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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人都玩什么

[来源:艺术中国]  [2013/7/5]
[img]uploadpic/20137/2013070542715489.jpg[/img]春秋青铜螭龙笔架山,两条螭龙身子相连,两个龙首交错对视,底有红斑绿锈,年代悠久,距今至少2000年。与明代仿古制成的大量笔架山相比,此物形象传神,活灵活现。

[img]uploadpic/20137/2013070542716405.jpg[/img]清末寿山石笔架山,横山造型,配有楠木底托,为著名篆刻家徐星洲所制。此物虽为人工雕刻,但形态自然,不露雕塑痕迹。

[img]uploadpic/20137/2013070542718453.jpg[/img]宋代青铜笔架山,带原配青铜托座,绿锈入铜,赏用一体,将顶端拧开后可做水鱼使用。

姜维群

先厘清一个概念,古代的官人一般是文人,现在的官人许多不是文人。文人是啥?海上篆刻名家陈巨来有文《西山逸士》,专谈道光帝曾孙、恭亲王奕之孙、画家溥儒(心畲),他说溥心畲“觉其人恂恂如也,毫无逊清宗室虚架子,又无书画名家之习气,所谓像一读书人的样子”。文人即读书人,既然读书必有笔墨纸砚环绕其室,于是就有了文人的文房四宝,有了文人的各种案头清供和手边文玩,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玩物、玩意儿,即文房、文玩。

文人的文房是文人手中把玩或案头欣赏的小器物,其似树,初时是一干,由干发枝,枝再生枝杈,于是成为林林总总的蓊郁之大树,枝叶之多难以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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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说到根儿上是文人读书写作绘画的工具,由于文人的天性好玩好消遣,于是工具慢慢演变成可以玩可以赏的器玩,如笔,即是这样。秦代的蒙恬对制笔作了改进,“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至汉代,毛笔有了发展,这些笔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装饰,为了便于携带,将笔的末端削尖,簪于头上。不随身携带的笔,或贮于竹筒制的套中,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笔套,两侧镂出透孔,便于笔头水分的挥发。由此看出什么来呢?当时的文人,笔或笔套只是功能性的工具,而无任何装饰装潢型的美化。在汉代器物文具出土的记载中,有笔、墨、砚、研钵,还有砚滴、书刀,有简牍、帛书、玺印、封泥等,依然是工具性的,虽然也有装饰,如印钮上的兽、龟等,但品类极少。

那时候,有纸墨笔砚工具性的文具,但文玩形成不了可供玩赏的一个阵营。

文房的概念每个朝代都在延展,都在扩张,宋代人赵希鹄在他的《洞天清禄集》一书中,列文房清玩仅有古砚、古琴、笔、墨、纸、画、怪石、青铜器等数种;元代的《文房图赞续篇》中记有文房常用器18种;而明代的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在他的《长物志》中收列的文房器物有50余种,仅由毛笔衍生出的文房就有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覘等。到了清代,文房正如子息蕃盛之家族,繁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文房是文玩,被冠之为雅玩之名,正如明人沈春泽说的,文玩“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必须是读书人是文人,才能有这般雅兴和情调。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其诗苏东坡这样评价:“渊明作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诗人,皆莫及也。”在大名士苏东坡眼中,陶诗之佳连李白杜甫都不及他。陶渊明在文玩上亦雅高一筹。其《闲情赋》中透出消息,其“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愿在木为桐,作膝上之鸣琴”。佩玉植兰,弹瑟握扇,这就是文人。

晋唐文人注重文玩器物的气韵,宋代文人注重其精致,明代文人注重文玩的品类。宋人皆以苏东坡为文人典范,后人多关注东坡之仕途左迁右贬、政治风云之跌宕和他名冠千古之诗词,却忽略了作为文人的雅玩。如《爱日斋丛抄》记,“东坡谪海外,用鸡距笔”;《墨史》载,“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觥记注》有“苏东坡有药玉盏,又有荷叶杯,工制美妙”。这且不算,另说两件佚事足可观东坡文玩雅趣。

苏东坡“天才卓逸”,书画于他是“性所笃嗜”,到处无不以笔砚自随。他在黄州时,走在路上,看到民家有丛竹老木,就是在“鸡栖豕牢(猪圈)”之侧,亦必要描摹下来,所以逸笔草草动有生气。可以说是开绘画写生之先河,也可知东坡喜老木奇石。笔记中说,他有一块“小有洞天”石,特在石下配一座子,座中空出,在座子内放置香炉,座上有几个孔窍,正对着这块石。每每焚香则烟云满岫,这种将焚香之嗅香,静观烟云之缭绕,配上“小有洞天”的奇石将是何等的奇思妙想。还有一事,在京城时李伯时得陈峡州马台石,十分喜爱放在书房中,东坡一天来造访看后说:研石为砚,将你收藏的各种玉的器形刻在四周,我在砚池旁书铭文。后东坡作《洗玉池铭》,时为北宋元祐八年(1093)。

史上记载许多文人好石,如唐代宰相李德裕,好奇石赏石,有《谢临海守寄石诗》:“闻君采奇石,翦断赤城霞。”从遥远的赤城即浙江天台山采集石头并送到长安;唐代宰相牛僧孺也好石,在洛中一带得到许多奇石,并在上刻上文字;还有苏东坡有一块“仇池石”,是一英石,是他的表弟程德孺送给他的。

玩石之风尤盛于宋,甚至玩到了丧国之恸地步。从那时一直到清末民初,“文石”成为文人案头之玩之乐。可惜民国战乱频仍,诸多唐宋传世赏石毁之殆尽,后美国人理查德·罗森勃姆为中国古石收藏家,收藏一批中国人丢弃的古石,并著有《世界中的世界》一书介绍中国古石,并收藏了一批传世的古石。后天津藏石大家张传伦著有《柳如是与绛云峰》一书,详尽载记玩石之古之趣,足可一观文人案头之雅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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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角度说,纸墨笔砚是文人的“生产工具”,一如农民的锄头,工人的榔头。但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的雅玩就令人刮目了。前曾述,伺候“笔”的家什最多,笔闲置的时间长短决定了以何样的物件存放它。时间特长的可放在箱箧中,亦可用笔挂“大头朝下”挂起来,随用随取可用笔山笔格架起来或用笔筒插起来,随身携带时可用笔帘卷起来。即使是墨,愈是好墨越是让它住有宅寝有床。故宫中有乾隆御制的五彩墨,放置它的匣盒讲究异常。墨只有在研墨时才会“站立”,平时需平放“躺”着,于是又有了墨床之属。

墨床听起来很大,其实很小,正像蝈蝈住的房子——蝈笼,肯定很小。墨床一般长不过七八厘米,高一二厘米,常有人误为木托。墨床有牙玉、木、瓷乃至琉璃料器的,虽小但颇精致,是历代文人青睐之物。墨床之重视可窥文人对墨之重视。明四家中的唐伯虎有《桃花庵歌》传世,桃花庵由文征明题匾额,其左侧有一亭为“梦墨亭”,祝枝山书有“梦墨亭碑”,唐伯虎建庵,文征明题匾,祝枝山写碑,明四家此中占了三家。古人讲梦墨是吉梦佳兆,初唐诗人王勃梦墨结果文章留传千古,祝枝山说自己也曾梦墨。墨是书写绘画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然古墨好墨其实被束之高阁起来,清代康熙五十三年大臣进贡的一套有精细图案的《耕织图》墨,计48锭,其昂贵的价值精细的做工已失却了使用和实用的功能。

折扇被称为文人的“怀袖雅物”,几乎成为文人出游会客的道具。其扇面之写画,其扇骨之刊刻不必赘述,只说两件事足让人振聋发聩,明代阉党刘瑾,擅权谋逆后被处死。刘瑾家被抄,其金银财宝古玩字画不可数计,然而有两件东西让正德皇帝愤怒惊惧,这就是刘瑾上朝时随身携带的折扇,在扇骨中竟能藏下两把锋利的匕首。打开是扇子,然后可以“图穷匕首见”,文玩之物变身凶器闻所未闻。另一明代大奸臣严嵩,其财产被抄后,仅是各式的折扇竟成千上万。严嵩本人才学高书法好,想必喜欢折扇,折扇扇面是文人逞才思显技艺之地,想必是众官吏逢迎拍马投其所好,亦可见当时社会之时尚,因为在当时皇帝赏赐大臣常以折扇作为赐物,文征明曾有诗文记述皇帝赐折扇之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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