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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联语的落款

[来源:东方早报]  [2013/11/11]
联语是中国书法的重要表现形式,有的带有实用性目的,有的并不一定用于悬挂、张贴,主要用于书法创作和把玩。联语更多的是借用前人的创作成果,其中诗词集联用得最为广泛。风景点、亭台楼阁的楹联,结合实际情景原创的可能会多一些,用于欣赏、把玩的书法联语,则书法家们更习惯于写前人名句、名联。有的名联,如“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等,可谓百写不厌。用前人的联语作为书写内容,又有两种形式,一是在落款时注明原作者,甚至出处;二是不注明原作者,仅署书写者的名字。

这两种形式已经约定俗成,不注明原作者的情况相当普遍,已然成为书法家们的一种惯例。当然,注明的也不少。翻开河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书法》,映入眼帘的第一幅书法即为王闿运书写的联语“石径流泉映初月,金尊绿酒生微波”。上款为“俊森大兄雅鉴”,落款署“王闿运”,没有写明联语出处。可以肯定的是,这副对联不是王闿运原创,系集联,因为下联出自李白的杂曲歌辞《前有一尊酒行》“春风东来忽相过,金尊绿酒生微波”。上联尚未找到出处,可推测应该也出自古人诗句。

在电脑上检索了这一联语,跳出来的不是王闿运,而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京城书家的楷书联,而且条目不少。我不知道这位书家是否参阅了王闿运的这副对联,但不是他的原创也是确切无疑的,因为他之前至少已经有王闿运书写过了。然而,对许多观众而言,是不会关注联语的原作者问题的,很容易认为书写者就是联语的作者。不知过了多少年,当世人们连王闿运是何许人也也一概不知时,会不会误认为京城的这位书坛新贵就是这幅联语的原创者?

《民国书法》的第二幅作品是杨守敬写的“研朱点周易,饮酒和陶诗”。这同样是集句联,陆游有“研朱点周易,饮酒和陶诗”、“研朱点周易,饮酒读离骚”。陆游分明借鉴于唐代高骈的“洞门深锁碧窗寒,滴露研朱点周易”。下联除陆游外,清代张岳龄也有“祇应返林谷,饮酒和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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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店出版的《楹联墨迹大观》(注:本文列举的联语均出自《民国书法》或《楹联墨迹大观》,以下不再一一说明)第二幅是左光斗写的一副常用联“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没有注明作者。我看到很多书家都写过这副联语,都没有注明作者或出处,我估计许多人也不知道出自何处。这同样是集句联,上联出自宋朝邢仙老的“壁上风云三尺剑”,下联王安石有“满簪华发一床书”,吴芾有“一堂风月一床书”。我不知道最早写此联的书家是谁,是不是从这里化出,抑或还有其他原作者,但并非出自左光斗原创,应是无疑的。

康有为的“但见花开落,不闻人是非”,也没有注明作者。此联出自宋代邵雍的诗句“但见花开谢,不闻人是非”。一字之差而已。胡小石的“沙村白雪仍含冻,山县红梅已放春”也没写作者,出处是杜甫的“沙村白雪仍含冻,江县红梅已放春”。不知为何,也是一字之差。我发现了很多“一字之差”的现象,究其原因,或许是版本之故,或许是书家凭记忆书写,难免或略有出入。姜宸英的行草联“阆苑有书皆附鹤,春城无处不飞花”没写作者,上联出自李商隐,下联则是韩翊的名句。而何焯的“不如饮美酒,可以赋新诗”,下联凭记忆就知道出自杜诗“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料想上联也有出处,一查,得知《古诗十九首》汉无名氏有“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明清诗人也多借用。例子太多了,难以一一罗列。

有意思的是简经纶的“道出古人辙,心将静者论”,也只题了用笔的出处及赠送的对象“仿汀州笔意,寄粪翁正之”,而没有注明这是集句联。对这副对联我在几年前就曾做过一番“考据”,饶宗颐先生曾写此联赠送给吴冠中先生,吴冠中先生于2009年12月捐赠给了浙江美术馆。12月3日在吴老家举行简朴的捐赠仪式,我也在现场。因饶公将下联误书为“心与静者论”,我发现第二字上下俱仄,肯定有误。因饶公没有注明出处。经查,得知上联出自孟郊的“君存古人心,道出古人辙”。下联则出自张继的“调与时人背,心将静者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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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注明原作者或出处的作品。吴昌硕篆书联“以朴为秀古原树,其真自写斜阳光”,上款注明“冠卿仁兄雅属,曾见吴山子集此联,背临之时辛卯春”,下款署“七十八叟吴昌硕”。吴山子即吴育,吴江人,吴兆骞的曾孙。这副对联吴昌硕曾多次书写,在近年拍卖场中也时有所见。曾熙的“近涧涓密石,援萝临青崖”,上款注明“集谢灵运诗句”。谢灵运原诗为“近涧涓密石,远山映疏木”、“援萝临青崖,春心自相属”。集得天衣无缝。张伯英联“试研露芽烹白雪,请君章草赋黄楼”,上款“拙樵先生正,集坡诗”。梁启超“道义绝知当负荷,湖山仍得饱登临”,上款“履园老兄正,集放翁句”。晚清篆刻家蒋节的几副对联,都注明了原作者。如“酒如人面天然白,山向吾曹分外青”,注明“坡公句”;“结念属霄汉,荡胸生层云”,注明“以杜工部句作对”。而朱彝尊的“墨润冰文茧,杯浮紫菊花”,出自唐人常衮的“墨润冰文茧,香销蠹字鱼”和赵彦伯的“簪挂丹萸蕊,杯浮紫菊花”。朱彝尊在上款注明“集唐人句”。

另一种情况,注明字体的出处,而省略诗句的作者。如清道人李瑞清的“虚室绝尘想,清歌散新声”,上款注明“集郑文公碑字”,而没有注明诗句出自陶渊明

作为约定俗成的两种方式,已经为书写者和欣赏者所接受,似乎并不值得再多说什么。我只想说点自己的感受,首先,我个人更偏爱注明原作者、注明出处。一方面,这是对原作者的尊重,对文脉传承的尊重;第二方面,也是对受众的负责,让受众多一份了解,知道这是谁的诗句、联语,从而了解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第三方面,在看到前人、别人书写的联语,下一点“考据”功夫,搞清楚联语的出处,顺便阅读原诗,了解原作者的情况,也是一种很好的治学方法,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借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当然,对不注明作者和出处,我也表示理解,一方面书法家更看重自己的书法,而联语只不过是一种表现的载体,原作者是谁好像并不特别重要。更何况,不少集句联,相传已久,很多书法家已经不知道原作者是谁,对此也并不感兴趣,或者没有时间、没有能力去考据作者是谁。有时,写联语时也不方便落上款,空间上落穷款似乎更合适。这些都应该理解。更何况,每位书家思考问题方法不一样,创作书法时的特定情形也不一样,我们固然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要求别人非要注明原作者不可。但有一点,自己落笔时对所写内容的出处和原作者多一些了解,总比不问出处、不问作者,随手拿来照抄要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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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注明原作者是谁,也体现了书写者的襟怀、气度与文化自信。■(作者系浙江美术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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