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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海上名家绘画探究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1/5]
[img]uploadpic/201311/2013110541824657.jpg[/img]陈衡恪《山水》图轴,纸本,设色,84.8X33

[img]uploadpic/201311/2013110541827237.jpg[/img]任颐《人物故事图》屏,纸本(四屏),淡设色,每条纵182.1厘米,横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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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uploadpic/201311/2013110541828777.jpg[/img]吴昌硕《花卉》图卷,纸本,设色,31.1X303

北京 潘深亮

在中国近代历史的巨幅画卷上,描绘了文明古老的中国被轰开了国门,不得不面对一个崭新世界的无情挑战。剧烈动荡的政治局面,外来经济的莫大冲击,不可避免地给思想、文化、艺术领域带来了巨大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画坛也发生了令人目眩的变化。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画坛中心移向南方,其间又以上海最为繁盛,各地画家纷纷来沪,名流如林,画会纷起,轰然掀起一股赋予时代气息的新潮流。对于这股新潮流,后人或以画家群相呼,称为“海上画家”,或以地域流派相称,谓之“海上画派”,简称“海派”。

“海派”称谓的由来及其类型

“海上画家”或“海上画派”并非当时所具的称呼,而是后世美术史论家对其所加的称谓。这两者的含意、范围也有所区别。

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并迅速发展成为东南地区最繁华的大都会,工商贸易盛极一时,从而吸引了众多画家纷至沓来,侨居卖画,此为形成“海上画家”称呼的初始。至1919年,杨逸的《海上墨林》已专记上海画家,收录自宋至清画家七百余人,这应该是“海上画家”称谓的由来,但画家上下跨度近千年,故不含流派之意。

至于“海派”之称,作为开创一代新风又独领风骚百年的绘画流派之专称,并为美术史界所认同而沿用至今,大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其与清末民初京剧“海派”与“京派”之论,30年代文学界“海派”、“京派”之争不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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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海派”,是指寓居在上海或在上海附近以卖画谋生的一批画家,也包括那些虽然不在上海,但在画风上与“海派”接近或对“海派”画风有开创作用的画家。

依据文献记载和作品风格,属于“海派”的主要画家有:张熊、朱熊、任熊任薰、任颐、王礼、虚谷、朱偁、周闲、胡远、赵之谦、蒲华、钱慧安、吴庆云、杨伯润、王震、吴友如、沙馥、胡锡珪、吴谷祥、陆恢、吴昌硕、高邕、陈衡恪、程璋等人。

虚谷《蜀葵果品图》轴,纸本,设色,纵177.8厘米,横46

“海派”的艺术风格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概括而言,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呈较浓郁的都市文化特征,以职业画家为主体,代表人物有张熊、朱偁、虚谷、任熊、任颐、沙馥、钱慧安等。他们一般出身低微,文化素养不高,以鬻画为生,创作主要适应社会和市场需要,尤其迎合新兴市民阶层和工商业主的趣味。作品题材多为城市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历史传说故事或戏曲小说等,从而使衰微已久的人物画得以复兴。艺术形式注重通俗易懂和清新明快,为此很重视造型、笔墨、色彩等绘画基本功,强调写实,以形传神,甚至吸收西方的阴阳明暗、立体透视诸法,并普遍敷以色彩,以增强物象的真实感。艺术格调流于世俗化,多反映社会生活中的世态人情和日常生活的事物景致,主要迎合平民百姓的志趣愿望和工商业主的审美心态。此类画家中又存在两种倾向,一种较重视学习传统,尤其吸取文人画优点和长处,创作中倾注着真切感受,或抒写情怀,或针砭现实,使内容具一定思想性。技艺上也广撷博取,洋为中用,敢于革故鼎新,具独创性。作品意趣清新活泼,雅俗共赏,其中杰出者为虚谷和任颐。另一类主要适应商品经济需要,作品具浓重的商品化、世俗化倾向和行家气息,风格比较单一,可以钱慧安、吴友如为代表。

沙馥《饮酒》图扇,纸本,设色

另一类“海派”画家则多保留传统文化特征,以一批文人画家为主体,代表人物有赵之谦、胡远、吴海、高邕、吴昌硕等。他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有的曾任官吏或幕僚,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精通古文,擅长诗书,绘画主要承继文人画传统,恪守“以画自娱”、“聊写胸襟”的宗旨,虽落魄而不得不以卖画谋生,但仍坚持高雅的画品。作品题材以山水和四君子为多,并常借画寄情言志。形式上强调神韵,不求形似,多运用“逸笔草草”的写意之法,尤长水墨法,略施色彩,显得清雅明洁。不少画家还将书法甚至治印之法融入绘画,使笔墨更富韵味。画面常常是诗书画三位一体,相得益彰。其艺术格调倾向于“雅”,多抒写文人高士的思想心态和画家本人的情感气质以及超凡脱俗的志向和清高幽雅的审美意趣。其中佼佼者为赵之谦和吴昌硕,他们在开拓文人花鸟画的题材、立意和新貌方面都有建树。

“海派”的共同特征

“海派”绘画既存在多样风格和两大类型,也呈现出共同的流派特征,主要表现为画家的职业化、作品的商品化、题材的大众化、审美的世俗化以及形式上的新颖性和风格上的民族性,而都市气息与民族风格的有机结合,则成为“海派”艺术的精髓。

1.画家的职业化。近代上海成为画家广集中心,许多画家来沪寓居或活动,主要目的就是卖画谋生。原就以画为业的职业画家如任颐、任薰、蒲华、钱慧安等自不待言,一些擅长绘画的在野文人和曾任小官的画家,来沪后也都以“砚田为生”,如虚谷、赵之谦等人。赵之谦曾自称“廿年卖画求生活”,虚谷有诗云:“闲中写出三千幅,行乞人间作饭钱。”

海上画家普遍职业化的特征,使原来的职业画家与文人画家相互对峙、攻讦的情况有了改变,两者关系已变为相互切磋、提携了。

画家的职业化,也使过去以交流画艺、联络感情、聊以自娱为主的雅集活动,逐渐衍变为具行会性质的画会。这些画会兼具交流、观摩、收藏展览和销售等职能,制订有详细的章程则例,并建立了常设机构,定期组织活动。较著名的有光绪中叶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光绪末年的“豫园书画善会”等。这些画会不仅为画家切磋艺事、加强联系、增进交谊提供了条件,如“豫园书画善会”成立章程,即公议了该会书画出售的价格:“四尺内整张直幅,壹羊(洋),四尺外加一尺,加半羊(洋),纸过六尺另议。对开条幅另议,对开条幅照整张例七折。横幅照直幅例加半。手卷每尺、册页每张各半羊(洋)。纸扇同上,镜屏加倍。匾对及碑版寿屏,书撰不能合作者,归专件例论润,画例照书例加倍,点品工细、长题及金笺、绫绢均照例加倍。”画会的出现,既推进了画家的职业化和作品的商品化,也使画家群体得以聚集在一个艺术机构内,从而增强了凝聚力和竞争力。画会的兴盛,亦成为“海派”具较多共性特征的重要原因之一。

2.作品的商品化。画家的职业化必然形成作品的商品化。商品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作品明码标价,并根据画家声誉高低或社会需求程度定价。如任颐初至沪时,名声未显,画价很低廉,郑逸梅在《艺林散叶》中记述:任颐的画扇“润笔三角,甚矣其廉”。以后“画名大噪”,求画者接踵而至,即使出高价也很难如愿。《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山阴任伯年绘人物有声,久居苏(实为沪)求画者踵接。然性疏傲,且嗜鸦片烟,发常长寸许,每懒于濡毫,倍养润赀,不一伸纸。纸绢山积,未尝一顾。”任熊之子任预,仰仗其父声誉,画价亦不低,“至窘迫时,与以金乃立应,颇得重价”。文人出身的吴昌硕,借画谋生后所取润格也相当高,超过清中期扬州画派诸家。据《西泠艺丛》记载,他的润格“堂扁三十两,斋扁念(廿)两。楹联:三尺六两,四尺八两……屏条三尺八两,五尺十六两。山水视花卉例加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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