以那些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根本就不听我的,总是闹烘烘的。导致一年下来,我们班学习成绩是全区最差的,头都抬不起来。这时我才希望考大学,重新学素描和油画

第一年去浙江美院(中国美院)考试,初试是考石膏写生,没通过。九月,我就去了浙美油画系办的进修班学习,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来上过课。像当时的油画系系主任胡振宇,金一德,许江,徐芒耀等等。办学地点在离美院不远的玉凰山,上午是写生课,下午我就画石膏,晚上去美院看书。过了大半年后,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年的考试我是很轻松地通过的。接下来是文化课的复习,要学英语和语文,只有两个月时间我还把历史、政治几乎是零起点的水平也给补了上去,最后过了文化考试,这一年我二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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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直在一种很封闭的环境中学习的,文学、艺术都是非经典不看、不学的,因为我感觉自己已浪费了太多的时间了。我想70后艺术家应该在学习的路上,走的时间是很长的。小时候受文革的影响,认为读书无用,到了初中,高中才开始认真读书,一路走了许多弯路。最后被60和80后艺术家挤到了一边,但我们身上还是有着许多的优点。

陈:你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师从靳尚谊、孙为民教授,当初为什么考入靳尚谊门下?

赵:2002年考上中央美院之前,工作了一年,在外打了一年的工,挣够了我学外语一年半的钱后,开始了我的英语和政治的补习,足足学了一年半时间只为了考研。后来听说朋友张晨初这年从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就去问他能不能引见一下,让靳先生看一下我的作品,能不能招我这个研究生。记得当时为了见导师还特意去四川路买了一双李宁牌的白色跑鞋,就这样穿着它去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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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跟着靳尚谊学画,有学到什么东西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赵:在考大学前,靳先生就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印象深刻的是在教学上的认真和在绘画上的较真和从容。很多时候他会在研究生教室里和我们研究生一起画模特,从造型到色彩都是相当出彩的,关键是他的绘画气质,我们所有的人都感觉没法达到。同时他也是中国少有的几位越老画得越好的写实画家之一。

生活:对未来根本不敢去想

陈:你什么时候跟结婚?你与太太何时认识?

赵:我是大学毕业,1998年10月去和太太登记结婚的。在之前,我们谈了十年的恋爱。我和太太是艺术师范时的同学,属于早恋的那种。这种事现在可能没人管,当时是1998年在中专里老师是反对的,记得班主任还找我们谈了话,她还是比较开明的,也没有上纲上线。现在她就住在我家旁边,我们每年都会去看她。在中专读书,也没什么考大学一说,大家都是混日子,我读书是很不认真的,记得二年级去井冈山下乡写生,我们一直在一起写生,慢慢就有了好感,就是这样认识的,和现在大学里谈恋爱差不多。

陈:你的艺术表达着某种强烈的绝望情绪,你日常也是这样的吗?

赵:强烈的绝望感受是我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有很长的时间我都会做噩梦,有时对未来会怎样根本不敢去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太太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太太总是问我老了之后会不会去讨饭,我总是会说“不会!”。当时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在太太的父母家,头抬不起来。之后,有了固定的工作,不得不离开家到广州来工作,而别人又不喜欢自己的画,更没人会买我的画。2010年前,这种绝望的情绪始终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打个比方,如果一个人一直在做一件事,而这件事却一直看不到头,许多人不理解,看不到希望,始终处于绝望的境地。但毕竟自己也有家庭,也有小孩,同时放弃自己的选择又对不起自己,我就是处于这样的难以选择的境地。我的日常生活中当然也有短暂的欢乐,但这里面交织着更为苦涩的无奈和无助。

陈:你究竟焦虑哪些方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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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举个例子:在大学毕业时,想画一张创作,怎么也想不出要画什么?是因为我没什么要表达的,当时的生活只有寝室、画室、饭堂和图书馆,完全是一个好学生,生活在某种不现实的幻境之中。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在社会上“漂”着,没有固定工作,而我父母双双下岗,被迫不能成为“啃老族”。尝尽了其中的艰辛和对前途的无望和对未来的绝望。我开始感觉到许多学过的东西是无用的,那些古典的写实方法对于这个现实是无法展开的,这更增添了我的迷茫。从那时起,自己有了那么多的想述说的和想表达的情绪和内容。也是从那时起开始寻找自己适合的表达方式,这样算下来已有十几年了。而到现在用什么方式表达,我都感觉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今天运画去广州一三一二艺术空间布展,当画室里的画拿走后,留出了白白的墙壁。对着空空的画室,顿时感觉人轻松了许多,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明亮了许多。平时在学校每天要不停地赶画,每天总是不停地画呀画的,总没个完,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而在画画的时候,总是不停地要想怎么画得好些,或者是画得更快些,越是这样越是画不好,像得了强迫症,明明知道画画不要太计较小的得失。整天像个守财奴,一点点的败笔都让我绝望。每天这么画,人像个机器,有时想想画画也是件不靠谱的事,很难看到希望。这些都是让我感到焦虑的事。

陈:你是几时来到广州美术学院?为什么选择分居两地?

赵:我是2005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广州美院的,我感觉在大学城的广美是一个全新的学校,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人际关系,可以安心创作,不像在上海生活压力这么大,主要就是上海的购房压力太大。当时我在上海也找到了工作,只是没有广美这么好,犹豫之间找导师咨询过,他认为广州好些,这是最主要原因。广州这个城市当时我也挺喜欢的,比较平民化。不断地来回于两地也会有更多的新鲜的感受。

陈:你平时喜欢读什么类型的书?有哪些深刻的?

赵:我最喜欢去上海的福州路,去打折书店闲逛,在那里有许多卖不出去的书,我对那些古怪名字标题的书特别感兴趣,和过去喜欢名著不同的是,现在喜欢别人不喜欢的书,主要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现在看书,不会一字一句地逐一地看,有时一本书就看几个段落,有时看看目录,看看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是随意翻翻的那种,还有就是卖画册,现在从不买那种古典的和随意买得到的画册。

题材:我们建造城市,却被城市奴役

陈:你的创作分为几个历程?

赵:我的创作主要分为:《襄阳路》系列、《简单生活》系列和《再见!上海》也就是“都市”系列,还有一直在进行的风景写生系列。

陈:我从胡斌处得知,你从2010年中开始创作图式有了较大的变化,开始集中描绘城市鸟瞰图、密集的楼群、灯光闪烁的夜色等。你将这一延续至今的系列作品称为《再见!上海》系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赵:2012年开始我想举办自己的个展,一方面,单一的《简单生活》在展厅可能看起来比较枯燥,其次《简单生活》系列作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为画得好,在许多专业学术期刊都有发表,虽然画还是卖不出去,而那种绝望的情绪已开始慢慢消失,我不想为了画而去画,这样显得有点假。这时城市记忆变得越来越重,还有做个展也需要钱,城市系列相对于《简单生活》系列卖出去的可能性更大些,基于多方面的考虑开始了这一系列的创作。

陈:你的作品总以城市为描摹对象。有一次闲聊,你说“我们建造了城市,反而城市奴役了我们”,我深有感触。你对城市有什么看法?有没有一些例子?

赵:人总有生活在远方的向往,在城市中生活,你会想着郊区的阳光和微风,而真正在郊区生活,又受不了那里的寂寞。现在,我对城市的印象总是负面的,主要是空气等的污染,还有噪音和住房的压力,还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弄得人狼狈不堪。

陈:你对上海有怎样的情感?作为你的出生地,这些年来有什么变化?对此你有什么认识?

赵:我出生在上海靠近浙江的一个小镇,上海既是我的出生地,但又不完全是,对于上海感情是很复杂的。上海是我学习和生活的地方,有着许多的记忆,包括我的初恋。它的繁华是很吸引人的,而它也有冷酷的一面,人是需要去适应它的,现在上海变得越来越漂亮了,出行也更方便了,可是生活在那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了,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漠了。

陈:《再见!上海》有什么寓意?

赵:每次离开上海,总有种脱离喧嚣,脱离拥挤的解脱感,这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广州去画画,而在广州大学城郊区总有一种想再次见到上海的浓重的乡愁。总之,远离家人总有种漂泊、无根的感觉。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围城”似的的情节,总是徘徊在“见”与“不见”的两难和忧郁之中。当飞机离开大地或火车驶离车站,那一刻别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滋味在心头,这记忆尤为深刻。

陈:对于现在很多作品都不采用题目,直接用无题做标注。而你的作品一般都有很优美的名字,你对画作标题的认识是?

赵:作品的没有题目是一种时尚,也是所谓的后现代手法。我也想过用画完一张画的时间去命名作品,如2012-12-21。但我还是想在自己的作品透露出一些信息和内容,或是一种诗意,虽然这个时代太现实了,毫无诗意可言。许多人曾劝我作品和题目不要文学化了,应该更荒诞些或画得更机械,无手感些,这样显得更当代一些。而我认为题目是对画面的再补充、反讽或反过来的解释,让作品变得更丰满或者让作品更晦涩。

陈:有没考虑过除却城市题材外,考虑些别的题材?比如与城市相对的乡村。

赵:我一直在画风景写生系列的写生,像《走过逢简》系列,《云雨南亭》系列和《雨后小洲》系列,只要在其中加几个元素就是很好的乡村系列,只是我想把它变得简单些,只是探讨关于观看与书写的问题。

市场:作品好坏、接受程度决定成名的快慢

陈:在当前卡通艳俗、糜丽、刺目的绘画艺术大潮中,你的作品阴暗、焦虑,反而显得另类。这也决定了其难以走市场。你认同这种说法吗?请详细说说自己这些年的市场道路?

赵:我的绘画市场确实是很难走的,特别是在广州,人们都喜欢亮丽鲜艳的颜色和制作感强的作品,在广州我的创作几乎是没有卖出去的经历,倒是美术馆有些收藏,像广东美术馆和武汉美术馆,平时只是卖些风景写生画,许多人倒是很喜欢这些画中的“笔墨”情趣(主要是靠了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绘画经验,也就是靠手艺吃饭)。但这些只是杯水车薪,一路走来,想想觉得挺艰难的。

陈:《论语》里常言道“四十而不惑”。很多人以四十作为分界点。你与许多你的70后同辈也踏进这个年龄段,你对目前满意吗?他们又是怎样的?

赵: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还在考学,在四十岁的时候还是一个两手空空的穷画画的,口袋里没什么钱。至于你说的“不惑”倒是真的,好像我怎么努力也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每天不是画画就是忙着与画画有关的事,也不知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整天在忙着处理许多事,每一年都有许多计划,至于别人的是怎样的,我也不太知道,许多东西都是表面的,应该过得都不差吧。

陈:2007年,你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不会超过十个人喜欢我的画,原因的不写实,不抽象,不当代,画得也不好”,在几乎没有人喜欢你的画的时候,是什么让你坚持了下来?

赵:在画画的时候感觉自己还是很爽的,没想过放弃这么画,我一直喜欢明代画家徐渭朱耷的作品,想想这些画家的经历更加坎坷,自己还是很幸福的。再说认为自己画得也很好,我一直相信任何的道路都是走得通的,只要不断走下去。

陈:看见身边的画家一个个成名起来,作品越发好卖,你心里会有怎样的想法?

赵:看到朋友的作品越发好卖,我会感到自己越来越有希望,我是一路见证了身边朋友的成功,从中国美院到中央美院身边有太多的朋友成功了。几年前和别人聊天,谁会成功,怎么成功,谁快谁慢,几乎都应验了,作品的好坏与接受程度决定了成名的快慢,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许多搞收藏的人总说买十个人的作品有两个人出来就赚回来了,我想说的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好的和好的艺术家在一起,差的和差的在一起。十个人要么全出来,要么一个都出不来,就是这个道理。

陈:目前艺术家对市场操作的“成功”手法,不外乎让媒体大肆宣传,进行假拍,混圈子等等,但你内心似乎是有点执拗的性格,这些年依然努力地作画。你是怎样计划的?那对于别的艺术家这种行为你又是怎样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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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我认为这些方法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要把精力安排好。我始终认为作品是最关键的,宣传也很重要,圈子里是相互之间的认可,你的作品水平决定了你的圈子的好坏。你的水平决定了你认为谁画得好,那么他也会认为你画得好,这是很自然的事。而假拍是做市场的主要方法,这些都没什么错,像我们吃饭、睡觉必然要经历的那样。有许多事情也不是艺术家一个人能决定的,艺术家最终都会沦为别人赚钱的工具。至于我,更看重的是我喜欢的艺术家能真心喜欢我的作品,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事。

陈:广州画廊一直不景气,但大家都说不出原因。广州画廊与你的作品有什么渊源吗?

赵:广州画廊的不景气是没有长远的眼光,看不到几年后的市场是什么或艺术会是什么?一直保持着人云亦云的做事方式,就这样,长期下来就没有什么话语权,在几年前推的艺术家在现在变得不行了,有些拿都拿不出手。这些画廊的市场也就在此终结了,没有人会再去相信它。

几年前有许多画廊不是不景气,而是卖得很好,那些很差的作品卖得相当的好,可现在呢?这些画家连名字都给忘了。好的画廊就是要有眼光,先不要说国际化的眼光了,它们就连全国的眼光都不具备,自己的判断一点都没有。

陈:那你有找出艺术与市场两者平衡的方法吗?

赵:艺术与市场本身不矛盾,一定是艺术引导市场,像凡高,高更等不就是最好的例子。而现实中往往是市场引导艺术,这也是广州市场不好的原因之一。

愿景:让画画变成兴趣而不是吃饭的工具

陈:那这些年来,你对绘画的热情有消长过吗?

赵:这些年对绘画的热情是有所不同的,在别人不喜欢我的作品的时候是有点对着干的情绪在里面的。人们越不喜欢我的作品我就越这么画。那时反复看徐渭,八大山人的画和传记,从中看到希望而激励自己。而现在更多的是自己喜欢怎么画就怎么画,现在最高兴的事是在画室听着喜欢的音乐,喝点小酒,画着画。你看我把几乎有时间都“浪费”在了画室里,这已变成了习惯。有时也想如果我不画画,我会做什么?自己也不知道会去做什么。这里想引用下我尊敬的中国美院老师崔小东的话“我其他的都不会,迫不得已才画画的”。这么多年来,中间只有一两年没怎么画画,那时忙于考研学英语,天天去外国语学院,从早到晚地学习。

陈:你曾写文《第三种道路——我的创作随笔》,里面详细说了你的创作与思考。里面提出一个问题“架上绘画走到了现在几乎是无路可走了,还究竟‘剩余’了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艺术问题。究竟架上绘画发展道路怎样?

赵:当然架上绘画道路的发展,我也是不知道的。我自己的经验是路一定是有的,首先要对它有个全面的了解,不了解怎知道它还会有什么呢?绘画可以在多方面进行突破,包括语言、内容,也包括它可以成为其它艺术的一个副产品,比如插图、草图或方案。它会变得很边缘,就像我过去说的,会是那些“可多重解释的以及意义晦涩的,无法归类的,鸡零狗碎的,不成气候的那一小部分非典型绘画”,也可能是“不抽象、不表现、不写实”的绘画,总之和过去的绘画会有所不同。

陈:当代艺术五花八门,你认为能在美术史留下印记的有哪些?你觉得怎样的艺术家才是好艺术家?

赵:如果一个艺术家想着在美术史留下印记,那么他还是一个传统的艺术家。当代艺术都是以反经典,反美术史的方式进行的,都是以“不可能性”作为自己的创作目的,至于怎样的艺术家才是好艺术家这个问题也很难回答的,问题是怎样的艺术家不是个好的艺术家,这会得罪许多人的。当代的艺术一是极端,极端地固执,二是经得起各方面质疑的敲打。

陈:接下来有什么展览计划?你对将来有什么愿景?

赵:我下个月在上海莫干山艺术区的优上空间有个个展,策展人是《国家美术》杂志主编了了。明年底计划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有个个展,还将计划策划几个群展。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得到别人的认可,生活上有所改善,同时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画风,多一点尝试。

陈:如果写一句话(或诗、微博皆可)给未来十年的自己,你会写什么?

赵:还是要用自己博客上的一句话:业余时间画画。让画画变成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吃饭的工作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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