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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山泥人:从民间玩偶到博物馆藏品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3/9/5]
[img]uploadpic/20139/2013090551137273.jpg[/img]大戏文《杨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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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缺乏“活”利用的保护怪圈,走不出这种怪圈,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能都会像惠山泥人这样,从生龙活虎的民间玩偶变成仅存于博物馆的文化见证。

江苏无锡的惠山泥人是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而在明清时期则是江南地区流行的民俗产品。惠山泥人种类丰富,包括粗泥活(耍货)、细货(手捏戏文)、小板戏、大戏文和四脚子,在明清时期主要是作为民间吉祥祈福用品、礼品和玩具存在,供人们闲暇时玩耍和观赏,深受人们喜爱。

作为传统玩具的惠山泥人

惠山泥人按传统用途和风格主要分为传统玩具和艺术精品两大类。其中,传统玩具一般是粗泥活,主要由看守祠堂的“祠丁”们制作,是在祠堂的盛大祭祖活动时卖给孩子们“耍耍”的玩意儿。明代学者王季重在《游惠锡两山记》中就有“买泥人、买小刀戟以贻儿辈”之说。

粗泥活这类耍货中最有名的就是大阿福系列,如喜气洋洋面带微笑的团阿福、小花囡、荷叶囡等胖娃娃,这些造型都在天真憨厚、朴素无邪的气质中洋溢着喜庆的气息。另外,还有动物系列和车玩具系列。动物系列产品有小蚕猫、大公鸡、春牛等,车玩具则是有绳可拖行的儿童玩具,一般塑造状元郎立于车上,表现状元高中游街的场景。这三个系列的产品主要通过模具制作,简单易得。

随着明清时期昆曲、京剧的兴盛,戏台上的角色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戏不能常演,但微缩版的仿真泥人却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于是,惠山泥人又开发出手捏戏文的玩具类型。这类泥人勾画出脸谱形象,体现了戏剧行当角色的特征,赢得了男女老少的喜爱,成为那个时代畅销的儿童玩具和成年人的赏玩之物。另外,还有一种“小板戏”产品,它是从粗泥活过渡到手捏戏文的早期戏曲题材作品,目前所见基本都是武将人物,手拿兵器,估计当时是男孩子们的玩具。小板戏采用“印段镶手”的做法,用模具印出头身,再捏出手镶上去,制作也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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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人手工捏制创作的“手捏戏文”和大戏文是惠山泥人中的艺术精品。手捏戏文一般表现戏剧某个精彩情节,由2至3人组成,如《投军别窑》、《断桥》、《打金枝》、《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手捏戏文特别能抓住某个精彩情节一瞬间的人物动作和表情,捏制的造型和彩绘的神情都十分精彩传神。大戏文一般表现单个典型人物,比手捏戏文的体积大,如穆桂英、杨贵妃、郭子仪、包公等,也有美猴王。大戏文造型挺拔,彩绘和装光非常精美,胡须、羽扇、头饰、宝剑都制作得栩栩如生。

另一类艺术精品是“四脚子”。一般是人物骑春牛、白马或麒麟等四蹄瑞兽,寄托了民间祈福求吉祥的美好愿望。题材集中于祝寿、求子、祈求五谷丰登和科举高中,如《麒麟送子》、《寿星骑鹿》。造型与开相饱满丰腴,配色明丽娇艳。这类作品也是手工捏制、手工上彩装光,体现了艺人的技艺水平,是明清时期富有人家互相馈赠的礼品和家庭观赏性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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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身份的历史变迁

到了民国时期,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渐兴,西方进口的玩具货品日益受到中国社会各阶层追捧,惠山泥人也开始受到西洋塑料、金属等现代玩具的冲击。因而,当时的主流报刊上开始刊登一些“国货运动”人士的文章,为惠山泥人打软广告,以保护这种传统玩具的市场。如《上海影坛》刊登的《周曼华喜欢大阿福》就是利用明星周曼华的花边新闻来影响大众消费;《申报·国货周刊》刊登的《大阿福和洋囝囝》却从儿童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一个孩子选择中西两种玩具的过程,最后大阿福以材质的安全性获胜的故事;甚至还有有识之士张孟昭在《申报》刊登针对惠山泥人的营销分析《从进口玩具想到惠山泥人》,前瞻性地表达了对惠山泥人在玩具市场中竞争不力的担忧并提出建议。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西方的工业舶来品玩具大量涌入,奥特曼、芭比娃娃、变形金刚等洋玩具占有了泥人玩具的市场份额,这类惠山泥人渐渐从玩具的身份转变成了如今惠山的旅游纪念品,不少民俗类博物馆也收藏了这种具有丰富民俗信息的传统玩具。随着现代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传统戏剧的舞台日益被现代荧屏所替代,依托于戏剧发展而起的戏文类精品惠山泥人也渐渐丧失了其赖以生存的民间基础,销量锐减,如今主要是被博物馆收藏。两个类型的惠山泥人的身份都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转变,从民间玩偶变身为博物馆藏品。究其原因,是因为泥人的材质比较容易损坏,不如塑料、金属和布等材质耐用,但最根本的原因却是我们进入了视觉时代,传统戏曲的地位被现代影视艺术取代,而和玩具市场紧密相关的动漫影视产品又在媒体宣传下,被各种动漫衍生玩具赢得市场。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呈现出些许尴尬状态,归根到底是因为丧失了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全球化趋势的大环境下,“非遗”保护工作是不是就此束手无策,只能袖手旁观了呢?

不难发现,无锡惠山泥人自2006年被评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以来,到现在都是主要依靠直接补贴传承人、直接补贴保护单位、定期举办展览、建立专题博物馆的方式进行保护。这种保护方式没有什么不妥,而且政府投入也不小,但这只是一种基础性的保护方式,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思维定式的、保守式的、“扶贫式”的保护。这种保护只是在延缓惠山泥人这个“非遗”项目的死亡,并没有激活它的再生能力。笔者认为,我们保护惠山泥人这个“非遗”项目,不仅应该有如上基础性保护,更应该将重心转移到鼓励开发新的产业模式、鼓励现代科技投入、鼓励现代媒体制作出含有该“非遗”元素的精神产品中来。每年我国政府投入到各类非遗专题博物馆中的资金都有百亿元,可以适当增加对诸如动漫、游戏、玩具开发和媒体制播、院线投放“非遗”主题产品等项目的激励。

目前,我们似乎陷入了一种缺乏“活”利用的保护怪圈,走不出这种怪圈,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可能都会像惠山泥人这样,从生龙活虎的民间玩偶变成仅存于博物馆的文化见证。因此,只有将“非遗”保护的重心转移到对新的科技形式、媒体形式、现代娱乐模式进行投入,督促它们共同形成保护“非遗”项目的文化生态环境,培育现代意义上的新产品和产业链,对“非遗”项目进行生产性保护和激励,才是拯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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