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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佩芬与青铜器相伴一甲子

[来源:文汇报]  [2013/11/28]
陈佩芬先生走了。她走得那么突然,那么匆促。一个月前,她还打电话给我,聊起不久前出版的《中国青铜器辞典》的事,我答应她要写一篇评介文章。过几天,我打电话去她家,连续两三天,白天晚上,电话总是没有人接。我暗自猜想,大概住入医院了。我知道,她从来不用手机,她儿子手机我又不清楚。后来,我问世纪出版集团张晓敏先生,晓敏告诉我,陈佩芬在中山医院抢救!他说,上个月21日,陈佩芬去上海博物馆,同事们见她身体很不好,劝她去医院检查,她不肯。是工会的同志硬把她送去医院的。没有想到,一到医院就发现她有多种严重疾病,经过一番抢救,略有好转,送进重症病房“监控”。我想,她的病总会好的,等她好转才去探望她吧。万万没有想到,11日上午8时35分,我正要与朋友去散步,突然手机响了,是晓敏的电话。他沉痛地说:“陈佩芬走了!今日8时去世的,是她儿子告诉我的。我们下午去她家吊唁吧!”顿时,我悲从中来,久久说不出话来。下午我们到“陈府”吊唁,望着陈佩芬的遗像,心里十分难过。他的儿子小丁告诉我们,她妈妈在医院经医生全力抢救,终因突发病毒性血管炎,回天无术,永远离开了我们。

热爱博物馆 钟情青铜器

陈佩芬是上海博物馆原副馆长、资深研究员,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她是1952年进入上海博物馆的,那时,她高中还没有毕业,还是个黄毛丫头。一到博物馆,她就觉得博物馆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能够学到很多知识,由于勤奋学习,她的业务进步很快。不久,馆领导让她与吴朴堂先生担任征集编目组正副组长。这是文物进入博物馆的第一道关口。一件文物能否入选进入博物馆,都要经过他们会审,然后请文物收购委员会的专家鉴定,什么是真品,什么是赝品。陈佩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一记录,编目存档。现在上博的编目册上还留着许多当年陈佩芬的笔迹。馆领导见陈佩芬是一块从事文博工作的“好料”,又专门指定蒋大沂先生做陈佩芬的老师,教授文化和文物知识。蒋先生博学多才,尤精金石和古代文献。陈佩芬谈起她拜师的情景说:她第一次看到蒋老师,老师说她基础差,干不了青铜器工作。她生性倔强,不服气地说:“不行,就学。”蒋先生看看这小姑娘挺有志气,就叫她先用毛笔临摹容庚先生的《金文篇》,抄录郭沫若先生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抄好了才来见他。其实,这是对陈佩芬的一次考试。陈佩芬拜师心切,也想争一口气,每天起早摸黑利用业余时间不停地抄,花了半年多的功夫终于将这两大册抄完,装订了厚厚的三大本,然后恭恭敬敬地向蒋先生交了“作业”。蒋先生看她诚心诚意,收了她为学生。陈佩芬说:“那几年在蒋老师身边,学到了许多历史、文物方面的知识。”“毕业”后,蒋老师语重心长地对陈佩芬说:“你是我开门弟子,也是我的关门弟子,你在我这里主要学的是书本知识,你想研究青铜器,要向马承源学,他有一套鉴定青铜器办法,一定要多看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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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实物,博物馆多得很。马承源先生是中国青铜器鉴定专家,时任上海博物馆保管部副主任,主管文物征集和青铜器研究。马先生提倡青铜器研究要从形制、纹饰和铭文入手,进行断代研究。那时,他正在编辑一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工具书,指定陈佩芬参加,她在马先生指导下,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以及春秋战国的青铜器图集中整理出照片近2000份。她还向马先生学习青铜器纹饰和铭文的传拓技巧,为了掌握传拓技巧,她几乎每天都要在光素无纹的玻璃板上反复练习。后来,她又与她的同事把当时馆内所藏的绝大部分有铭文的青铜器做了拓本,装裱成六大册,作为当年向国庆献礼的成果。这一切,都为她日后研究青铜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抢救青铜器 保护青铜器

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文物有6000多件。其中许多是从冶炼厂和废铜仓库中抢救出来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陈佩芬就经常和同事们到上海冶炼厂和一些废铜仓库中抢救文物。她和我谈起:有一次,一位同事从安徽运来的废杂铜碎片中发现了两条半龙,似乎是器物上的耳,但又找不到器物,只好把它存放起来,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两条半龙,密切注意安徽运来的铜包,两年后,她从安徽的铜包中发现了两件无耳的青铜大尊,一经核对,果然这一青铜大尊上所缺的龙耳就是两年前的那两条半龙,经过修复,就成了一对造型优美、罕见的青铜器龙耳尊。据统计,历年来,上博从废铜中抢救出来的青铜器达3万多件(不包括古钱币),不少是夏代晚期和商代早、中期的青铜器精品。其中,许多是陈佩芬经手过的。

“文革”浩劫岁月,上海滩大街小巷,一群群红卫兵到处破“四旧”。收藏家被视为“资本家”、“遗老遗少”,他们收藏的东西被称为“四旧”,都在扫除之列。这可是文物,是国宝啊!当时,馆领导马承源和沈之瑜立即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向市政府打报告,主动要求配合红卫兵清点抄家文物,并出具详细清单予以代管。此事得到市政府未复文的口头同意。因为许多业务干部靠边的靠边,批斗的批斗,陈佩芬出身职员家庭,历史清白,业务熟悉,不参加造反派,是普通群众,代管临时组织的任务落在她的头上,她和组里同事24小时值班,一接到消息,不管是清晨还是深夜,都要赶去将文物运回博物馆。红卫兵不仅抄收藏家的文物,还把公共场所中他们认为“四旧”的东西送博物馆。她不止一次向我讲起:有一次,一群红卫兵打来电话,说要送来外滩汇丰银行门口的那对铜狮和在原团市委草坪旁的那座纪念铜马,问博物馆要不要。陈佩芬果断地叫他们保存好,马上送来。她后来回忆说:“如果当时我们说一个"不"字,他们就会立即送到冶炼厂。红卫兵送来的还有寺庙里的佛像、菩萨、香炉、大钟和发掘出来的铜炮等,我们是来者不拒,通通照收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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