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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潜题跋中的大阮与小阮

[来源:艺术中国]  [2013/4/12]
[img]uploadpic/20134/2013041255847709.jpg[/img]沈德潜题跋

王永林

二十世纪上半叶对清初“四王画派”的过激批判,仔细想来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这个道理,不是反映在四王本身的艺术是否需要那样去完全地、偏激地否定,因为四王本身在绘画创作上是有创见的,对文人画的总结与发展是具有贡献的;我认为,而是应该落实在对四王末流们陈陈相因的绘画风格和方式,认真地去加以批判。那么,何为“四王末流”?我想清末民初很多消极无聊、无病呻吟,但都自我标榜为“四王正宗”的那些画家,以及他们的那些僵腐不堪,完全没有生气,呆板、无趣的作品,就是“四王末流”和他们的产物。他们确实在那个时代,成为了阻碍中国绘画发展的绊脚石,并使中国绘画在经历了明代和清早期那段辉煌后,进入了沉寂的、裹足不前的低谷期。不过,作为清初四王画派直接传承人的王愫,笔者认为其尚不属末流之辈,这从他作品的艺术造诣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其生卒年代不详,生活于清雍正、乾隆年间,字存素,号林屋,又号朴庐,江苏太仓诸生,侨居苏州,是王原祁(1642-1715年)的侄子;其画山水干墨重笔不加渲染,得元人简澹之法,所作绛笔竹石尤为精妙;间作青绿设色山水,亦绰有麓台之秀韵,只是笔意薄弱未能浑厚,故秀润中无高古之趣;他与王昱、王玖、王宸并称为“小四王”;亦工诗词,与诸名士倡和,每作画必自题诗,著有《林屋诗馀》和《朴庐存稿中附论画》一卷。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一幅王愫《山水图》,就颇能代表他的绘画水平。虽然他也是和父祖辈一样,以元人的笔墨为指归,但却能于秀润中寓简澹之气息,繁复中现苍浑之格调,这都是极不容易的。

在此图的左上方,还有乾隆年间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死后被追封为太子太师的苏州人沈德潜(1673-1769年)的一则题跋(见附图),其跋曰:“当代六法名家萃于娄东,尤萃于娄之太原王氏,奉常、少农两先生后先相继,为海内宗仰,至今寸楮拱璧。王子林屋,奉常之小阮,而少农之大阮也。诗文超子,名重骚坛,而六法尤为造极。此图规抚黄鹤山樵《秋山萧寺》,其真本余曾于收藏家处目寓,今观此作,灵奇苍浑,几欲返山樵而从之,岂特为奉常、少农之嗣音而止,具正法眼者,自有真鉴,当不以余言为阿好也。”但可惜的是,沈氏本款却被后人剔去了,只存有引首印一方,“跋”字下名款印两方。这可能缘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江苏东台县发生的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诗词被认为悖逆朝廷,引起的一场文字狱,沈德潜是因为生前在书中为徐氏写传而受到了株连。乾隆大怒之下,亲笔降旨追夺沈德潜阶衔、罢祠、削封、仆碑,沈氏生前所有荣华顷刻之间都化为泡影,所以他在画上题跋的署名,藏家出于避祸的原因,也未能幸免被刮去,好在跋文及印章尚存,清晰可辨,为我们对这幅画的认识,提供了一些佐证资料。因为,王愫的生卒年画史所载不详,我们无法知道此画的具体创作年代,由沈德潜此跋,亦可大致推算出创作年代的下限来。再者,如跋中所言,其见过王蒙《秋山萧寺》图真本,对此图的水平是颇有发言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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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沈德潜此跋虽有可借鉴处,可他在娄东人物之间的关系上,似有不明之错处,如“少农”即可能是“司农”(王原祁,官至户部侍郎,人称“王司农”)之误;而“王子林屋,奉常(王时敏,崇桢初以荫官太常寺卿,故被称为‘王奉常’)之小阮,而少农之大阮也。”意为:王愫,是王时敏的侄子,是王原祁的叔叔,则是大错特错了。“大阮”与“小阮”,是指三国曹魏后期的诗人阮籍与侄子阮咸,两人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世称阮籍为大阮,阮咸为小阮,后人便以“大小阮”作为叔侄关系的代称。而事实是:王愫乃司农之“小阮”,而司农乃王愫之“大阮”也,奉常已是王愫的曾祖父了,怎可以叔侄辈相称之。所以,我大胆地猜想,此跋是否有后人为增画价而作伪的可能。因为,作为与王愫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官员,对同样著名、又同为乡里的大画家、以及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娄东画派、四王正脉的家族关系,却如此不熟悉,对古之常用典故,如此错误使用,是颇值得怀疑的。

但是,如果沈氏此跋是真的,他所言之内容也是准确的,那画史就真要改写一下了,娄东画派人物之家世也要重新梳理,但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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