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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瀚如的策展理念

[来源:艺术中国]  [2013/3/26]
对全球政治与艺术动向最富有敏锐观察力的国际策展人之一——侯瀚如策划的“ZiZhiQu” (Autonomous Regions) 展于今年的1月19日在广东时代美术馆重磅推出。这个展览呈现了艺术对于打破体制僵局的自主、自治区域或临时乌托邦构建的回应与介入,这无疑是策展人基于当前地缘政治中各式占领、起义运动的语境,就艺术与现实生活、个体艺术空间与社会生活之间联系的一种极具先锋性的阐发。然而,在这里,本文所力图捕捉的是,侯瀚如策展理念里某种具有连贯性的思考脉络。



前些时候,担任第9届上海双年展总策展人的邱志杰对近十年来国际双年展主题作了归纳,将之分为强调社会学研究、呼应社会政治热点议题、多元文化和另类现代性议题、亚洲议题、艺术家中心论、都市和媒体、双年展城市的自我建构和对当代艺术进行神化、通过引文策展等几个类别。他认为侯瀚如的策划属于其中的第三类,带有典型的关系美学和后殖民策展影响,并且一以贯之。[1]

作为移居海外的华人批评家和学者,侯瀚如早在90年代初便开始了策展生涯,是长期活跃在国际艺术界的独立策展人。他早期最有名的策展要数联合汉斯·尤利斯·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调动了全球140多位艺术家,先后在世界7个城市巡回展出,城市研究,“全球—本土性”探讨,跨界交流,以及不断行进中的活力是这系列的展览带给艺术界及文化界的重要议题。

策展人汉斯说:“‘运动中的城市’计划的目的是呈献现代化最为典型地区中现代建筑、城市规划、视觉文化的动感且极富创造性的局面;这些地区不但具有地区意义而且具备全球性的意义。”[2]侯瀚如所警惕的就是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的同质化,但他又不是一个片面的地方主义者,他强调一种“中间地带”,超越旧的民族—国家秩序,超出东西方的分离,一个全球和地方彼此重叠,可谓之“全地”(glocal)的空间。自我与他者、主宰者和被主宰者、中心和边缘等等的关系被重新商定,并最终被超越,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一个隐含着全球和地方之间的持久的张力和运动,可谓真正全球的新的全球艺术。[3]

“全地”或“全球—本土性”这样的词汇在侯瀚如的策展文本中不断出现,表明了他对全球与地方互动关系的一种强烈关注。而这种互动往往又是展览,尤其是双年展举办地所期待的。侯瀚如说:“每个地方的当代艺术双年展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在文化上和地缘上向外扩展的企图。在展览中,他们通过推出特别的,甚至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地域性特征,即我们所说的‘在地性’来争取其在全国甚至全球的声望。”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是如何设想和实现一个这样的双年展:它在体现和强化全球性和在地性之间的协调上具有艺术和文化的意义,而在政治上又可以超越不同地域之间的既定权力关系和墨守成规的地方主义……成为一种构想和打造可以对全球化时代作出反应的在地性的活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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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侯瀚如参与策划的 “海上·上海”第三届上海双年展,便力图探析上海城市化发展过程所产生的特殊文化状态——把最“全球性的”和最“地方性的”种种因素嫁接混合,创造出奇特而又极端“现代”的成果,一种不遵循西方式的理性主义发展模式的“另类的”现代化模式。他还将展览的英文主题“上海精神”解读为文化开放性、多元性、混合性和积极的创新态度。[5]

此次展览备受关注,因为它引入了海外著名国际策展人,参展艺术家遍布五大洲,参展作品涉及油画国画、版画、雕塑、摄影、装置、录像、媒体艺术和建筑等各种艺术样式,被认为真正实现了国际化了。而在配合此届双年展的研讨会上,国际化也成为讨论的焦点,并出现强调文化“混血”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强调中国当代艺术独立性的两大对立立场[6],当然,如果仔细辨析与会者的言论,也许不能作如此笼统的判断,应该说大多数人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参与国际对话、争取自主选择权这一点是持肯定意见的,只是在具体的选择方式和态度上有不同观点。

选择权问题的凸显与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处境有关。移居海外的侯瀚如更能深切地体会到中心与边缘这样的一种文化分野的状态,受那时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以及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在威尼斯双年展走红的触发,他进一步地思考如何看待急速迈进现代的中国及中国艺术,以及它们将对西方文化的转型形成何种影响的问题。[7]这届双年展另一策展人张晴也在其《超越左右——转折中的上海双年展》一文中谈到90年代中国美术逐渐转型以来的价值取向和样式变化,以及所遭遇的进入国际艺术市场和展示交流平台时的问题。他认为,面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现实以及第一世界操控艺术选择权的国际文化环境,上海双年展不是“简单地做出文化上的批判,而是深入地观察西方全球化文化与后殖民主义之间话语的变迁及其相互影响,并通过上海双年展的学术主题,作出来自于中国的文化判断,传达出中国的艺术声音”。[8]如果落实到第三届上海双年展关于上海作为一个特殊的现代化案例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此主题实则就是将其所说的西方双年展所转向的关涉国际政治、东方主义、种族问题、历史问题、阶级问题、身份问题、性别问题、金融问题、跨国资本、资源问题、超级大国和地域性问题等“形形色色”的学术主题中的一部分移位中国。当然,在文化立场上,张晴表明上海双年展谋求的是争取国际艺术平台上的选择权的同时,作出体现中国特征和经验的判断。

主办双年展除了争取艺术话语权,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借此树立和塑造城市乃至国家形象,谋求政治和经济上的地位提升。如巫鸿所分析的:“我们只有把上海双年展与这个城市为了(再次)争取国际大都市身份的努力相联系,才能理解这个展览的真正动因和可行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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