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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馆时代下的上海当代艺术生态

[来源:艺术国际]  [2013/2/27]
从当代艺术的视角去看待和评价上海这座城市对待文化的态度,也会不自觉地拿之与北京来做比较——不管是经济和文化的平衡,还是两座城市对待文化的态度上,相较于北京,上海呈现出来的状态是经济和文化的悖论——“经济的发达并不意味着文化上的强大”。作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化都市,上海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中国的另一个中心,在商业和金融领域发挥着巨大的能量,强大的资本蕴含量和财富人群的有效比例,相对健全的金融和商业环境设施,使其在各方面都走在前列。因而,上海繁荣的商业环境给人们造成了艺术资源与资本上的许多“幻影”,留下了无限的扩张力“想像”,于是,国外和北方的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小心翼翼,或者大张旗鼓地来上海“试水”——他们想像着这座城市对艺术的无限慷慨和大度,他们想象着“优秀”的艺术品在这座号称国际金融大都市的城市里能够卖或者大卖,可是,据我这几年的观察,事实不完全如此。

在外人眼里,上海是那么的开放和先进,其实骨子里——它是一座非常“左”、甚至称得上保守的城市,上海人有接受先进和新鲜文化的热情,但他们总是谨慎理智,有所保留,看看越来越少的艺术家,规模不大的画廊,没有锐气的艺术院校,仅有的艺术媒体,不温不火的当代艺术现状吧。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份锦上添花的点缀,当代艺术更是如此。这么说的时候,可能有人会反驳我,因为上海的王薇[微博]夫妇每年都在以“亿元”的手笔进行着艺术品的收藏,印尼藏家余德耀[微博]的美术馆和基金会也将在上海落成,而且还有许多低调的上海大藏家,每年都在进行着大手笔的购藏,上海有真正的藏家,这一点毋庸质疑。但是,我仍想说,上海还是没有一种当代艺术生态的“黏合”氛围,和我们期望的一种当代艺术的 “腔调”,换句话说,上海的当代艺术与它整体文化的现代性建设仍保持着一定的“离心力”。

说上海的文化不发达也不完全正确,如果经常翻阅“爱看艺术地图”这份刊物的话,会发现上海的各类文艺演出一派兴盛的局面,换句话说,上海的商业演出很发达,明星演唱会、交响乐、钢琴音乐会、沪剧、海派青口等各种剧目的演出丰富多样,高雅和大众文化都被他们接受。造成大众文化和当代艺术的呈现比例严重失衡局面的原因,也许还是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多元性格和“文化气质”上找原因——上海是一座小资城市,流行的是精致的布尔乔亚与波希米亚混合体的“小资文化”,以及雅致的江南文化和家长里短的市民文化,这些共同构成了上海的文化精神,而有着批判性质的当代艺术跟上海注定有一种天然的隔膜;另一方面,公允地说,当代艺术本来就是“一小撮人”的艺术,套用某画廊老板的话说,当代艺术是有钱人玩的最后一个游戏。如何把这个游戏玩出高水准,如何在一个横向的经济和文化的有效比例中,使上海的整体艺术生态更合力仍是我们期盼看到的。实际呢?

强势的美术馆

堂堂一座国际大都市,上海美术馆即将成为前史。上海美术馆即将迁出热闹的南京西路而搬到浦东世博园中国馆,变身成“中华艺术宫”,有点超现实主义的味道。这在西方国家,绝对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作为公共文化的传播机构,西方的美术馆几乎都在市区,便于公众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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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中国其他城市,上海的美术馆资源称得上丰富、多元。

最近上海市政府将按照法国卢浮宫、奥赛美术馆和蓬皮杜当代艺术中心的美术馆发展格局,积极地“拿来”为我所用,并将于2012年10月1日前,按照古代、现代和当代的艺术史断代法,形成上海博物馆、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美术馆发展布局,积极地响应政府倡导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号召。按照艺术史的断代方法,上海博物馆将展示古代艺术;而中华艺术宫将展示近现代艺术,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收藏、展示、研究、教育、交流为基本职能的综合性艺术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由发电厂改建而成,主要展示当代艺术,作为上海一张重要文化名片的上海双年展也将从原来的上海美术馆移师至新建成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发电”作为2012年上海双年展的展览主题已经绽放开花,接受着领导和观众的“检阅”。

除了上海市政府积极着手规划和打造的三座美术馆外,徐汇区政府也正在积极地进行徐汇滨江艺术区的开发和规划。徐汇滨江,位于黄浦江西岸,曾经是码头、火车站、水泥厂的扎堆地,隔江相望是世博场馆,据说在长达八公里的江岸,徐汇区政府正雄心勃勃地推进国际高端创意文化艺术聚集区的规划,打造上海最大户外美术馆和“西岸”文化走廊,印尼籍华裔藏家余德耀先生原计划在嘉定区选址和打造的“德美术馆”和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微博]、王薇夫妇创建的“龙当代美术馆”项目都移师于此。众所周知,塞纳河将巴黎分成了两张面孔——河的北边为右岸,是金融商业集中地,河的南边是“左岸”,有名的艺术聚集处;同样地,泰晤士河“南岸”艺术区以现代艺术为其醒目的标志,堪称是当今伦敦最富有活力的艺术聚集区;也许在不久的未来,可以看到上海“西岸”艺术区的登场。加上相隔不远的中华艺术宫和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艺术的中心地带显然正在移至以世博园为中心的黄浦江两岸。

在浦东新区,由刘益谦和王薇夫妇紧张筹备中的“龙的美术馆”将于2012年下半年在浦东开馆,龙的美术馆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罗山路花木路路口、原为原汤臣别墅商业中心入口建筑,原8000平方米的建筑,将扩建至12000平方米,巨大的空间将用来展示夫妇二人的私人藏品;而位于徐汇滨江的“龙当代美术馆”可能更多地致力于当代艺术的推广和活动。王薇是两座美术馆的最大推动者,她已投入大量精力规划美术馆的未来。另外,将于2013年初正式开馆的“昊美术馆”也位于浦新东区,这家私人美术馆由浙江温州商人郑好出资兴建,于上半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自己的藏品展“品藏东方”。据郑好介绍未来的“昊美术馆”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收藏与展览呈现,同时也同步收藏西方现当代艺术;还有一部分是古美术馆,收藏和展现景泰蓝和银器,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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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规划中和正在兴建的美术馆外,在上海市的各个区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无数大大小小、官方、民营和私营的美术馆,包括民生现代美术馆、喜马拉雅美术馆、震旦美术馆、外滩美术馆、上海当代艺术馆、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刘海粟美术馆、朱屺瞻艺术馆、徐汇艺术馆等等。

似乎,上海的美术馆事业一下子呈现出“红红火火”的世态。

放在全国的语境中讨论美术馆的发展和建设,就数量和硬件上而言,上海绝对挺直腰板;当然,软环境和软文化上,上海的美术馆也绝不输其它城市,对于从事艺术行业的同仁来说,这是上海的美术馆值得自豪和骄傲的一面。而且上海的美术馆结构和构成性质丰富、多元,除了政府背景的美术馆外,民营美术馆和私人出资的美术馆发展势头强劲、活跃,据说,未来还可能出现一种模式,政府出资兴建,交由民间经营和打理,这种开放的运营模式,从一个侧面投射出政府(或许是热爱艺术的文化官员)发展文化的热情!

上海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确立了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毫无疑问,作为城市文化财富的主要储存者和展示者,一流品质的博物馆、美术馆是国际文化大都市必不可少的名片与部件。在这里我的第一个疑问是,政府对美术馆格局的强势规划,是否能名副其实的发挥出美术馆作为公共文化机构的职能?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其实,我们很乐意看到美术馆事业受到政府的重视,就算是“政府文化工程”也没问题,只要它是积极、有效、合理、有序的方式建设、发展和运营。但问题也抛出来了,这么多的硬件设施,填入什么内容?应该由怎样的人、按照什么意识来管理和运作?表面看上去,上海美术馆从原来的场地迁到世博园的中国馆,可能为了有更大更气派的展示空间需要,但是它却拆迁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文化做强做大并不是建立在牺牲对原有城市文化深厚积淀和市民情感记忆的基础之上。文化的未来,不是按照统一定制的“大繁荣”模式发展,它就真的繁荣起来的,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是精神层面的建设,需要的是广大民众的参与,和美术馆专业人员的推动,它不是政府通过强力能推动的,它是关于人的能动性、关于专业的建设、软文化的塑造。

我的第二个疑问是,一座城市需不需要这么多的美术馆?我想反思的是,上海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美术馆?美术馆如何加强自身的学术建构?归根结底,办美术馆的宗旨是什么,社会应就此达成怎样的共识?当然,我们看一个城市的美术馆,建造的多与寡不是一个“有效”的评价标准,如果根据法国的美术馆发展模式来看美术馆的发展,现在上海的美术馆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大量的美术馆应运而生,仅仅又多添了一个旧时代的文化馆,多了一家“美术陈列馆”,多了一座收场租的建筑,抑或多了一家“大画廊”而已,那么,这样的美术馆越多就越多余;换个角度,假设上海只有一家美术馆,实实在在地根据美术馆的功能进行着公共文化建设和合理有序的运作,根据收藏、研究和展览的方式发挥公共文化机构的作用,而不是一个徒有美术馆虚名的“假美术馆”,仅仅一座美术馆也不会觉得太少。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必然带来一种文化投资的繁荣,中国的问题就是行政化的发展文化,其实没有考虑正常生长起来的那种东西。中国在近几年已经涌现出众多的美术馆,这其中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但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美术馆,这是因为没有“美术馆文化”,而只有美术馆。建一个美术馆不难,人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利用美术馆使其产生文化影响是很难的。

原因在于:一、人们对美术馆是什么,缺乏真正的了解,美术馆的性质是“真正”的美术馆,还是“大画廊”还比较混沌和混乱。二、管理者的“不专业”和美术馆陈旧落后的管理体制积累的弊病也同样严重。在国际上,美术馆馆长只是一个“行政执行者”,特别是民间的美术馆,馆长是筹款人,经由理事会、行政执行和学术自主三方彼此制约和互动;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的国家里,美术馆馆长是个“官”,存在错误认知。三、大多数美术馆自身“造血功能”薄弱,作为非营利性质的美术馆不能卖画,不能进行商业活动,不以商业利润为导向,这些基本常识并不是我们抱着胳膊除了等政府的拨款,就是等场租的借口,非营利不是什么也不做,而是主动出击,加强自身的造血细胞,比如艺术衍生品商店,据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微博]艺术品商店的运营,去年有1800万的营业额;赞助的寻找;杂志和出版的营运;咖啡馆;艺术藏品的借展费等等,通过这些举措增加美术馆的运营经费,投入到美术馆的学术活动和发展上,相得益彰。四、中国教育系统中,缺乏美术馆这个课堂带给我们的“文脉感”,在西方,美术馆跟电影院、图书馆一样是一个了解和学习文化的场所,家长和孩子走进美术馆已经成了一种自觉的需求,而在中国,有了好的展览,却缺乏有需求的观众,“毕加索展览在上海寂寥的观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中国的教育需要加进“美术馆”这堂课。

上海目前还在大量地兴建美术馆,希望,未来的上海不仅仅以“最多”的美术馆数量著称,更是以“合理”和有“美术馆文化”的美誉著称。一方面,从内在、从芯子上做好美术馆的学术建设;另一方面,发挥美术馆公共文化的教育职能,做好公共文化的基础建设,为公众提供最高品质的服务,让美术馆真正属于全社会和人民;最根本的是,真正从政策和体制上为艺术机构提供支持,学习西方的免税和捐赠制度,对赞助美术馆的企业给予相应的免税政策;建立起服务于公共艺术事业的赞助与基金机制,比如提供非营利机构能够形成的社会条件,政府设艺术基金会,以保证美术馆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公共艺术机构,这才是相关机构未来“着力”的重点。

有限的艺术家

上海的艺术生态链中,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艺术家人数有限。有人曾经粗略地统计过,上海艺术家人数在今天是北京的1%。一个宋庄被登记的艺术家人数为3000人,据说没有登记的还有许多。而在上海这座城市里,相对于整体的艺术生态比例,艺术家相对来说太少,选择的艺术家范畴也越来越小。

上海被冠上“抽象之都”的称谓好多年,顾名思义,上海的抽象艺术家人数和抽象绘画作品的有效比例放在全国的语境下,绝对突出;除了人数和作品外,我觉得这样的称谓跟策展人李旭曾经在上海美术馆连续推出的几届抽象艺术展览有很大关系,最重要的是上海有以余友涵、丁乙、周长江这样的抽象艺术家代表,丁乙几十年如一日,画格子布一样变化大小的“十字”图型,已经成为上海抽象绘画的标识性景观。还有,最根本的原因,个人觉得抽象艺术不保守,不前卫,不温不火、中庸的状态比较符合上海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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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上海作为海派水墨的发源地,水墨艺术家相对集中,除了陈家泠、仇德树一辈的水墨艺术家外,目前出生于六零年代的新水墨艺术家可圈可点——王天德、陈心懋、陈九、蔡广斌、张健君等新水墨艺术家的作品屡屡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俨然称得上上海新水墨的“中坚”。上海新水墨呈现出的人气和发展态势和海派艺术有着一定的关联,换句话说,上海有水墨的潜在语境,海派和新海派艺术家文脉还在不断地传递和书写,特别是已经连续推出六届“上海新水墨大展”的朱屺瞻艺术馆和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在推动新海派水墨的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相对前辈们的活跃,年轻一代缺乏足够的亮点。

除了抽象艺术和水墨外,上海的多媒体艺术家和装置艺术家群体是另一个更突出的焦点,代表人物杨福东[微博]、徐震、杨振中等是中国当代最受国际瞩目的多媒体艺术家之一,而受他们号召和推动,层出不穷的杭州和上海本地的年轻艺术家渐成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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