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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名人藏书票摭谈

[来源:东方早报]  [2013/8/26]
[img]uploadpic/20138/2013082643452713.jpg[/img]巴金藏书票

[img]uploadpic/20138/2013082643455133.jpg[/img]施蛰存藏书票“北山楼藏书”

[img]uploadpic/20138/2013082643458677.jpg[/img]李平凡藏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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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票作为藏书标志,源于书之可贵和藏书之不易。在以寸纸铭记藏书的人群中,作家、学者等各界文化人士可谓与藏书票结缘最深,使用最多。藏书票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引介与推广得力于一批文化名人的努力,正是他们的示范性,使藏书票渐为人知。在中国有限的藏书票历史上,正是不多的文化名人藏书票构建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脉络。

黄显功

藏书票是一座名人文化的碑林,它镌刻了各界名人的文化侧影,记录了他们的人生履痕;藏书票是一张文化名人的名片,它洋溢着各位票主的志趣爱好,折射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藏书票作为藏书标志,源于书之可贵和藏书之不易。在以寸纸铭记藏书的人群中,作家、学者等各界文化人士可谓与藏书票结缘最深,使用最多。在中国,藏书票是一种舶来品,它的引介与推广得力于一批文化名人的努力,正是他们的示范性,使藏书票渐为人知,不仅引领人们使用,更是吸引了一大批收藏爱好者。

在传世的藏书票中,名人票主作品因其特殊的收藏价值与研究价值,最受人们的关注,是收藏者竞逐的对象。在中国有限的藏书票历史上,正是不多的文化名人藏书票构建了中国藏书票的发展脉络。



苏轼曾有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鸿爪雪,鸿飞哪复计东西!”前人的行迹故物正是如此,其残留的中国早期藏书票今人往往难窥全貌。迄今可见的早期实物除了人们熟知的关祖章藏书票外,还有位当时的著名藏书家杨守敬(1839-1915)在70岁时,以他的肖像藏书票广贴观海堂藏书。这位曾随清廷驻日公使何如璋(1838-1891)和黎庶昌(1837-1897)在日游历访书多年(1880-1884)的学者,购藏了大量图书回国。他于光绪十四年(1888)在湖北黄州修筑藏书楼邻苏园,后又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迁至武昌再建观海堂收藏回归的图书。至民国成立,图书辗转于上海、北京,后分藏两岸。现藏台北故宫的观海堂藏书已知的就达1634部,15491册。也许还有更早的中国人曾使用藏书票,但其雪泥鸿爪难溯其源,仍有待于人们在茫茫书林中惊鸿一瞥的发现。

在我国所见的清末至民国的个人藏书票中,有不少是在华外国传教士、外交人员、学者、记者等人所用的藏书票,有些票主的使用量非常大,如澳大利亚人莫里循在京的“莫里循文库”中有两万余册书刊贴有他的书票。在“东洋文库”中,我亲见了这批藏书。而中国人使用藏书票量大者可以著名戏剧家宋春舫为代表。1931年他在青岛建立了自己的图书馆,专门收藏戏剧文献,取名“褐木庐”(Cormora),被梁实秋赞赏为:“我看见过的考究的书房当推宋春舫先生褐木庐为第一”。“所有的书都是精装”,还“编有一册精印的书目”,即《褐木庐藏剧目》。他1938年去世时,藏书已达7000余册。1989年,台湾学者吴兴文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幸遇褐木庐藏书遗物,一举收入囊中,我也从中获得了一张他的友情馈赠。

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文化中心,具有强大的文化集聚效应,在开放多元的环境下,不仅文化机构林立,而且名流荟萃,其文化景象之繁荣,绝非中国其他城市可比。在欧风西雨之下,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而藏书票也在此得天独厚的氛围中不断孕育,博得了文人雅士的青睐。一些从事编辑、出版的文人对此尤为热衷。如叶灵凤对藏书票的迷恋,不仅多方收集藏书票和向日本的斋藤昌三求索《藏书票之话》,而且自己设计制作了一张凤凰装饰的“灵凤藏书”作品,还撰写了中国第一篇介绍藏书票的专文《藏书票之话》刊于1933年12月的上海《现代》文学杂志上。所以,对于这位自己设计和使用藏书票的中国作家,人们十分推崇,说起中国藏书票几乎是言必谈叶灵凤,因为他有开风气之功,集藏书票藏、用、做、写于一身,独领风骚数十年。相隔七十年,当我也入藏了这位文化名人的藏书票时,在我心中飞扬的不仅是舞动的凤凰和繁花,还有对同好前辈的景仰之情。

与叶灵凤同时代的施蛰存也是一位藏书票爱好者。他对藏书票有着独特的称呼,诸如“藏书帖”、“藏书之券”。当年他与叶灵凤同处一室办公,惺惺相惜,同气相求,既在自己主编的《现代》上刊发了叶灵凤的藏书票文章,也自己玩起了藏书票,先后有四种之多。目前可见的有“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施蛰存藏书”、“北山楼藏书”,后两张是他采用美国插图艺术家洛克威尔·肯特的图案自行设计制作的,晚年不敷使用时,沪上著名报人陆灏特地为他制锌板重印了一批供其贴用。我1996年拜访他时,亲聆了他对中国早期藏书票的见闻,获赠了“北山楼藏书”书票,如今我将此转藏于图书馆,与他的手稿一起传之后人。施蛰存是现代作家中喜用藏书票的名人,特别是他的外文藏书上多贴有自己设计的上述藏书票。近日,承陆灏先生慷慨之谊,转赠于我一册施老的旧藏《孤独》,这本英文书上贴有“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书票。如今睹物思人,当年票主的音容笑貌恍如昨日。

诞生于晚清的商务印书馆担当着传播文化的重要角色,其主事者皆为当时的文化精英。1908年邝富灼应张元济之邀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部总编辑、主任,这位兼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教育双硕士学位和大清文学进士衔的英语专家,在商务印书馆服务历时二十余年,一生编写和出版了大量英文教科书,1931年逝世于上海。他生前所用的藏书票中西合璧,由中英双语构成,与票主身份十分贴切。另一位热爱艺术的出版家邵洵美曾游学欧洲,1926年回沪后以诗人的激情积极创办刊物,开设书店,投资出版,推出了一批著名的刊物与图书,次年,他以张道藩在法国巴黎留学时为其所作画像制版印制了“洵美的书”藏书票,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使用藏书票最早的诗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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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诗人兼装帧设计艺术家曹辛之也为自己制作了藏书票。九叶派诗人曹辛之笔名杭约赫,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8年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就读,1940年到重庆生活书店任《全民抗战》周刊编辑。曹辛之曾说他“1939年在延安时曾刻过自用书票,描绘出维纳斯与书的形象,抒发自己爱美、爱书的情怀,我一直对书票艺术很感兴趣。”(见《中国藏书票》第14期)此外,曹辛之大约1945年在重庆生活书店时又创作了一张蛇图“之”字形的藏书票,因为曹辛之属蛇。曹辛之建国后长期在出版社从事图书装帧工作,对如何美化图书具有深切的体验。他自制的蛇图“之”字形书票与陈世五为他所设计的三枝笔和环蛇书票,曹辛之曾自印过一批在藏书上贴用,直到他去世后尚有部分书票余存。曹夫人赵友兰与我相识多年后得知我关注藏书票时,特地找出两张给我纪念。当前年三卷本的《曹辛之集》在京出版首发时,曹家后人拿出余下的书票分赠来宾,成为留驻人们心间的特殊礼物。

同样作为著名的出版家,原三联书店的总经理范用也是个藏书票爱好者,在1943-1944年间,重庆的一位版画家据K.Wiszniewski的作品为他复刻拓印了以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结尾故事为画面的藏书票,寓意“我是即将到来的日子”,令人对生活和未来充满了期望。不仅如此,范用1946年在上海还为读书出版社设计了“一斋书馆”藏书票,以此纪念早逝的郑一斋先生。上世纪70年代,范用在香港曾将叶灵凤所藏的数百张藏书票携京举行展览,对京城文化界人士认识藏书票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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