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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甫帖》疑点补遗

[来源:新民晚报]  [2014/1/13]
近日《功甫帖》真伪之争沸沸扬扬。上博专家在事关文化底线的是非上据理发声,是对公众及子孙后代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作为纳税人供养的国有文博机构应有的担当和文化责任感。大众传媒公正客观的报道,充分传达了正反双方意见,体现了职业精神。公众在了解事件过程中也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古代书画鉴赏知识普及教育。

我对《功甫帖》有四点看法,不惮浅陋,公之于众,只图聊补此番争辩之遗缺,并祈教于方家。

【一】 张葱玉、徐邦达未见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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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葱玉日记·诗稿》1940年2月4日的日记(第130页)上写到:(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壁矣。(注:日记原件没有句读)

日记原件没有句读,无法得出张是看到《功甫帖》原作还是影本或照片。从常理来说,怎么可能将《功甫帖》等随信邮寄?

1940年张葱玉年仅26岁,而张葱玉后期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对《功甫帖》缺而不录,而认为“真属双壁”的米芾《苏太简帖》赫然在录。

最有可能葱玉先生在26岁时见到韩慎先寄来的《功甫帖》照片后,一直未曾见到原作,此事便不了了之。

日记观点乃私下日常随笔所记,并非正式对外宣布的成熟观点,考证古代书画时,只可作为参考佐证。仅凭此来确认书画真伪之必然,或辩驳之依据,是缺乏严谨的科学论证精神的。

而徐邦达先生是否亲见原件,可在1992年《故宫博物院院刊》徐邦达《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文中得到印证,文中:“……曾见赐《苏轼·宣德郎刘锡勅草》一通,在《苏米翰札》合册中,见之《书画鉴影》卷一〇,闻今已分拆,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刘锡勅实非苏笔……”

从以上一段文字可以发现,徐先生已见到《苏米翰札》中的三件,均藏上海博物馆,并“闻今已分拆”,四开中的一开已被分拆、下落不明,这开就是《功甫帖》,徐先生由于记忆有误,误将藏上博的米芾《得书帖》写成了苏轼《功甫帖》,这在2005年出版的《古书画过眼要录·二》第三〇一页、三二三、三二四页得到印证。

第三〇一页:注明:“《功甫帖》楷书,一页,藏处不明。”在第三二三、三二四页提到:“《书画鉴影》著录《苏米翰札》计四帖。东坡行书《刘锡勅》是明人伪笔,不录,《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米芾二帖,一为《得书》,一为《恶札》均真,见下录。”

徐先生在论述《功甫帖》时,并未如鉴定其他几帖那样,明确指明真伪,其对《功甫帖》的评语也是综合了翁方纲与李佐贤的评论并加以引用。

徐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书前序例中,已注明“本书选择记录……也包括一小部见到过极为清晰的照片和影印本。……如要看原件或影印件,则每件大多注明目前收藏处所和曾在何处影印过”。

徐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著录的米芾《得书》、《恶札》二帖,均标明收藏单位为上博,以及详细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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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许汉卿已将册页改装成立轴。至今无任何证据显示(在苏富比图录前)有人对立轴《功甫帖》有过提及和详述。

徐先生在2005年的著作中定为“页”、“藏处不明”,可见徐先生确未见过许汉卿所藏立轴《功甫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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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富比在图录宣传中给人以张、徐两先生曾见到过原作的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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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致长官董侯阁下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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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江上帖》

【二】

《功甫帖》与苏轼年龄不符

苏富比专家在图录中写到:“《功甫帖》……当是苏东坡在熙宁四五年间所书,时年三十六七,我们从《功甫帖》雄强润朗的书风来看,视其为东坡中年时期成熟的书作当无不妥。”

根据《宋史》等史籍的记载:“奉议郎”这个官名于宋初置,到太平兴国元年,为避太宗赵光义之讳,改为“奉直郎”,直到元丰三年才恢复原名。其间110余年,宋无“奉议郎”官衔,苏轼在他三十六七岁(熙宁四五年)不会写出这个当时不存在的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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