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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房四宝及文房清玩:文心芳泽

[来源:艺术中国]  [2013/11/7]
(二)文房清玩的渐盛

唐宋元时期文房清玩进入了逐渐兴盛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文房清玩的总量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已较为全面地登上历史舞台。而文房清玩的大量出现同文人阶层的产生有关。文人阶层的兴起源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而盛于唐,是由朝廷统一主持的全国性考试制度,用于选拔官员。但科举考试每年全国只录取30人左右,使得大批文人闲置。文人与官僚合而为一的现象开始分解,逐渐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人阶层。退隐山林或闲居都市的文人墨客无望于仕途,遂开始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其中,遣兴于笔墨文章是多数文人的一生寄托。如此,与笔墨情趣不可分离的文房清玩带着文人的情怀大量出现。而唐宋元时期书画艺术的兴盛,也大大促进了辅助书写、绘画的文房清玩的发展。这是唐宋元文房清玩逐渐兴盛的历史背景。

有关历史文献对此期的文房清玩也有较多记载。如《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详细记录了各类文房用品,分成11个章节加以描述,其中有专文描写砚匣、研屏、笔格、水滴等。宋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也记有砚滴、灵壁砚山、古玉笔格。宋林洪《文房图赞》和元罗先登、樊士宽的《续文房图赞》中,也罗列了各种文房用品,并且按照唐韩愈在《毛颖传》中给文房四宝赐姓名和官衔的旧例,也赐姓名和官衔于文房清玩。如水中丞是水盂的官衔,姓水,名潛,字仲含,号玉蜍老翁;笔山称石架阁,名卓,字汝格,号小山真隐;镇尺叫边都护,名镇,字叔重,号如石静君;竺秘阁是臂搁,名冯,字可冯,号无弦居士;印书记指印章,名篆,字手章,号明信公子,等等。以姓名字型大小点出文房清玩的外形和个性,用官衔表明他们的司职与功能,充分说明宋人对文房清玩的熟知程度。唐宋诗词中有很多赞美文房清玩的内容。唐皎然《送裴秀才往会稽山读书》诗:“砚滴穿池小,书衣种楮多。”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宋陆游《不睡》诗提到了蟾蜍形砚滴,诗云:“水冷砚蟾初薄冻,火残香鸭尚微烟。”

从出土的文房实物来看,也可说明唐宋元时期文房清玩的状况。出土的文房实物各地有显著增加,浙江衢(q?#41;州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史绳祖墓出土有青玉笔格、水晶笔格、白玉兔形镇纸、玉荷叶形洗(考古报告称“杯”,但从敞口的形状与同其他文具共出的情况看,应是笔洗)。这些出土的玉文具呈现出某种组合,反映了此一时期文房清玩兴盛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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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元时期出土和传世的文房实物较之汉晋有显著增加,除了前期已有的注水用具外,新增了浣笔用具和镇纸用具等,如笔洗、镇纸。文房清玩的材质也更为多样,陶瓷、石、铜、玉、玛瑙、水晶等皆列入文房清玩的名目。

(三)文房清玩的高潮

经历了先秦至汉晋的萌动期,唐宋元的渐盛期,文房清玩的发展在明清(特别是明中期至清中期)之际进入了高潮期。水盂、砚滴、笔洗、笔筒、笔格、墨床、镇纸、臂搁、印盒等等文房清玩在文房书案上各占一角,各司其职,营造出雅致怡情的文房意趣。文房清玩在品类、材质、形制等方面的成就,令前代无可企及,而后世也只能自叹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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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房清玩的繁荣昌盛与明清之际社会经济文化的背景休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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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城市经济高度繁荣,市民、文士阶层迅速扩大,对书斋中的文房清玩需求也日益增强。同时,随着封建人身束缚关系的普遍减弱,手工业工匠的身份与地位有了相应的提高,这极大提高了工匠的艺术创造能力。

而此时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理想的生活情调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闲、静、幽、雅、逸”之意境,追求离尘脱俗,雅致高远。其文化模式就是以寻访清雅为主。文房清玩固有典雅高洁之气质,与文人之情趣、书斋之氛围契合,为文人所雅好在情理之中。而中国传统社会中,文人士大夫往往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主流,他们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但是同时又对社会趋向、喜好起到了引导的作用。文士群体对文房清玩的嗜好同样也会指引社会风尚。同时,皇室也青睐之,如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王朱檀墓中出土有不少文房清玩,有碧玉笔格、水晶兽水盂、水晶鹿镇纸、玉荷叶形笔洗等。喜文嗜古的乾隆皇帝对文房清玩也是情有独钟,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乾隆时期的瓷质小文玩、掐丝珐琅龙纹文房清玩和雕漆文房清玩、旅行用文具箱等,都是成套制作的。由于帝王与文士的喜好,文房清玩遂大行其道。

另外一个客观的因素是文房四宝在明代得到了大发展。以砚墨为例,宋元时期的砚还是以实用为主,到了明代,砚发生了许多变化,逐渐脱离实用的束缚,成为一种艺术与适用兼有的工艺美术品。而制墨业在明代,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出现了新的局面,墨进入了商品生产行列。当时的制墨中心徽州,墨肆林立,名家辈出,形成制墨业上的歙派和休宁派。文房四宝在明代完成了由实用向艺术欣赏与实用功能相结合的转变,这对文房清玩的繁荣起到了大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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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的许多文献对文房清玩也有大量记载。比较集中讲述的有:明屠隆《文房器具笺》提到的器具有笔格、笔船、笔洗、水注、印色池(印盒)、镇纸等等数十种;明文震亨《长物志卷七》之器具篇言及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chu101n)、水中丞、水注、秘阁(臂搁)、镇纸、压尺、印色池等;明高濂《遵生八笺》中的燕闲清赏笺有论文房器具篇,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镇纸、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论述。根据文献,明代琢玉名家陆子刚也制作过不少玉文具,所制水中丞“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类同,亦佳器也”;又有“白玉辟邪,中空贮水(也是水盂),上嵌青绿石片,法古蕉形,滑熟可爱”;另“做周身连盖滚螭白玉印池(印盒),工致侔(m髐,相等)古,近多效制”。清乾隆帝的御制诗中也有大量的诗篇赞誉文房清玩,如“咏鸟玉笔筒”“咏和田玉荷叶洗”等等。

明清文房清玩的实物更是丰富多彩,无论在品类、材质和制作上都远胜于前代。笔筒、笔舔、镇尺、印盒、臂搁、砚屏相继问世(某些品类在前代文献中有记载,但不见实物),极大地丰富了文房清玩的品类,也使各项协助工具更为完备。陶瓷、竹木、翡翠、象牙、玛瑙、水晶、金银、珐琅、石、铜、铁、玉、漆等等各种材质都被用来制作各款文房珍品,材质的个性在书斋中得到张扬:竹木的清新高洁、金银的雍容富贵、珐琅的华丽多彩、玉的典雅温润和铜的古朴沉着或者互相映衬,或者以单一质地独自发扬。而在制作上更是精益求精,在造型、色彩、纹饰诸方面非前人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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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房清玩与中国文人长相厮守,创造出精致、儒雅的书斋文化。由于中国文人长久以来浸淫于儒、道、释哲学思想与文化理念,理想的生活情调和精神境界是臻于“闲、静、幽、雅、逸”之人生意境,追求离尘脱俗,雅致高远。文人世界的古物遗珍便是他们的心灵物语,反映了淡泊清远的人文气质,表现了文人高雅的艺术情趣和古代匠师绝妙的工艺水准,由此诠释出文人世界中的文化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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