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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山水画:艺术家与权力之手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0/15]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1995年,王菲演绎这首新曲旧词的时候,正在为窦唯“无眠”。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苏东坡填这首词的时候,之所以“无眠”,不是为了斟酌诗词或者文人画,“无眠”是为了天威难测的宫廷风云,为了与王安石新党的权力斗争。

文徵明在画作上一再题写:“檐树扶疏带乱鸦,萧斋只似野人家。”“苍苔依旧无尘迹,白板分明类野人。”——其实他并不真的想当一位远离尘世的“野人”,三十年的寒窗苦读,十次名落孙山的乡试,文徵明画着文人画,题着隐士诗,却始终念念不忘进入权力层。

唐寅在桃花庵里写下: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并不是他暗恋秋香的心声,也不是在诉说自己的审美理想,他是在感慨仕途绝望之后的放纵,是被权力边缘化之后的悲叹。

作为元代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赵孟頫流传后世最著名的诗句与艺术审美无关,而是一位“二臣”向权力的膜拜与献媚:“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

今天,当我们回望中国历史上的艺术大家,彼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是以画家的身份舞文弄墨行走江湖,而是以官员的身份,进出庙堂朝天阙。他们所魂牵梦萦的是金榜题名、鱼跃龙门,或者被权力之手钦点为“清贵之选”。没有几人真的要做一名献身诗书画的隐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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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艺术家与权力的关系,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密切。职业画家,必须紧贴权力之手,成为贵族的门客、宫廷画院的待诏,才有前途与钱途。古代所谓职业画家,一是画院的宫廷画师,一是民间画师。前者当然比后者更加矜贵。

在宋代,主流审美由权力层决定,主流的画家几乎全部归附宫廷画院。“汴京熟食店张挂名画,引观者流连。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前。”——就在郭靖偶遇黄蓉的江南酒家,墙上挂着“名画”。就在演绎“精忠岳飞传”的评书先生的身后,挂着“名家画”。但是一个职业画家,需要成为宫廷的画院待诏,才是“名家”。否则只能在画坊里绘制寻常百姓热衷的民间风俗画,三餐无着。宋代能够流传后世的名家,大多是接近权力层的宫廷画院待诏,如王孟希、刘松年、李唐夏圭、马远···等等。

至于文人画家,他们强调自己“业余画家”的身份标签,他们不屑于出售画作,不屑于依靠丹青本领进入宫廷。文人画家瞧不起职业画家迎合帝王的审美所作的院体画——“今名画工写形状而无精神。士大夫以此为贱者之事,皆不屑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人画家不爱权力,他们之所以没有像职业画家一样依附权力,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成为权力之手的一道掌纹。他们的人生第一志愿是要进入权力层,第二才是艺术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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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徵明十次乡试,屡考屡败,屡败屡考,最后终于靠推荐进了翰林院,成为“清贵之选”,事实证明,文徵明毫无政治智慧和胆识,在朝廷的“大礼仪”风波中夹着尾巴,左右不是人,但是重要的不是有所作为,而是进入权力核心。文徵明的对于政治权力的这种态度,代表着许多文人的心思。

沈周,虽然没有考上科举,也婉拒了数次高官推荐的机会。但是沈周的江南文人领袖的位置,背后是礼部尚书吴宽的权力之手在支撑。

也许我们应该这样理解,文人画家希望成为权力之手的一部分,并不是为了锦衣玉食——他们中有许多本就出身豪门;也并不是为了经世济国——他们中有许多对政治只是叶公好龙。而是因为有了权力的艺术家,影响力会更大。身居高位,自然多人追捧——“人品高,胸次磊落,故其笔墨亦异于流俗耳。”——因为身居高位,画作的评价也水涨船高。根据高居翰的说法:彼时的文人士大夫常常会根据与艺术无关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一张画。如果没有社会地位,哪怕艺术价值很高,在当时也会默默无名。

如果文徵明没有进过翰林院,也许就当不了吴门领袖。如果沈周没有吴宽的鼎力支持,恐怕就成不了江南文人之首。董其昌的“南北论”,如果没有他礼部尚书、太子太保的身份,恐怕无法广而告之。

艺术审美的主张离不开权力层面的支持,这恐怕是职业画家和文人画家都对权力层趋之若鹜的主要缘故。

艺术家对权力的痴,是一种中医、西医都医不好的痴。在西方,艺术家与权力的关系同样很密切。文艺复兴时期的多纳太罗、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每个人都渴望攀龙附凤。中国的文人画家大多有着一个富爸爸,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大多是来自芬奇小镇的莱昂纳多,出身贫寒的他们更加渴望得到皇家贵族的青睐,对权力更加痴迷。

那么,艺术是不是一定要与权力握手言欢,才能更加蓬勃发展?艺术家是不是一定要攀附权贵皇庭,才能前途无量?宋、明两代与文艺复兴的艺术史都告诉我们,似乎是这样。但是元代的艺术史,说的却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元代的政治权力对艺术并不关注,钱选、郑思肖、吴镇、黄公望、倪瓒···等等元代的名家都远离皇权的庇佑,但是元代的绘画却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变革,事实上不但绘画,元代的书法戏曲都有大成。

根据Loehr在《Chinese Painting after Sung》一书中的观点,元代绘画因为没有权力层的关注,得以自由发展,独树一帜。而明代早期的浙派,虽得到权力层的鼎力支持,却丧失了独立性,最终因创造力衰败而淡出舞台。——由此可见,权力的支持,对艺术派系未必一定是好事,而没有权力的支持,艺术运动也未必一定失败。

十七世纪之后,政治权力对艺术的影响逐渐减弱。另一种权力——市场之手,开始取代政治权力。中国从晚明开始,“重农轻商”逐渐演变为“农商兼重”。政治权力的荫庇不再是艺术家的唯一选择,艺术家依靠富有的赞助人、依靠市场之手,也可以扬名立万、八面风光。

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一个历史上的富人,名誉的好与坏,取决于他出现在《富国论》里,还是出现在《资本论》中。而一个艺术史上的富人,权力的大与小,取决于他生于十七世纪之前还是之后。晚明之后,在市场与赞助人的权力之手的支持下,艺术家可以像郑板桥一样贴出强硬的告示:“凡送礼、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俱佳。”

时代不同了,帝皇将相,才子佳人皆随风而逝。那么,新时代的政治权力、市场权力与艺术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个坑太大,断然不是一篇千字文可以填满。简单说一句:今天的中国艺术圈里,有的人既是艺术家,又是扮演着市场之手,然后又试图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改编一下戴安娜王妃的话:一个躯壳中藏着三种人格,实在是太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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