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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人手札赏析

[来源:东方早报]  [2013/12/2]
[img]uploadpic/201312/2013120240403701.jpg[/img]周作人手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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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大都身居官位,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的信函墨迹,虽然可能篇幅不长,甚至仅片言只语,但书法底蕴普遍深厚,内容也往往具有文献价值。信函书札都是“孤品”,不仅包含着史料、艺术、文物等多方面的价值,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所处时代亦不可或缺,而且内容可信度很高,相对书画作品而言,赝品也较少,故历来受到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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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

文人书简虽为短章,在展现历史细节,显露文人性情方面却尽有其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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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书简虽小道,其间显示的文化意义和人格魅力却不容小觑。周作人于1929年8月曾致刘大白一信,事涉上世纪20年代末北平大学区风潮。发生于1928年至1929年的北平大学区风潮,是一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而引发的学界反抗运动。当时南京政府准备施行大学院及大学区制,其中一项计划即欲将北大、北师大等北平国立九校合并改称为中华大学,由李石曾担任校长。这项计划进程复杂,涉及各校不同利益及教育经费的分配,很多学生表示反对,北大等校纷纷开展复校独立运动。当时周作人已是知名教授,分别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及女子学院任课,受学生委托,向时任教育部常务次长、但却从未谋过面的刘大白写信,请其向教育部长蒋梦麟进言,使风潮早日解决。周作人认为,北平九校合并虽有其一定道理,“唯各校各有其历史,不易融合,且多与李石曾先生有意见,曾大加反对,现在大学已停止,遂有非分立不可之势。”故独立“于理并不甚悖”。现既已同意北大、北师大独立,其他各校将“以九校一律平等为口实”,势必“有许多宣言请愿等将纷援”,因此“大可就此一律解放,省却好些纠纷”。周作人的信虽然未必能起什么实际效用,但却体现了知识分子对时局关注,欲借助自己社会影响力帮助学生,尽其所能的优良传统。《十老营救被捕学生函稿》也是这方面的一个很好例子。抗战胜利不久,内战全面爆发,物价暴涨,经济崩溃,教育经费严重匮乏,人民陷入空前灾难之中。“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全国各地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并游行示威,当局则进行弹压。1947年6月,为营救上海各校被捕学生,由陈敬第(叔通)、张元济出面,起草了致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上海警察局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宣铁吾的函稿,表示学潮“为尽人所同情”,呼吁市府“以静持之,先将被捕之学生速行释放,由学校自与开导;其呼吁无悖于理者,亦予虚衷采纳,则教育前途幸甚,地方幸甚”。函稿由唐文治领衔,陈敬第、张元济、张乾若、李拔可、陈仲恕、叶揆初、钱自严、项兰生、胡藩青等十人签名,送达市府。难能可贵的是,上图收藏的这份函稿保留了从草稿开始,历经第一稿、第二稿直至最后定稿等全部过程,形成痕迹历历可辨,其间陈叔通、张元济等发起人心思绵密,既要借重老人的影响向政府施以一定的压力,一切从事件圆满解决处着手,而又须时时处处为签名者安全着想,不能出半点意外,胆气之凛然,处事之谨慎,经验之老到,令人感佩。

(二)

研究历史往往会碰到很多困惑,有些事件的内幕若隐若现,关系错综复杂,细节模糊不清,令探究者大有陷入“山重水复”之困境;而随着当事人来往书信的发现披露,真相水落石出,这时往往会有“柳暗花明”的愉悦。林纾、高凤谦、汪康年之间关于《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的通信披露就是生动一例。1899年春,林纾和王寿昌分别以“冷红生”和“晓斋主人”的笔名合作翻译,由魏瀚出资,请当时福州最著名的书坊主人兼雕版良工吴玉田刻版,发行了法国小仲马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由此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但真正让这部书风行全国的,是同年夏天,上海报人汪康年获得小说版权的转让,迅速推出“素隐书屋”版铅印本,并借助手中的报刊版面广泛宣传,是书由此始广为人知,“冷红生”的真实身份也被揭秘,近代文学史上才得以诞生“林译小说”这一专有名词。其间内情颇为复杂,可谓一波三折,诸如福州吴玉田本雕版印刷所耗费的成本、高凤谦中介《茶花女》译本版权转让的内幕、林纾对汪康年“重价购取”宣传的不满、“素隐书屋”版《茶花女》出版的大致时间和印数等等内情的考证揭秘,均有赖于上图所藏“汪康年师友书札”的出版披露。其中,林琴南(即林纾)致信汪康年,声明“不受酬资”的“礼貌抗议”虽然只是一段小插曲,但也因凸显了那个时代的文人心态而颇具意义。在稿酬制度出现初期,社会对它的看法仍受传统观念支配,为报馆书局写稿取酬仍被视为文人耻辱,不是迫于饥寒,少有人肯为。林琴南等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本怡情之为,非赚钱之举,而《昌言报》刊登“告白”,称本报系用“重价购取”出版此书,当然引起林的不满,认为有损他的清誉,遂致信汪康年,声明不愿收受酬资,要其更正此事,并示意高凤谦也写信督促。汪无奈只得照办,在报上刊出“承译者高义,不受酬资”的“告白”。而仅时隔数年,林琴南就以十分坦然的心态与商务印书馆签订了千字六元的稿酬合同,其间,文人随时代发展而变迁的心路历程耐人寻味。这里还有一个关于具体细节的生动例子。在近代作家中,周作人绝对算得上是笔名繁多的一位,他自己也承认:“我的别名实在也太多了。”其中,“寿遐”一名是大家所熟知的,源出《诗经·大雅·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句,和本名“作人”同出一典。后来,周作人将“寿遐”易为“遐寿”,并一直为其所沿用。历来资料皆未详这一易名缘由。此次展出的1950年周作人出狱后给康嗣群写的一封信中正好述及此事:“笔名前用寿遐,近由方纪生为托陆和九刻一印,乃误为遐寿,方君拟请其重刻,但觉得篆文很有意思,且改刻缺少兴趣,难得刻好,故宁改字以从之也。”其实,中国本有“龟鹤遐寿”的成语,陆和九误刻很可能即因此,而周作人当时的处境也不容他太较真,故将错就错了之,成就了一则印坛轶事,亦为一有趣的文坛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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