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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笃文先生和他的书法艺术

[来源:东方早报]  [2013/6/3]
[img]uploadpic/20136/2013060342914061.jpg[/img]劳笃文 临《智永千字文》后记(部分)

[img]uploadpic/20136/2013060342919473.jpg[/img]劳笃文 《阿弥陀经》(局部)

对《智永千字文》的看法和理解,牵涉到古籍收藏家、文物鉴藏家周叔弢与劳笃文对于书法艺术的修养和见解。《智永千字文》是为传布二王书法而写的,虽然也无法作为一整篇艺术作品去欣赏,但若认真研习书法,必须下工夫从《智永千字文》写起。

周景良

书箱内有几件劳笃文先生为我父亲写的手迹。劳笃文先生和方地山先生都是父亲最亲密的朋友。方地山比父亲年龄要大得多,和父亲交往是在他晚年的十多年间。而劳笃文先生的年龄和我父亲相近,是自始至终、相交一生的朋友。劳先生名健,字笃文,是清朝遗老劳乃宣之子。辛亥革命以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前,我的曾祖父周馥曾住在青岛,他和当时许多也住在青岛的清朝遗老时相往来。当时劳乃宣也住在青岛,所以我一直以为父亲和劳笃文先生是在那时相识的。



劳笃文先生给我父亲写的字很多。写得最多的是折扇,多写小楷书、行书、草书。一般他很少写大字,极少写隶书,更未见过他写篆书。我只见过一副他写的隶书对联和一个隶书的扇面。这隶书扇面是给我写的。因为父亲和劳笃文先生的交情,我和哥哥们有时也请求劳先生给写个扇面等。我有两把扇子是劳先生写的,都是通过父亲去请他写。自然,写好拿回来时是要当面向他道谢的。这两把扇子中的第一把,一面写的是楷书、一面写的是草书。所写都是李太白的诗。另一把扇子说来却有个故事。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洒金扇面,因我很喜欢隶书,就不假思索地请父亲求劳先生用隶书写这扇面。我并未想到他很少或基本不写隶书,也未考虑到他是否愿意写隶书。当劳先生用隶书写了这扇面送回时,他大笑地问我父亲我怎么想起来地请他写隶书。他在这洒金扇面的顶端横写了一行隶字:“顾长康食甘蔗先食尾。人问所以,答曰:‘渐入佳境。’”又题了几句话:“桂未谷隶书每为时下所轻,观此信笔为人书扇头,寥寥数字,亦自精妙。试为景良世讲抚之。其朴茂处竟不可及。”这扇面的隶书,我觉得比那副隶书对联要写得更好。扇头一个个小隶字,毫无铺排、华丽之态,确是朴茂不可及。

在这批书箱中有三件劳先生的手迹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其中有两件是劳先生写了祝贺我父亲整寿生日的。每逢我父亲整寿生日,他总要写一件书法作品送给我父亲。书箱中三件东西之一是在一幅整张黄绢上,用小字写全部《阿弥陀经》,全仿六朝写经字体。这是祝贺我父亲四十岁生日的礼物。另一个折子是用小楷写的全部《金刚经》,是祝贺我父亲五十岁生日的礼物。从前者可见劳先生书法之功力非同寻常,是表现他书法功力的代表性作品。全幅写满了小字,精神饱满,个个酷似六朝写经而无一破绽。实在难得,令人叹服。后者是劳先生以已趋成熟的、自己的精好书法风格写的,是劳氏自己书法风格的代表作。这两件东西既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又是从书法艺术角度讲非常有价值的作品。其前者原在二兄珏良处,是在珏良去世后由二嫂方缃捐赠天津图书馆的。至于我父亲三十岁生日的时候,劳则是写了一个立轴送给我父亲,今在别处。那是在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六月,是在劳先生刚刚发现《智永千字文》墨迹书法的好处而全力临写的时候。所以这立轴的书法全属智永千字文一脉。但从这里也可看到劳先生写字的天分和功力:学智永也学得深入,不是皮相。这立轴是日本裱的,其风格、所用绫绢花样都和中国不同(我见到父亲收藏的亲友字幅由日本装裱的有两件。另一件日本装裱的立轴,是方地山先生写我七叔祖父周立之赠我父亲的诗。1919年父亲去青岛华新纱厂任专务董事,七叔祖父做诗为赠,颇多奖励之辞。全文见李国庆先生著《弢翁藏书年谱》)。在天津馆这批书箱中所藏劳先生的第三件手迹是他临写的《智永千字文》。他在临写全文之后题了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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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丑客青岛,余始见影本永师千文真迹于叔弢斋头。当时以为日本赝作耳。初不识其妙,亦未尝细玩。自去年余颇好唐人写经字,时复临写数行。又于恭邸见赵文敏公手札真迹,意若有所悟。再取千文与永兴《汝南公主誌》、少师《韭花帖》诸影本参互比较、反复玩味,始知其逈不可及,因得略识古人用笔之意。顷长夏无事,日临其真书一二百字自遣。

叔弢见之以为佳,索写一通。时已临三通、影一通,此其第五通,殊未惬意,姑以塞责。他日幸有进益,当更写一通易之也。

庚申七月 劳健笃文记

这第三件劳先生的手迹,字并不一定很突出,但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述题语中所说“永师千文真迹”非同一般。对它的看法和理解,牵涉到我父亲和劳先生以及他们一起的几个熟人的书法艺术修养和见解。这一套观点还影响到我们弟兄,也都接受这种见解。这要多费一些文字来解释了。

隋代的和尚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精通书法。他为了宣扬二王书法艺术,手写了八百本《真草千字文》,据说“凡浙东诸寺,各置一册”。虽然他写《千字文》写了八百本之多,但到宋朝以后,国内只能见到摹刻之后的拓本了。但是在日本却有这样一部《真草千字文》墨迹。字都保存完好(因纸破损,缺草书“家给千兵”四字)。这大约是在唐代时传到日本、留传下来的。唐朝时带到日本的东西很多,甚至有二王的真迹。但是这本《千字文》,虽然字写得很好,因为没有署名,不能直接断定是谁写的。清朝光绪年间杨守敬到日本,把自己携带的宋拓智永《真草千字文》对比,认定这本《千字文》是源出智永所写《千字文》。但这是否即智永本人所写,当时他和一些日本的收藏、鉴定大家都拿不定。不过这本东西,书法高妙、功底极深,却是公认无疑的。字写得好,又不敢直说是智永写的,日本人于是说是唐人临写的。猜了几个人,又觉得一般唐人写不了这样好,不配,于是猜是那得到王羲之遗绪较多的虞世南临写的。其实这都是毫无根据的事。有关这些,可参阅博文堂印此本《真草千字文》中的杨守敬和内藤虎的跋语。于是,博文堂影印此《千字文》时只题“真草千字文”。这是日本大正元年(民国元年,1912年)的事了。后来,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罗振玉在中国翻印此本出售时,就直接题“智永真草千字文”了。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止,国内外只有上述两种印本发行,流传并不广。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版业大发展,印刷技术也进步很多,许多出版社印行碑帖时都印了这部东西,而且都题为“智永千字文真迹”。由于博文堂原版已很稀有,大概这些都是从罗振玉的翻板复制出的。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东西自影印问世近一个世纪中,很少得到书法家、鉴赏家们的重视,甚至很少有人提到它。书法造诣很深的沈尹默先生在一篇题为《二王书法管窥——关于学习王字的经验谈》一文中列举二王传世各帖,详加评论。并且,在提到怀仁集王羲之字的《圣教序》和大雅集临王羲之字的《兴福寺碑》时,都说“皆是临习的好材料”,而独不提《智永千字文》,更无论以《智永千字文》作为学习材料了。启功先生写有《论书绝句一百首》,每首评论一碑或一帖。其第三十六首为咏这部《智永千字文》,总算提到它了(但此诗写于上世纪60年代,也很晚了)。然而,诗中以及附在后面的识语都对其书法丝毫未加评论而转谈其他。相比之下,这本《千字文》却得到我父亲和他的一些朋友非常的重视。博文堂的印本,父亲有一部,劳先生有一部,张璐雪先生也有一部(张先生这一部后来由珏良收藏)。自我幼年起,在家中讨论书法的气氛中就感觉到在家人心目中《智永千字文》的地位非常高,认为若认真研习书法,必须下工夫从《智永千字文》写起。所以大的哥哥们,如一良、珏良在小时候都下过大工夫写《智永千字文》。至于我们弟兄中最小的几个已是上学校,只是放暑假时写写大楷。那时写的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是家里不抱什么要求,只求把字写整齐而已。不过,在我十二三岁时,父亲就买了一部罗振玉印的《智永千字文》给我(大一点的哥哥如一良、珏良等都各有一部)。这使我的眼光放开,看到书法艺术的更高处,不为世俗流行的颜真卿、柳公权书体所囿。但是,为什么我父亲和他这些朋友的看法和以上述两位先生为例的许多鉴赏家、书法家的看法有这样明显的距离呢?我想,或者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是从鉴赏角度谈,一是从研习书法角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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