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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府里的古典屏风:一个世纪前的拍品

[来源:艺术中国]  [2013/7/19]
[img]uploadpic/20137/2013071934884733.jpg[/img]恭王府前门(19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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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uploadpic/20137/2013071934885957.jpg[/img]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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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 御制紫檀漆地嵌玉圆光大座屏 (一对)

尺寸: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83.82厘米)

此对屏风源自恭亲王府,1912年清朝灭亡来年,小恭王溥伟为复清活动筹资而将府中文物尽数出售,此对屏风便于那时辗转流出海外,并于1913年在纽约American Art Galleries举办的恭亲王珍藏专场拍卖中拍出,拍品199号。

2010年,此对屏风在香港佳士得再次上拍,成交价2753万元。

恭王府里的屏风

文、图/特约撰稿   李晶晶(《三联生活周刊》主任记者)

一个世纪前的拍品

1912年的春天,日本古董商山中定次郎又来到北京买下一批古董——恭亲王奕的家族收藏。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批古董能够使他与他的山中商会“名震世界”。次年,山中定次郎在纽约与伦敦分别举行了 “恭亲王宝物”专场拍卖。

当时在纽约American Art Gallery拍出的古董共计536件,每件均有定名、断代和简短文字说明,部分还配有照片。经过统计,玉器数量最多,约244件,以清代制品为主,只有个别为汉玉,类型涵盖供器、摆件、插屏、笔筒、挂件、如意、玉山子等;瓷器约134件,它们分别来自不同时代的不同窑口;青铜器共99件,既有尊、爵、壶、簋、鼎等常见器类,也有一些造型奇特的动物形酒尊、酒壶等。它们有些属于商周或春秋战国时器物,有些则是宋以后,甚至是清代制作的仿古器。

当时所涉及拍卖的木器、家具有13件,大多没有图片,仅有一对编号为199的紫檀嵌白玉屏风留下了难得的图片资料和详尽的文字介绍:“雕漆嵌玉圆光大座屏(一对),通高:89英寸(226.06厘米),台宽:42英寸(106.68厘米),屏板直径:33英寸,置于高台座上。圆光形大座屏,硬木边框,髹黄漆地,镶嵌各式玉雕瑞物宝器,包括瓶花瑞草,祭祀礼器,仙丹宝瓶等,复有骏马、书卷、宝象、宝瓶等。又有寓意富足昌盛的三种果实——‘三多’,寄情美好欢乐的帆篷轻舟,象征飞黄腾达的鱼跃龙门。”

19世纪山中商会珍贵拍品

2010年,这对紫檀嵌白玉屏风出现在香港佳士得秋拍上。一百年前图录上留下的黑白照片为我们今天的辨认提供了依据。只是在历经岁月后,这对屏风发生了一些变化。原配的“高台座”早已丢失。少了底托,硕大的屏风有些“失衡”,看上去让人觉得怪怪的,想来当时底托与屏作为一体设计的。“高台座”的缺失不排除当年拍得此对座屏的人将其另作他用,或再次分开出售。

细细比较一百年前的图片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屏风上白玉嵌有增有减!其中一只屏风上的双象耳衔环玉瓶上嵌的花向上而开,而在1913年拍卖图录照片中是向左上方开;半开白玉兰花左侧有一朵半隐小花,之前没有;原本空空的白玉盘子多了白玉雕佛手、碧玉雕佛手、碧玺雕寿桃、紫晶雕葡萄等瑞果。另一只屏风上则缺了一朵凋零的白玉雕花卉。

这对紫檀屏风在1913年被拍卖后,仅在1984年的时候出现过一次,由纽约佳士得拍卖,后被台湾寒舍收藏,在寒舍1996年出版的《紫檀》一书中,这对屏风已经是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了。这些白玉嵌饰的增减,可能是在1913年至1984年间根据拥有者的喜好所变化的。这种在屏风上进行修改的现象在当时挺常见,曾见朋友的一件座屏上,同样是被早期的主人嵌满了若干小蜜蜂与蝴蝶。当时大家笑言:收藏者估计也是昆虫爱好者。

恭亲王府的这批购买对山中商会来说,可谓空前绝后。现在可查到的详细记载,山中商会在美国的拍卖开始于1897年,记录截止于1922年。1905年~1921年为鼎盛时期,每年平均举办五次。在记录的范围中,一般销售总额在5~6万美元。规模在10万美元以上的,均是在1912年以后出现的。其中以恭亲王的这场拍卖总销售额最高,达到了27.6万美元,平均每件价格为515美元。纽约拍卖会的销售额创下了山中商会历次拍卖会的最高价。同年在伦敦的四次拍卖中,有三次没有达到两千英镑,只有恭亲王的这场拍卖,超过六千英镑。当时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大约为5:1至4:1左右,如按美元计算,销售额在5~6万美元之间。唯一遗憾的是,这本目录中没有被拍卖物品的照片,因而无法获得它们的形象资料。中国文物向海外流出,是从辛亥革命前后进入规模化的。山中的拍卖,可以说是文物瞬间流入世界市场的先声。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富田升教授在他的《近代日本的中国艺术品流转与鉴赏》一书中有详细研究。

拍品故事比拍卖结果更给力

辛亥革命前,大量不被人了解的文物相继被发现。河南安阳附近发掘出土了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偶然发现;1905~1908年在汴下洛阳间的铁路工程中,发现了唐三彩等,以前唐代文物只在日本正仓院所见。这使中国文物的流出加速。与之相比,辛亥革命后,出现了大量紫禁城宫廷及王府中的藏品。民国以后,清室为了弥补岁入不足,内府进行古董拍卖。另外,银行借款的担保和抵押,以及种种方式的盗窃等,也造成了文物的大量流出。其中,王府的文物散出最为大宗,质量也最为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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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奕訢的孙子溥儒在世时,对家中收藏的描述可窥一二:“余旧藏晋陆机《平复帖》九行,字如篆籀。王右军《游目帖》,大令《鹅群帖》,皆廓填本。颜鲁公自书《告身帖》,有蔡惠、米元晖、董文敏跋。怀素《苦笋帖》,绢本。韩幹《照夜白图》,南唐押署,米元章、吴傅朋题名,元人题跋。定武本兰亭,宋理宗赐贾似道本。吴傅朋游丝书王荆公诗。张即之为《华严经》一纸。北宋无款山水卷,黄大痴藏印。易元吉《聚猿图》,钱舜举跋。宋人《散牧图》,纸本。温日观《葡萄卷》,纸本。沈石田《题米襄阳五帖》。米元晖《楚山秋霁图》,白麻纸本,有朱子印,元饶介题诗。赵松雪《道德经》,前画老子像。赵松雪六札册。文待诏小楷唐诗四册。周之冕《百花图卷》……”

在清朝,满族的王公贵族作为特殊的阶层得到供养。然而,随着清朝的没落,他们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辛亥革命后,各亲王家依皇族优待条件“世爵”被保留下来,可是对于“王俸”的持续问题,却没有明文规定,实质上“俸银”和“禄米”都被取消,重要的固定收入也被断绝,但私产依然受到保护。这使得数百年间积蓄的大量金银财宝,书画古玩都保留下来。为了维持原来的那种尊贵和奢侈的生活,几乎所有的王府都在这个时候,开始出售或抵押几代人积攒的艺术珍品。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多数王公府第就基本变卖一空了。像睿王府不到十年,就破落到“珍贵的东西卖得差不多快完了”的状态。惠王府是“一库一库”地卖尽所有的收藏。

这些王府收藏的流散不仅仅体现在量上,更重要的是古董的质。更为重要的是,在混沌不清,持续大量的流出中,几乎不被西方知晓的,甚至中国人自己也无法了解的中国美术的主流文物,几乎全部展现于西方世界。这就是构成今日中国美术史常识的殷周青铜器、汉唐陶瓷器、历代官窑、西域美术、北宋水墨山水画、北朝至唐代佛教美术、古玉和印玺一个庞大的中国艺术系统。令人意外的是,这些文物都是在近代的混乱中才展现出全貌。

这对紫檀嵌白玉屏风因为有着详尽的影像和文字记录,即使在历经百年后,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流转和历史的变化,可以说它是近代中国文物流散现象的一个小小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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