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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陶瓷研究的亚洲视野

[来源:东方早报]  [2013/5/20]
[img]uploadpic/20135/2013052044946249.jpg[/img]谢明良在复旦大学 徐晓林 图

[img]uploadpic/20135/2013052044948009.jpg[/img]上图均为日本曾出版的关于中国陶瓷的书籍和杂志

[img]uploadpic/20135/2013052044950065.jpg[/img]上图均为日本曾出版的关于中国陶瓷的书籍和杂志

在陶瓷研究学者、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前所长谢明良看来,成为一位鉴赏家,停留在谈论某一件东西的外观和尺寸或者产地及年代不是他的追求。他更愿意从历史、文化史中得到更有益的帮助,结合瓷器材料进行新的观察。他反复提到,要拓展亚洲视野,综合研究包括日韩、东南亚乃至波斯与中国陶瓷史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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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斯嘉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前所长、终身特聘教授谢明良是一位陶瓷研究权威。

他是一位不擅长使用电脑的学者,但却用抄写卡片的方式,把所有的一手、二手文献资料掌握到几近无懈可击,并编撰出《中国陶瓷史论文索引》、《贸易陶瓷与文化史》、《六朝陶瓷论集》等多部著作,获“国科会”杰出研究奖、台湾大学杰出学术专书奖等重要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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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识别出河南汉墓出土的一件釉陶乐俑所持物,是欧洲古乐器Aulos(奥洛斯),并列举出可能传递路径上Aulos的相关图像遗物,结合史料证明了东西文化交流过程。

不久前,谢明良在出席复旦大学举办的“中国古陶瓷研究:探索与思考”学术讨论会上,多次谈及他的研究方法,即拓展亚洲视野,综合研究包括日韩、东南亚乃至波斯与中国陶瓷史的相关问题。

谢明良在接受《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专访时谈到他的研究观念:“我不想当鉴赏家,停留在谈论某一件东西的外观和尺寸或者产地及年代上,我希望从历史、文化史中得到更有益的帮助,把我的材料融入其中,进行新的观察。”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下简称艺术评论):此前你的演讲报告中,对研究陶瓷的日本学者进行了分类,有何特殊用意和意义?

谢明良:这种分类是我个人的分类,有些学者未必同意。在分类中可以发现,有些是专业的陶瓷史学者,一辈子从事陶瓷史研究;有些是历史学者,他们平常有自己的课题,但对于陶瓷史也有兴趣,所以做研究;再有日本文化史的学者,由于中国陶瓷在日本出土很多,曾经在日本(历史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学者为了自己的专业,有必要了解中国陶瓷,虽然这批学者是为了自己的课题来研究中国陶瓷,但他们基于深厚的日本文化史背景,往往能做得不错;另外有些是考古学者,挖到了陶瓷,不能置之不理,也不好意思挖到了就问,于是便自己研究,时间久了,次数多了,他(对陶瓷研究)也有贡献;还有的人做科学化验,不仅是中国陶瓷,也有日本陶瓷,甚至于别的材料,他们做的中国陶瓷化验也对我们有帮助。

艺术评论:相比日本陶瓷学者的多元背景,你怎么看中国内地研究者的情况?

谢明良:这些类别中国都存在,有点不一样的是,中国的学者只关注中国。可能因为研究材料非常丰富,自己这一块都做不完了,或许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整体,没有必要再去看别人。事实上,中国自成一个体系,你不去看别人也可以,但有点可惜。因为你没有看到别人,很难回过头来评估自己的位置,使之更为准确。所以他只做自己这一块,比较缺少亚洲视野。亚洲视野可以给你更健康的眼睛来评估自己的专业。虽说中国是个核心,可是中国历史都是有交往的,你不了解唐代时候的波斯,就没有办法评估唐代很多器形的成因。尽管目前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包括波斯和中国的关系,可是还有很多面向,比如和东南亚的关系、和韩国的关系,甚至不止受到日本和韩国的影响。因为中国陶瓷传播方面的一些现象,可以反思中国陶瓷,我们搞不太懂的,到底可能是什么用途或者怎么样,礼失求诸野,看看他国是否可以帮助自己。

另外一个方面,大陆很大一部分是考古学者,挖出(陶瓷)以后就写报告,报告写久了就成为这方面专家了,但研究深度容易停留在报告层次上。我们观察到一个特色,除了上海、北京比较重要的学者,在大陆很多学者只关心自己省里的东西。有的省考古所研究员,对自己的东西非常熟悉,但对其他省份的陶瓷就没有兴趣。我觉得这不是很健康的状况。但是大陆有一个好处,人很多,一人做一点,就可以把我们淹死了。

艺术评论:你反复提到学术要向亚洲开放,为什么不是全球视野呢?

谢明良:很少人可以有真正的全球视野,至少亚洲甚至于缩小到汉字文化圈,或者与中国历代陶瓷有往来的状况,应该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评估。比如有些东西中国受到波斯的影响,然后影响了韩国、日本,你如果没有这种视野来评估,这个东西就很难做得精确,具体说,中国宋代陶瓷重要器形——汝窑棒槌瓶,它是中国最重要的瓷窑烧造,成为中国陶瓷的古典,历代都追求这种用色效果,这个器形就来自波斯的玻璃制品,如果不知道就很难理解。

艺术评论:中国古陶瓷研究的总体面貌,和其他同属的历史学科的考古学研究、艺术史研究相比有什么不同?

谢明良:历史学家主要是用文献资料来叙述他心目中的历史,陶瓷史学者会用陶瓷作为他研究入门的材料。可是陶瓷不会讲话,所以还是要借助文献,借助其他伴随的东西来复原它的历史。我不认为陶瓷史是个独立的学科。它是一种方法,因为它是史,历史的一部分。至少我个人认为,我比较擅长用陶瓷当资料来做(史的研究)。可是我必须借助历史学的知识。我不想当鉴赏家,谈论某件东西很漂亮,讲讲尺寸,形容一下外观。因为,这个层面说完就没了,而且我不会想仔细了解这个是什么时代哪里做的,这个讲完也没了。我希望从历史、文化史中得到更有益的帮助,用我的材料融入进去,进行新的观察。历史学在中国也是有深厚的传统,很庞大的遗产。仅仅这样放着,多可惜。

艺术评论:你在演讲中提到,日本曾经历过陶瓷研究的高峰,涌现大量学者。但目前的情况是研究正在回归本土化,中国的学者在崛起,这部分的原因是?

谢明良:虽然日本研究能力很强,但中国的陶瓷学问竟然在日本发达,是有点奇怪的现象。现在不一样了,一方面日本当代的研究者,没有几个人,大概四五个人,才华不见得比前人好多少,怎么接班呢?反观中国,以前是少数几个研究者,现在是一大批。开个中国古陶瓷研讨会,来一两百个人,那么多人在做这个。中国学问当然要回归中国,这很正常,但回归的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日本曾经有这么辉煌的业绩。中国如果要做好,一个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把日本的研究彻底地理解,然后再发展,可以省下很多无用功。现在那几个日本年轻人,其中的几个我认得,来中国一百多次了,中文讲得很好,他们租车自己调查,很积极,因为他们知道,不这样是不行的。

中国大陆年轻学者现在有很多机会,财政很有钱,也有很多出国的机会。这个是双重的,一个是国家愿意提供你机会去深造,去开开眼界;另外受到国外的邀请,有展览,互动非常频繁。还有,国外的奖学金,对比之下愿意给大陆学生,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大陆学生比较需要。这是一种假象,大陆有钱的学生也很多。过去是给台湾的学生。以前台湾很认真,跟现在大陆出国的学生很像,破釜沉舟,没几年就拿到学位。台湾大学校长有一次到美国,校友出来接待吃饭,全部都是教授。都没有副教授,全部都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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