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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万里:与古籍善本相伴一生只为书

[来源:东方早报]  [2013/6/14]
[img]uploadpic/20136/2013061443663765.jpg[/img]赵万里像 陆林汉绘

在赵万里(斐云)先生(1905-1980)不算太长的七十五年生命历程中,竟有五十二年的工作时光,与图书馆的古籍善本相伴;而今收入洋洋三卷《赵万里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著述文字,也绝大部分与此相关,则其一生为书,可以想见。

当然,除了书,赵先生在其他方面的学术成就,亦不乏可观:年方二十,便在大学临毕业前离校赴北平,拜时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静安(国维)先生为师,并兼助教。1927年,静安先生辞世之后,又在编辑《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同时,陆续编成如今皆收入《文集》的《王静安先生著述目录》《王静安先生年谱》《王静安先生遗著选跋》《王静安先生手校手批书目》等,对后世研究王氏其人其学,功莫大焉。再由《文集》所收《斐云词录》《谈柳词》《词概》,以及《天宝遗事诸宫调校辑》《关汉卿史料新得》诸作,能知其倚声填词的创作水准和词曲研究之功力造诣。至于《文集》之外专书另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更是极具学术价值且影响及今的金石学经典名作,因而被台湾鼎文书局(1972年)、广西师范大学暨鸿宝斋(2008年)等一再翻印重版。此外,《文集》中《中国史料目录学讲义》《目录学十四讲纲目》《校勘学纲要》《版本学纲目》等赵氏当年在北大、清华授课的讲稿提纲,又可见其在文献学专业教学中独到的心得见解和视野方法。如“特重中国文学及文学史之新旧史料”的《目录学十四讲纲目》中,“目录学不限于线装书,凡一切地下材料及古代美术、艺术遗物皆属之” ,“古铜器中韵文铭识与《诗经》之关系” ,“汉石经、鲁诗与毛诗之异同” ,“石刻镜铭中之六朝文学史料” ,“唐人选唐诗略说” ,“旧本宋词编次法之特点” ,“宋刻宋词之分布区域” ,“毛晋父子保存旧本词集之特色” ,“明代别集总集中之短篇散文” ,“明清八股文学史料”等专论章节,无不堪称启迪思考、引人入胜之说。而其当年在课堂上的风采,则尚小明先生所著《北大史学系早期发展史研究(1899-193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3月)中,也有评述:

年轻教师中,也不乏出类拔萃者,如赵万里,1929年8月到史学系任教的时候,只有24岁。他是一位版本目录学家,史学系的必修科“中国史料目录学”一直由他讲授,很受学生欢迎。

更多引当时亲历者所记:

赵先生是教“中国史料目录学”的,年纪在二十几至三十左右。蓬蓬勃勃的神气,严肃而带有刺激性的面孔,会教你见而生畏。每当讲书时,用一种紧急的声调,“烟士披里纯”的口吻,滔滔不绝的演述着。每一个同学,屏着气息,不敢说话,不敢笑,不敢斜视。侧耳静听,除写字的飕飕声外,一切都在沉默着……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夏岩《关于北大的两个青年教师》,《大学新闻周报》第2卷第18期,1935年1月14日)

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尽管有此种种,但对二十三岁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任中文采访及善本考订组组长、并服务终身的赵万里先生来说,为图书馆访求、典守善本珍藏,或许才是其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真正所在;更确切地说,为了那些“宝贝”,他尽心尽力,甚至还有几乎不近情理之举。

抗日战争期间,蛰居沪上“孤岛”的郑振铎先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与张菊生(元济)、张咏霓(寿镛)、何柏丞(炳松)、张凤举诸先生,共同发起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秘密收购古籍珍本,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故家旧藏。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王伯祥、张葱玉、张耀翔夫妇、王馨迪夫妇等在沪友人的各种帮助;而北平方面,间道来沪的徐森玉先生和往返两地的赵万里先生,助力尤多。刘哲民、陈政文两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一书中,“致张寿镛(咏霓)”诸信所述有关种种,并“赵万里先生昨来一函,可见其为我们得书之辛苦” 、“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诸语,皆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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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郑振铎先生受命赴京,主管文化部文物局事。不久,赵万里先生也在原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后,出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受文物局委派,他常常亲出访书,四处网罗珍本。而为将各家私藏谋归公库,千方百计之下,竟招舆情不满,怨声颇起。其间内情,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十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4月)所刊柳向春先生整理的《郑振铎致徐森玉函札》六十多通中,多直言不讳:“斐云在南方购书不少,且甚佳,其努力值得钦佩。惟心太狠,手太辣,老癖气不改,最容易得罪人。把光明正大的事,弄得鬼鬼祟祟的,实在不能再叫他出来买书了。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先生是能够原谅他的,否则,上海方面也会提出意见的。”虽责怪之中仍有赞赏,却也是实话实说。“老癖气”可能指赵氏平日一贯比较高调而言,民国间王佩诤先生撰《续补藏书纪事诗》(收入伦明等撰《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外二种)》,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其记陈乃乾、赵万里两位的一首中,即有“恂恂儒雅陈仲子,虎虎生气赵王孙”之喻,并于诗注中述陈氏“为人也和平中正,休休有容” ;而赵氏则“二十余年前来苏,主瞿庵师家。见其入门下马,行气如虹;头角崭新,睥睨一切”。“鬼鬼祟祟”似较形象,邓之诚先生在1950年1月29日日记中,也称赵氏“人极诡谲……今年以四千万人民券买铁琴铜剑楼之书十二箱以归公。欲买吴县潘氏滂喜斋之书,未果”(邓瑞整理《邓之诚文史札记》,凤凰出版社2012年4月)。而沈津先生《顾廷龙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1950年1月6日条下,引顾氏日记曰:“赵万里来……并言常熟铁琴铜剑楼书成交,计购三百种,三千万元。赠四十二种。”至于“浙江方面对他很有意见”云云,未明具体所指。今《文集》第一卷开首的编年体《赵万里先生传》(赵芳瑛、赵深编,胡拙整理)中,唯1950年及1951年12月两处,颇记赵氏受文化部委托,在同乡友人宋云彬先生陪同下,多次往访浙江海宁著名藏书楼蒋氏“西涧草堂” 、“衍芬草堂”后裔及族人,谋洽将其世代所藏,捐献国家并最终成事,而其中宋元精品,又拨归北图。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但《顾廷龙年谱》1951年12月21日条下,亦据顾氏日记,谓“瞿凤起女来,述赵万里昨夜议书价不谐,竟拍案咆哮”。则确是当年赵氏在沪上谋购铁琴铜剑楼藏书时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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