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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文人都玩什么

[来源:艺术中国]  [2013/7/5]
折扇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写画扇面成为南纸局一项重要的业务,甚至支撑了店面经营的半壁江山。在书画家画扇面上和文人雅士玩扇面上多趣雅之事。当年书画家皆订润例,初听润例不太贵,很低廉,但各种条件附加上去就不得了了。陈巨来曾撰文谈润例之怪现状,他举例说,高振霄、沈卫二位老太史公写一扇面仅三元,金笺和跨行书写加一倍(六元),单行正楷,再加倍(12元),双行小字再倍(24元),作篆或隶再倍48元了,篆隶并书,又倍(96元),正、草、隶、篆合锦(192元),如是金笺扇,最高价为384元之巨了。所以当今拍卖会上见到的较特殊的扇面,恐怕当年是花了巨资才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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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扇是文士及藏家青睐之物,据文怀沙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见吴湖帆在家中用汉砖垫砂锅,说是不是太过份了,汉砖怎可垫砂锅呢?吴说,我家里找不出比汉砖更不值钱的东西。后随手抽出笔筒中一把折扇,折扇一面字一面画是陆润庠,陆是清同治十三年的状元。吴打开一只箱子,说里面都是状元扇,都收集齐了。清朝270多年,每三年一个状元,加上恩科总共一百多个状元。这固然是收藏,但也看出清朝作为“怀袖雅物”的扇子有多热,当时有那么多的“追状元族”处心积虑地花大银子求名人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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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终生是以书和笔为伴的,有笔必须有笔筒,笔筒放在案头随时可以取用插在里面的笔,但笔筒不仅仅插笔,随手的物件都可以放在里面,如上文所述,吴湖帆家的笔筒中插放一把折扇。笔筒是将竹之雕、木之癭、瓷之画聚之一身的文人器玩。笔筒秦汉时没有,那时的笔可以簪在头上,所谓“簪白笔”,成语“簪笔磬折”即说明笔可以这样放。后世毛笔普及了,成为文人书画家不可或缺的东西了,于是笔筒成为文房传世量很大的一宗。从明至清,各种材质各式雕工各样奇思妙想的笔筒很多。但还是以竹刻竹雕受人青睐,像历代竹刻大家都留有竹雕笔筒作品,像“朱氏三松”的笔筒多有传世,加上历代的摹作伪作,致使如今的收藏拍卖市场上常有所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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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是文人文玩之一大项,写字必须研墨,研墨须有砚台,砚成为案头必备。然而文人有癖,说得雅一点是“鸿爪癖”,总希冀人生像雪地行走的鸿雁,留下爪痕。于是见垩墙要题壁,过摩崖要刻石,看到门洞就想题额,总之,时时刻刻想把自家的思维感受感悟写出来再“固化”一下。于是砚台进入文人视野,因为砚台除砚池之外,其他五面均光滑平整,此中变成了文人驰骋文思卖弄才华之地。在诸多传世砚中,有的砚质极佳做工极妙而传诸后世的,但大多是因为砚铭是名人而得后世青睐。清康熙年间藏砚大家黄任自号十砚老人,修十砚轩收藏名砚。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曾得到他的“云螭砚”,由此萌发了收藏学者名人砚的想法。他先将自己书室取名为“十学人砚斋”,并陆续收到好几位学者的自用砚。如朱彝尊玉兔望月砚、袁枚舟形砚、桂馥夔云砚,钱大昕驼矶石砚、姚鼐“讲易”澄泥砚等等。这些砚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签名”的名人用品,一旦是名人之名,此砚就有了文人的气息,有了历史的厚重,也有了存世的价值所在。

砚,无言展示自身的材质。砚铭却以思想火花瞬间的爆发炫耀着自己的灵光。最有名的砚铭当属民族英雄岳飞,其书写的砚铭八个字:“持坚守白,不磷不缁。”由此铭看到他的雄心坚志。从古至今,许多砚已经被淹泯而无存了,许多砚铭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行动的圭皋,成为规范的箴言,成为永远的座右铭。文人以刻刻写写为乐,喜欢在平面的地方留下自己的曾经。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弱点,他说:“终日作字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贼相也。”郑板桥真乃大家,可谓“入木三分骂也精”,何谓“贼相”?贼一日不窃手痒,二日不盗技痒,需要不歇手以解心痒也。笔者曾于天津沈阳道买一澄泥老砚,无什么雕工,亦无任何稀奇之处,只是砚池深凹,几近磨穿。当时深为震撼,也深为敬仰,此砚堪为吾之楷则。心感之处有灵犀,一日灵光一闪诌出一首五绝:“石凹将欲穿,捧砚仰前贤。不敢再磨蹭,惜之每一天。”于是用毛笔书之砚底,请人刻出,后又拓成墨片,求画家曾昭国补景于其上,又求帛书第一人赵伯光题字,装池成轴悬之于壁,亦一玩物也。刻刻写写,画画拓拓,日长安可度,以此疗心痒。

在这方面,海派画家唐云是一大玩家,其书其画其文其诗,典型的文人派。其曾将书画诗合于一手卷,长五米,分四段,分为白描罗汉、桃花翠鸟、各景山水、酒壶酒具、草丛蟋蟀等,其中有诗题案头清供云:“斟得一斗长生酒,来供梅花饯岁先。不待华堂放爆竹,便随香萝度新年。”唐云除书画外,在扇骨、砚铭,尤在紫砂壶上独得文人之先,在唐云收藏的专项拍卖上,可读出他在文玩上的用心,更可见其过人的匠心。总有人以为这是砚边剩墨的“余事”,是绘画纸头顺手一抹的“小道”,但此中最可见其胸中的“雅意”。

画家吴待秋山水宗清四家王麓台,亦擅花卉。当年有刻铜而名噪北平的张樾丞,其开有文具店,所出售之铜墨盒、铜镇尺,甚至扇骨,或书或画,几乎让吴待秋全部包下了。这些不仅未损其名,反而使其名渐著称于北方。民国廿四年(1935),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动用大力量编撰了《旧都文物略》,将当时北平宫殿、园林、灵寝、碑石等作了较详细和准确的梳理,最后一章有“技艺略”,要而不繁记载了各种工艺和艺术,其中有绘画、笔墨、墨盒、锦盒等专项,譬若刻象牙首推于硕,还有吴南愚、沈筱庄等;在刻竹上,言张志鱼刻骨甚精,还题到白铎斋阳文深刻最名贵,此外刻铜、刻瓷等均有涉猎。举凡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匠,现在可以说是工艺大师。重要的在于,许多文人书画家参与了这些创作,使本来的工艺之作,成了传世的艺术之作。如画家金城,许多扇骨的书画出自他手,再由他的弟弟金西厓刻在扇骨上,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金西厓许多扇骨的画稿出自名家,像齐白石、张伯英、溥心畲等人均有作品在扇骨上。笔者收藏扇骨有年,诸多传世的扇骨,出自诸多大名家之手,扇骨和铜墨盒在民国时期盛行一时,这两个“方寸之地”成为书画家展示才艺的新天地。此风还延展至政界,从孙中山到蒋中正,再到宋哲元、冯玉祥、吴佩孚等等,都在铜墨盒上留下墨宝。固然这些历史的大人物,都曾风云一时,真正有艺术鉴赏价值的当属书画家的作品,如陈师曾、陈半丁、颜伯龙、齐白石等的墨盒均为当时颇受欢迎之物。铜墨盒是继砚台之后文士们的又一时尚品。

文人之玩范围至民国愈广,因为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画家于非厂以画名世,至今他着色鲜丽的画,独标一格的瘦金体无人能及。但他还曾是一记者,文章写得好,周作人这样评价他:“闲人(于非厂在报纸上发文之笔名)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他曾在民国时期写了《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都门蟋蟀记》,近年集为《都门四记》重新出版,从书中亦可读出文人画士之玩也。养兰赏兰嗅香是文人之嗜,艺兰之艺应是一技,亦是一美。由兰而盆,由盆而托,此中升发开去,兰盆或陶或紫砂,皆是文人书法绘画的妙思之处。说到豢鸽,于非厂笔下的鸽子确是一“名鸽谱”的展示,让人看到诸多名贵品种,在这方面,王世襄说:“一九二八年于非厂先生《都门豢鸽记》问世,日手一册,读之不辍。”鸽子、钓鱼、蟋蟀都成为文人的玩意儿,鸽有鸽笼、鸽哨,钓鱼有钓竿,蓄蟋蟀有罐。这些皆是文人玩意儿的“延展”,这样的延展太多了,文玩之属不仅仅是我们狭义上的纸墨笔砚、水丞笔格什么的了。

文人之玩大之矣,于非厂曾记,他得到钓钩,上镌“造办处”三字,极小极精,这是宫廷之玩啊,故尔其于晴朗之日与二三友钓鱼北海公园漪澜堂,于艇中备一酒炉,瓜果数品、酒一壶,于荷花深处钓鱼,并钓硕大无朋之蟹,随钓随煮,烹而大嚼饮酒酩酊,真乃天上人间也。正所谓“是非不到钓鱼处,荣辱常随骑马人”。

文人之玩大之矣,曾藏有紫檀小筒,长11厘米,内有九件骨雕物什,极精,经考证此乃“途利”也。明代屠隆《考盘余事·文房器具笺》“途利”条记:“小文具匣一,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刡、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这或许可算作文人的讲究,正像当今女士出门,坤包内必有化妆包,如是而已。

文人本身就是一种讲究,胸有珠玑笔底黼黻。世间之物皆是一种匹配,案陈善本书,砚留古名墨,于是就有了书斋之中的无限风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话语权的是两类人,一是官人,二是文人。在官人文人合一的古代,似乎文人身份的话语权更多,于是许多文人用的、玩的器物成为文玩,而且是价值不菲。从拍卖信息所得,宫廷之物集一国之力聚地域之精,固然其器其物不失倾城之美,亦有连城之值。然而文玩凭籍文人之雅之学而独踞书卷文气,正像刘禹锡的《陋室铭》,此乃文人的宣言书,是书斋的公开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样的景致家家有,然一入文人书房,雅气四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说出闲适道出闲情,而生出潇洒。进尔总结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文人自傲自信乃至自爱之情跃然纸上。所以最末其反诘一句:“何陋之有?”其潜台词恰恰是表白:文人是一种高贵,文玩是一种高价,“陋室”,其实是一种奢侈。

文人的玩意是奢侈,当唐云的一把紫砂壶拍卖到千万之巨,闻一多的一张笺纸信札拍卖至百万,董桥先生曾花万余买过胡也佛金瓶梅故事十二开册页一开,不到一平尺,拍卖至300多万元。这些奢侈皆因文人梳笼过,收藏过,所以价值一飞冲天。值此收藏文玩风疾时盛之时,想起唐诗一句,以作拙文之结——

寒光乍退风犹切,春色新行柳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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