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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海派女画家群体管窥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1/5]
[img]uploadpic/201311/2013110541800065.jpg[/img]方君壁

[img]uploadpic/201311/2013110541801129.jpg[/img]方君壁《白菊》

[img]uploadpic/201311/2013110541802193.jpg[/img]关紫兰肖像

浙江 吕友者

民国时期,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可谓是亚洲唯一的世界金融中心。经济的发达使各类人群纷纷涌入上海,包括文人士子、商人、官僚和画家。其艺术市场也随之兴起,并以自身的特殊性,呈现出异常繁荣的景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艺术。而活跃在此时的女性画家也不甘示弱,积极参与市场。她们走出闺阁,出现在公共场合,参加展览画会,甚至留洋学画。由此涌现出一批名噪一时的女画家,如陈小翠、庞左玉、吴青霞、陆小曼、李青萍、吴杏芬、陈佩秋、萧淑芳、潘静淑、樊颖初、顾青瑶、顾飞等,可谓盛极一时,成为了海派书画家中的一支生力军。

这些女画家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主张及特点。她们会凭借精湛的技艺,表达个人内心的苦闷,反映眼中的社会。而在民族倾危、人民苦难之际,亦有许多女画家作为革命家出现,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用手中的画笔宣传革命、反映民族气节、鼓舞人民士气,在民国的美术史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海派女画家的出身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女性开始探讨自身的解放道路,一大批女性画家挣脱封建枷锁,投身社会。并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来展现个人的绘画才华。她们都有较高的文学修养,不仅善画,且精通文史,擅长诗词。如陈小翠就著有《翠楼吟草》两卷,为诗坛所重。她们之所以多才多艺,这都源于各自良好的出身。

在民国海派女画家中,一部分出身名门望族,如庞左玉就是江南大收藏家庞莱臣的侄女,其绘画师法恽南田的花卉几可乱真。另有被称之为“常州出了个大将军”的吴青霞,则为江南鉴藏家吴仲熙之第六女。《民国书画家汇传》所载:“吴仲熙,江苏武进人,工画,擅花卉。女晓云、青霞,均工画,且有青出于蓝之誉。”吴青霞从小随父临摹宋元明清各派各家,并深得其精髓。史载其“艺术之精,有自来矣。挥毫临摹,迥出天然,人物、山水、仕女、走兽,以及花卉禽鱼芦雁果蔬之属,一经点染,无不精绝,秀逸有致”。吴于1927年毕业于常州女子师范,次年在上海设立画室,就已崭露头角。

然而出身于士绅望族或书香门第家庭的女画家亦不少。她们自幼受家学熏陶,并有着很好的教育机会。如李青萍就出于这样的家庭。其祖父和父亲十分精通中国的泼墨画,耳濡目染,她从小就爱上了绘画。李青萍1931年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次年由武昌美专校长唐义精推荐到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1935年毕业后,留上海闸北的安徽中学任教。此后在上海的画坛颇为活跃,曾参与刘海粟、勒贝尔、杨曼生在马六甲及槟城等地举办的联合巡回画展。徐悲鸿亲自为她选辑作序,并出版《青萍画集》。

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对于天生禀赋的聪慧女性,无疑是诱发其绘画才能、提升艺术造诣的直接因素。有着“画院才钗”之称的吴淑娟,尤擅工笔,画山水、人物、花鸟、虫鱼无不精湛。自小跟随父亲学画:“幼承庭训,习为之尽,得其笔法之妙。”其父亲为清代画家吴鸿勋。《海上墨林》记载:“吴鸿勋,字子嘉,歙县人。举人。工兰竹,曾佐曾文正幕,同治时寓沪。”

此外,有的还去专门美术学校学习的,像李秋君、陈小翠、朱梅村等女画家,在学习期间就已开始卖画生涯。其中朱梅村的舅父为吴湖帆,吴出于惜才之心为其代拟润例,后且多次重订润例达数十次。这样的出身为她们艺术上的成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除家庭因素外,她们几乎都有名师指点传授。如陈佩秋就是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学生;郁氏三姐妹,在抗战胜利后,也曾拜张大千为师,得到他的悉心传授;还有陆小曼,1931年底徐志摩飞机失事以后,她痛定思痛之余,拜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拜陈半丁为师学习花鸟,使其艺术突飞猛进;家喻户晓的潘玉良也曾拜朱屺瞻、王济远为师。有了这些名师的传授,她们的作品也非同一般。

但也有一些女画家承袭旧时中国闺秀的传统,独自师承恽派,专长花鸟、山水及仕女等。她们在进步开放思潮的带动下,突破狭隘,社交访友,与其他画家相互切磋学习,快速地融入市场,比如吴杏芬、任霞、艾珍等。其中吴杏芬在当时的“海派”书画市场中就颇为有名,她在上海画界声望略逊于吴昌硕

当这些女性画家成家后,身为妻子,又可以得到丈夫更细心的指点,有时还能与丈夫合作,获得更大的提升。如潘静淑与吴湖帆、宋若婴与黄宾虹、褚保权与沈尹默、吴善荫与陈汉弟、贝聿昭与许士麟、孙禄卿与陈立夫、郑元素与王季迁等。

在以上这些女性画家的出身中,有一部分是留洋归来的。如留学日本的关紫兰、何香凝;留学比利时美术馆和巴黎美术学院的蔡威廉;留学法国的张荔英、王静远、潘玉良、方君璧、唐蕴玉;毕业于菲律宾大学美术科的陈令等。她们远离家人出国学习新的艺术形式,如油画和雕塑。也有的是学习新的技巧以改革传统的中国画,这对当时的中国美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学日本的关紫兰,其作品曾多次入选日本“二科”美术展、上野美术展、兵库县美术展,是中国较早接受野兽派影响的职业油画家。又比如何香凝,在日本的学习经历使得她的作品中充满了不同于传统的激情。

在留学的女画家中,比较有名的当属潘玉良,她1921年考得公费赴法留学,先后进了里昂中法大学和国立美专,1923年又进入巴黎国立美术学院。1926年她的作品在罗马国际艺术展览会上荣获金质奖,是该院历史上第一个获奖的中国人。纵观潘玉良的艺术生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促使了艺术表现在融合中萌生发展并成熟,这正切合了她“中西合于一治”及“同古人中求我,非一从古人而忘我之”的艺术主张。法国东方美术研究家叶赛夫评价她的作品“融中西画之长,又赋予自己的个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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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画家扮演的社会角色

在民国繁盛的艺术市场氛围下,这些女画家活跃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尤其是以鬻画的形式出现在当时已不为奇。这表明其时的女性不再甘为封建道德的牺牲品,而是要追求人格上的独立,而经济上的独立是她们能够自立的基础。通过卖画也是女画家能被社会所接受的途径之一。如1925年的《申报》曾刊载了顾青瑶初入画坛时的润例,即为当时众多女画家的一个写照:“绿梅诗屋青瑶女士,为吴郡顾若波之孙女……近有李平书、吴昌硕、王一亭诸君重订润例,如山水纨扇二元,屏幅每方尺二元,金银章每字五元。”同时,其他的女性书画家们广泛运用报刊书籍等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自己的商业活动进行广告宣传,如吴青霞、吴杏芬、杨雪玖等频频在期刊刊登润例以满足上海地区众多的求购者。

但女性画家不仅仅满足于卖画为生,担任学校美术教师也是其立足于社会的方式。美术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和留学回国的女美术家大都选择在艺术院校或是一般高等院校的艺术科任教,有些人甚至在几所大学兼职。比如以上多次提到的潘玉良,于1928年接受了刘海粟的邀请,以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的导师身份回国;1931年在她回国后第一次画展结束后接受徐悲鸿的邀请,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油画教授;后来因为社会谣言而辞去上海美专的职务,专职在中央大学,因此1934年9月的《良友画报》对其作了这样的介绍:“潘玉良女士,安徽桐城人,留欧习画多年。毕业于巴黎及罗马美术专门学校。作品陈列于罗马美术展览会,并获得意大利政府美术奖金。民国十七年归国,历任上海美专及上海艺大西洋画主任,现任中央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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