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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累:不要跟所谓时代性里面的主调发生关系

[来源:外滩画报]  [2013/11/4]
[img]uploadpic/201311/2013110434747313.jpg[/img]10 月,徐累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新个展名为“世界的壳”。这是一个隐喻,代表着他从壳里走了出来,走向中国传统的自然观。

文:吴琦

和许多同辈艺术家一样,徐累的艺术生命也是被 20 世纪 80 年代所曝光的。他是“85 新潮”的一员,是这场中国当代艺术运动的产物。“年轻的时候总会比较左派嘛,你自然会投身到这个里面去,年龄大了就成了右派”,徐累说。当时的信息并不发达,但年轻人的求知欲旺盛,尤其对西方现代主义有一种普遍的实践渴望。和整个国家的步伐一样,他们依靠自学,急切地学习和追赶,在全国各地成立艺术团体—哈尔滨的“北方艺术群体”、杭州的“池社”、南京的“红色旅”……而且,“文学和艺术的关系特别密切”。徐累是个文艺青年,画画、写文章,后来还办了杂志,“西方也是一样,在社会开始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文学和艺术站在了一起,比如 19 世纪的象征主义、20 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他参加了“红色旅”,这正是一个“偏向于超现实主义”的团体。

当传统的文章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另起一行,这是徐累常说的一句话。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国画专业,之后分配到傅抱石创立的江苏省国画院。这是全国三大画院之一,传统功底深厚,同时给年轻人带来重压。徐累找到一个妥协的办法,去理论研究室工作,这样一来,可以维持创作的自由。研习国画的他开始创作纸上丙烯作品。

《霓石》 绢本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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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他的作品放在中国美术馆三楼。和他在同一层展出的还有张晓刚、刘小东、丁乙、沈勤,以及徐冰的《天书》、方力钧画的素描。徐累认为这一批作品是安静的,“基本上有某一种共通性,不是建立在身体的欲望上的作品,而是建立在文本的基础上”。他说,这些人后来的作品基本上保持了那种低姿态和思考性。

“当时有种特别失控的感觉,所有人都希望得到注意,所以要夸大自己的表情”,绘画不如装置,装置不如行为艺术,“争强斗狠,他们认为这个是前卫”。徐累自认是相对理性的。“我肯定是理性的,我喝酒都不说胡话,喝多了就睡觉。”他认为艺术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脉络,经过拐点、岔路,最终还是要回到主路—“艺术是有趣味和愉悦的,但结果不会停留在这里,还要有形而上的东西,或者说精神层面的东西。理性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他肯定自己不会做行为艺术。“我有些害羞,有些低调,我当然有理想,但豁出去可能不是我的选择。”事实上,参加完这次展览,他回到南京就把长发剪了。他在南京时留长发,穿奇怪的衣服,觉得自己标新立异,可到了北京,所有人都这样,“我当时就特别厌恶自己”。

“当时有一点全盘西化的倾向,这是需要反思的。”1989 年之后,当代艺术就此更改了河道。徐累认为,那时出现了几个不同的流派,一是新文人画,“重新回到笔墨情绪,回到传统的逍遥主义”;二是中央美院的刘小东、喻红等人提出的“近距离”,消解人文热情,回到目之所及的现实,回到草根性;第三种就是政治波普,或者泼皮艺术,表达一种讽刺性。这些都“代表了当时的颓废情绪”,本质上都在逃避,好像从高空中坠下。“过去的艺术希望跟社会发生更大的、强有力的关系,现在又重新回到自我、个人主义。”也是在此之后,徐累确立了自己的基本立场—用现代性的思维来思考艺术,并且和自身的文化与现实产生关系。他重新回到国画领域,用新的框架来建构传统逻辑,但许多朋友认为他“堕落”了。他也承认自己在 90 年代初的作品不理想,甚至俗气,“但是没关系,我有自我修正的能力”。用他自己的说法,经过时代的裹胁,自我被摔到地上,又重新长出来。而“85 新潮”的影响还在持续,比起画画,他对观念、修辞和思想性的兴趣更大。

《天外天》 纸本 2011。

徐累画帷幔、屏风,“建立一个戏剧性的框架”,“假设观众是被间隔的,跟过去的时代是一种隔膜的关系,在观看而不能深入,那里充满秘密,充满着不为人知的东西,一种表演的氛围”。他热爱中国的材料,画布上有古意,但那只是一层气氛,仔细看来,他的空间有毫不古代的立体感,拼贴了鹦鹉、高跟鞋、地图等各种物体。他画马,和中西之交时的徐悲鸿有相似的选择,但他的理由是因为马雌雄同体,屁股散发着肉欲感,而马头代表阳具,这是一种“有限的色情主张”。

他喜欢自我分析,这又是理性在作祟。他认为,自 1985 年到现在,自己的世界观没什么变化—对虚无的态度,对色与空的把玩,对叙事与隐喻的兴趣,对中庸的追求。他在 1990 年画过一张《昼与夜》,是一个房间和一把椅子被切成两半,这种“平衡的态度”一直在作品中回旋,对称的马、虚实相间的彩虹、一分为二的大海、走钢索的大象。这是他理解的中国智慧—中庸之道,在东方与西方、现代和古意之间。“我认为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的性格是这样的,双鱼座,充满了矛盾,总是在平衡所有的关系 。”

“我不要跟所谓时代性里面的主调发生关系”,徐累说他不喜欢跟人群在一起,对潮流有逆反。可是在艺术领域,“异数”是个褒义词。据雅昌艺术网统计,2003-2013 年,全国已举办过 619 个以水墨为主题的展览,光今年就有 98 个。时代的幕布悄悄向他移动了。他被推为这场新水墨运动的代表人物,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承认他画的是国画。他自己也说,现在讲的新水墨面目不清,没有边界。“我并不是对中国画如何往前推进有怎样的企图心,我不会为这个负责任,我只是为自己的修为。”他坚持用个案的方式理解时代,“现在谈新水墨,我又要逃离了”。

《念奴娇》 纸本 2009。

今年 10 月,他在今日美术馆举办的新个展名为“世界的壳”。这也是一个隐喻,代表着他从壳里走了出来,开始画新的对象—山水、天地、月亮、彩虹,从艺术的私人性、紧张感走向了外部世界,走向中国传统的自然观。2008 年左右,他的创作曾遭遇瓶颈,有自我重复之感,尤其是搬来北京之后,天气干燥,材料上碰到了困难—纸本太脆弱。去年,他使用了绢本,尺幅也有增加,工作室也更大了,世界好像豁然开朗。“如果没有产生这批作品,我不会做这个展览,我觉得我是不完整的,还有一段话没有说完。”而现在,徐累在同一条道路上有了新的推进,找到了和过去的呼应,可以自圆其说。展览中有一幅并不引人注目的作品,2011 年所画的《天外天》,画面大部分都被他惯用的帷幕、岩石和蓝色所覆盖,唯有一只黑色的小鸟,一改过去画作中朝向画面中心的压抑或者半遮半掩的暧昧形象,以少见的动势,朝画面右上方飞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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