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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考据学的短长与理论深浅

[来源:中国书画报]  [2013/7/20]
“考据颇确,特事小耳”

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后,姚名达陆续写了五则《哀余断忆》。其中第一则记述了他首次向王国维请教的经历,那是在第一堂《说文》课后,姚名达“以旧在南方所考《孔子适周究在何年》求正于先生。是篇以确实之证据,摧破前人鲁昭公二十年、二十四年、三十一年之语,而断为七年或十年。先生阅毕,寻思有顷,曰:‘考据颇确,特事小耳。’”

这一细节长期湮没在历史中,直到近些年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王国维虽然著作宏富,但专门讨论治学态度与方法的文章却并不多,因此,姚名达这则“断忆”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统观王国维的一生,尤其是他转向史学研究以后的成就与个性,的确也与“考据颇确,特事小耳”这一主张十分相称。为他奠定在国内学界的权威地位并且赢得国际声望的是1917年发表的“二考一论”。其中《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与《续考》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考据典范。不过王国维精于考据,却没有止于考据,而是在“二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殷周制度论》一文,对于三代历史的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

所谓“考据颇确,特事小耳”,至少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单就考据而言,任何一种被考据的对象在地位上都应当是平等的;但考据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通过考据以小见大,可是并非所有的小的对象都能够通向大的问题,其间除去研究者的视野与方法的差异,必须承认的是不同对象的学术价值确有区别,故而对于考据对象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眼光与能力的体现。另一方面,考据不仅指向内部,评价其成功与否的标准也应当涉及外部因素,即“为考据而考据”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而不是目的;尤其是人文学术研究,理想的状态是兼及“文”与“人”,在客观、准确与精致外展示出研究者的判断力、想象力与感受力。如果一种考据只是文与文的关系,那么即便“考据颇确”,也是“特事小耳”。只有进入人对人的境界,学术才能实现其对于历史与当下的终极关怀。

晚清以降,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无法“经世致用”,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在学术研究中奉科学为圭臬。就在王国维辩证讨论考据问题后不久,傅斯年即公开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在把史料的重要性空前提高的同时,也使得“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逐渐成为史学正轨。对于科学性的追求无可厚非,但日后技术性的要素主导学术研究,甚至成为评价标准,恐怕也是先驱者们始料未及的。特别是在人文领域中,训诂独大,义理与词章退居其次,并且长期受到压抑,不能不说是中国学术在现代转型进程中的巨大遗憾。

晚近的书学研究也在延续着这一惯式。层出不穷的书法史著作不断更新着关于书家与书作的知识,考据在书学研究中大行其道,大有不入此门则有可能丧失掉作为学术的资格之嫌。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热火朝天,为“书法热”与“美学热”的合流做出重要贡献的书法美学研究,从90年代以来已经相对边缘化;“书法热”退潮后,各类对于书法理论的讨论也只有在书论史或者书学史的范畴中进行,似乎才能免于纸上谈兵之讥;与建构当代书坛关系最为直接的书法批评,身份则更为尴尬,不仅不被视为书学研究的一部分,还被夸张地强调两者之间的“楚河汉界”,仿佛在不同的表达方式背后的不同思维方式还有高下之分。凡此,皆与以考据为大宗的书法史学成为显学形成了鲜明对比。

书学研究发展日益规范,学科意识自觉,分工逐渐细密,这些都是时代与学术双重进步的表征。但如何既借助专业化的视野,同时又不沦为技术性的生产,是包括书学在内的所有人文学术研究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在依据统一的学术规范与专业标准进行研究时,学术的“量”虽然增加了,但“质”的丰富性却严重萎缩了。那些在书学研究中原本应当具有一席之地的判断、想象与感受的成分,因为无法经由科学的形式表达、传播、教授与评价,也就被放逐到了学术体系外。然而这些恰恰又是人文学术研究的超越性所在。倘若离开了对大势的判断、对缀合“断片”时的想象以及对细节的感受,那么书学的生命力与独特性无疑是要大大打折扣的,也可能走向“不及物”的瓶颈。

“考据颇确,特事小耳”的当代价值并非抹杀考据的意义,而是启示我们在掌握考据方法的同时能够把考据相对化,以更为包容与开放的姿态推进书学研究的多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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