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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艺术被招安前途无望吗

[来源:广州日报]  [2013/8/26]
[img]uploadpic/20138/2013082643651357.jpg[/img]方力钧《2000.1.10》(布面油画)360cmΧ250cm

[img]uploadpic/20138/2013082643652189.jpg[/img]张晓刚《大家庭NO.1》(布面油画)200cmΧ30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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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uploadpic/20138/2013082643653817.jpg[/img]岳敏君《自由引导人民》(布面油画)240cmΧ370cm

王广义《后古典——大悲爱的复归》(布面油画)150cmΧ200cm

近日,曾经写作《像野狗一样生存》、被誉为当代艺术“四大金刚”之一的方力钧,正式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消息一出,顿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艺术圈热议不断。有人认为,当代艺术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思想性和批判性,跟主流永远是对立的,而当年的“叛逆”代表回归体制,意味着当代艺术被“招安”了,当代艺术必然前途无望。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来听听艺术界精英们的看法。

文、图/记者江粤军

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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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策展人 梁克刚:

“野狗”被豢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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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丧失批判性?

历史角度看,方力钧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得不偿失。方力钧最大的价值是为了艺术的自由选择做“野狗”,进入体制有自我贬值之嫌。我理解他,但我不赞成他。

国家以国家画院等形式养着一帮艺术家,在我看来,其实挺荒唐、挺可笑的。体制内艺术家做的多半不是艺术工作,而是宣传工作,因此,画院体制本身就是反真正的艺术的。吴冠中也早就提出来,美协应该解散。

就方力钧而言,他一直是自由艺术家的标杆人物,他之所以在国际上获得尊敬,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具有那么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真正的艺术追求。他写作《像野狗一样生存》,代表的是一种态度、原则。现在为了某种目的、某种原因,将自己一直标榜的最有价值的立场抛弃掉,放下身段进入体制,我认为是蛮可惜的。艺术真正的价值在于它追求自由的表达,当代艺术尤甚,其核心价值是社会批判性。从来只有相对完善的社会,没有绝对完美的社会。因此,批判、质疑是知识分子的力量所在。当代艺术家不再是古代画家那样的匠人,他首先必须具备知识分子的公共立场,如果被“豢养”起来,还怎样坚持这种批判性呢?进入体制,总要受到一些制约,回避一些规则吧?如果为了规避某些东西,做一点“无害”的艺术,又有多大意义呢?

有人说方力钧到国家画院担任职务,是获得国家的承认。我认为,以方力钧今天的地位,根本不需要这样的承认。艺术家最要紧的是坚守一些本质东西,思考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而不是国家强大了,进入体制去捞取更大的平台,更多的机会。现在有一种趋势,很多艺术家削尖了脑袋要进入体制,总以为大国时代,要搭上文化大发展的列车。其实,这种机会主义只能导致妥协。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超越性,他思考的是人类的问题;他也应该有历史意识,应该将自己放置在一个更长远的时空中来思考个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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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说,方力钧这么做是打入体制内部,“改造”国家画院。这种观点简直是扯淡。体制自有其运行法则,个人在其中算得了什么?最终是你改变它还是它改变你?我以为只能是后者。

又有人认为,方力钧去国家画院,意味着当代艺术被“招安”了。事实上,那只是方力钧个人的选择,他进入体制,就再也代表不了当代艺术。

从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到美协成立当代实验艺术委员会,再到今次方力钧事件,在我看来,起因倒是源于很多体制内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行得通、吃得开,走出国门就没人要,为了不被国际潮流所淘汰,于是尝试去接触、接纳当代艺术。像中国当代艺术院的成立,完全是某些人的操作,不过,其结果是冒了个泡之后就不了了之。方力钧进入国家画院,恐怕也没必要“小题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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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评论家及策展人 徐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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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力钧跟当代艺术

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听到方力钧成为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很多人又扯起“招安”一说。实际上,方力钧除了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几幅作品勉强称上当代艺术以外,他和当代艺术没半毛钱关系。这不过是一次利益联姻,一种主动的选择。

上世纪90年代初,方力钧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某种社会情绪,而这种社会情绪,恰恰是一批知识分子普遍失落、无奈和自我流放心理的写照。从这个角度看待方力钧的作品,在当时可谓具有强烈社会性的当代艺术。

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天,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复杂,教育、民生等问题层出不穷,此时的艺术家需要更有力地介入社会,同时要表达得更加智慧。然而,方力钧的作品仍延续粗浅的情绪化表达,沦落到庸俗社会学的肤浅层面。当然,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方力钧的个人现象,包括过去绝大多数的当代艺术家,还是沿用过去老套的思维方式,固步自封,最终和鲜活的当代艺术日渐疏离。而艺术市场在时间节点上,是滞后于艺术创作的。所以,以方力钧为代表的老一辈艺术家已经成为市场化的“商业”艺术家,就当代艺术的社会性而言,是“无害”和“失效”的艺术家。所以,这个类别的艺术家也终于成为体制愿意接纳的对象。

因此,他们的结合是互惠互利的。就艺术家而言,因体制的接纳而得到的权利,能让作品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价格,这是现实的利益;对体制而言,当代艺术是一股需要面对并需要化解的力量,而四两拨千斤的策略就是把最具代表的人纳入体制,所以方力钧成为首选。

就当代艺术本身的社会性而言,在一个有所谓的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的社会中,它必然是置身于体制之外。其实,目前中国能称为重要当代艺术家的并不少,特别是年青一代的艺术家,有很多出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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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当代艺术家应该远离体制,但作为代表当前社会和时代最鲜活、最智慧艺术成果的当代艺术,恰恰应该进入公共机构收藏,居“庙堂之高”;而画院之类的创作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本不该成为机构收藏追逐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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