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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清末潘祖荫的鉴藏艺事

[来源:艺术中国]  [2014/1/14]
除收藏青铜器外,潘祖荫还是一个著名的藏书家。他的藏书来之不易,曾自言:佞宋真成癖,年来不可寻。偶然珍一帙,直欲抵兼金。角折芸香蔚,签残蠹物侵。海源今宛委,万轴自森森。“滂喜斋”和“功顺堂”是他的藏书室,他将藏书编成《滂喜斋藏书记》、《滂喜斋书目》。潘祖荫的善本中有许多得自怡王府乐善堂。其族侄孙潘景郑说:“吾家《滂喜斋书目》著录有怡府藏印者,不下二三十种,皆其精本也。”实际上,滂喜斋收藏特点是倾向于宋元旧版,并且是多抄校本书。潘祖荫曾得自成府永王星所藏者,如宋刻《司马氏书议》,此书书品极佳,纸墨清朗,似未曾触者。他的门生叶昌炽,也曾在滂喜斋时看见过“宋刻《金石录》十卷,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并称“宋刻《白氏文集》残本、《后村先生集》残本、《葛归愚集》、《淮海居士长短句》,皆士礼旧藏;北宋本《广韵》,则泽存张氏所刊祖本也;其他高编大册,断璧零缣,皆世间希有之秘”。这使滂喜斋成为京师及东南重要的藏书楼。

至晚年,潘祖荫的藏书数量已是非常可观,正如清末民初学者王季烈在《滂喜斋藏书记·序》中说潘祖荫“在朝数十年,持躬清介,屏绝馈遗,所藏商周珍器、宋元精椠,皆尽廉俸购之四方”。可谓“图书金石之富,甲于吴下。”足让潘祖荫成为当时最著名的一位藏书家。

除了收藏青铜器和古书外,潘氏还是收藏和鉴赏鼻烟壶的大家。清朝达官贵人喜吸鼻烟,由此鼻烟壶艺术品及收藏也蔚然成风。据说,清代鼻烟壶收藏家要论收藏的数量当属和珅,和珅倒台后从他家抄出的名贵鼻烟壶有上千只;要论赏鉴水平,那潘祖荫就属第一了。潘祖荫去世后,杨度之弟杨钧曾感叹:世上没有潘祖荫,就没有真正懂鼻烟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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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金石学的鼎盛时期,学人士子、官宦商贾争相搜购,使钱币、碑贴、三代彝器等青铜器,成为市场上的热门藏品。嗜好广泛的潘祖荫,对金石文字也很着迷。咸丰三年(1853)四月,与朝鲜李尚迪(字藕船)定金石文字之交。翌年,李尚迪弟子吴庆锡与孔宪彝、叶澧、阮福、潘祖荫为文酒之会,广辑朝鲜、日本碑刻作《海东金石录》二十四卷。后每逢彝器出土,都最先去收购,所得有钟、四齐镈、史颂鼎、匽侯鼎、盂鼎、善夫克鼎等稀世文物。但潘祖荫对自己所藏之品极为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其内涵。他 “每得一器,与同好者切磋研究,图状释文,以传后世。”潘氏的收藏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文人书画家和篆刻家赵之谦,他们经常就青铜铭文相互切磋,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赵之谦还曾为潘世恩撰写碑文。

对于碑帖,潘祖荫也勤于搜罗,有晚清“传世古拓珍本经手最多”之誉。《清稗类钞》、《清代野记》、《潘祖荫日记》中,对于潘祖荫访碑求贴都有记载,从中可以看到潘祖荫在碑贴收藏方面的情况。潘祖荫搜访碑贴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的琉璃厂。他搜集碑碣石刻拓本,专找宜古斋的李云从:“有若李云从者,直隶故城人,幼习碑贾,长益肆力于考据……云从为潘文勤所赏识,有所售,辄如数以偿”。

攀古楼彝器款识

此外,他在办差的途中也收集了不少碑帖。咸丰戊午六月,潘祖荫为陕甘正考官。九月二十二日从西安返京途中,日记记载:“子和谈及贵州有姜伯约碑,在仁怀厅,夜朗济二大碑,在大定府,郑珍有考,为之神往久之,小湘以首阳各碑赠。”听说某处有碑而为之神往,可见潘氏对于碑贴的热心。潘有一次回乡修墓,听人说某处有古碑,就急忙叫人带着去看。那块碑原来在一户人家的床后边。潘祖荫点了蜡烛钻进去连看带摸,堂堂京官弄得灰头土脸,却乐此不疲,毫不在意。《潘祖荫日记》多记几次出京行程、食宿,文字极为简略,但对于沿途古碑,却不吝笔墨。如咸丰戊午二十日:“抵介休县,县北五里拜郭有道祠墓,有蔡中郎碑,一郑谷口书,一傅青主书,至原碑前,则不可得见矣。所谓万历时郭青螺鉤摹重刻本亦未见郦注。又有宋子浚碑,宋名冲林,宗友也,今佚。” 可见他对碑贴的感兴趣。

潘氏亦喜好藏印,有官印、印凡三百零四板。他的金石收藏甲于吴中,闻名南北。其印有“吴县潘氏郑盫藏“朱隶方、“伯寅藏书”朱大方、“祖”朱小方、“荫”朱小方、“伯寅经眼”朱方、“如愿”朱长方、“攀古廔(楼)“朱长方、“潘祖荫藏书记”朱长方、“九涛十八涧中人”、“八求精舍”、“龙威洞天”等。生平著述不多,他刊印了他的一些游记和诗作潘祖荫擅长书法,与潘世恩、潘世璜一起被称为书法“苏州三杰”。

三、鉴定与藏品去向

潘祖荫的眼光之厉害,在收藏界是有名的,文物是否真品或有无价值,值不值得去收藏,他一眼就能看出眉目,怪不得人们叫他“潘神眼”。可见他鉴赏能力的高超。当时朝廷内众太监凡得古玩,必请潘祖荫鉴别。因此,连孝钦皇后也曾说“潘祖荫所鉴定者固无甚大谬也。”

潘氏考据的功夫很深厚。有一次他新得一青铜鼎,考其款识,乃“鲁眉寿鼎”。特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叫“眉寿鼎图说”,还宴清同乡考生,并将文章赠赴宴的人雅正。等应试举子考二场时,诗经题目即是“眉寿保鲁”,凡是得图说的考生恍然大悟,答题时自然是洋洋洒洒,下笔如神。等金榜揭示后,结果考中的八人,有七名是有幸与潘大考官一起推杯换盏的人,可见晚清科举考题难度也是非常高。但从另一角度看,足见潘祖荫对金石器的鉴定的精通。

事实上,金石学者搜集收藏青铜器,一般侧重对器上款识和铭文的考证,通过对字的形状变化、文字结构及内容意义等方面的研究鉴定,来判断该器的价值。潘祖荫之所以能慧眼识真,收藏到像上文中提到的大盂鼎和大克鼎,是源于他鉴定水平的深厚和渊博的学识。经潘祖荫考证,方知铭文记述周王赏赐克以大虽土地及昆妾等奴隶,是研究四周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还有件小克鼎。上面刻有铭文72个字,潘氏通过研究,大意为:周孝王二十三年的九月,王在西部周原旧都宗周,周王命令膳夫克到东部新都成周洛阳发布命令,整肃王的部队成周八师。铭文中所述器主人为“膳夫克”,故称克鼎,又称膳夫克鼎。为与大克鼎区别,也称小克鼎。这些都被潘氏发现并鉴定出来,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资料,于是便立即收购了过来。

潘祖荫去世后,直隶总督端方曾托李诚甫向潘家探询想收藏潘家的孟鼎和克鼎,被祖荫弟断然拒绝。他的大部分的文物珍品,都由潘祖年运回苏州,庋藏在南石子街旧宅内。1937年抗战爆发前,南石子街潘宅仍有藏品数百件之多。当年朝中向潘大人索要两鼎铭文拓本的人络绎不绝,然因原件拓本寥寥无几,仅有少数至亲好友才得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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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他的藏书在咸丰年间丧失殆尽。据《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跋》中说:“咸丰庚申三月,荫所藏书存申衙前汪氏义庄,书四十籍既失;八月中,澄怀园之所藏亦尽,于是荫之书荡然矣。”可见他的书也流失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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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在潘氏的藏书的整理、保管方面保护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潘祖荫卒于北京后,其藏书由家眷携归南下,叶昌炽说:“残编啮翰,流落毫芒,人皆奉为至宝。”其后,一部分藏书流入书肆,一部分藏书由其弟潘祖年保管。

然而,潘氏最大的缺憾是家族人口凋零;所以他的弟弟潘祖年就把两个儿子过继给潘祖荫,但也相继早夭,家中无人继承香火。光绪十六年(1890)潘祖荫病死于北京, 6年后,他的夫人也在北京去世了。由于二人终生未育子嗣,潘祖荫所有的遗产就由比他小了整整40岁的弟弟潘祖年全权处理。 当潘祖年得知嫂子去世,从千里之外的苏州赶到北京奔丧,时间已经过了一月有余。就在这段时间,滂喜斋和攀古楼中已有大量藏品被盗。

为了避免情况的再次发生,其弟潘祖年决定秘密赴京将其兄收藏文物押运回故乡,存放在苏州南石子街的潘家旧宅中。潘祖年对“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把持极严,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世人皆传“潘家有宝”,却无人能一睹真容。潘祖荫的故交王懿荣、吴大澂等人,对潘家藏品其实非常熟悉。但是到了潘祖年这里,哪怕仅仅是借金文拓本一阅,也不能如愿。

抗战期间,此时潘祖年作古,潘家无当户之人,皆妇孺。当此危难之时,潘祖荫的侄孙承厚、景郑等商定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经反复遴选,决定将宝物藏于二进院的一间不引人注目、久无居住的堂屋。潘家人苦干两天两夜终将全部宝物入藏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整个过程极其秘密。此后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乱。日寇侵占苏州的第二天,就派出日军冲进潘宅搜查宝鼎,前后竟达七次之多。强盗挖地三尺均无所见,只得败兴而去,大克鼎与大盂鼎躲过了这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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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抗战胜利后,潘家的文物还是流散了许多。这些文物有的流落到国外,成为海外博物馆的陈列品,或者是拍卖行的拍品。

1951年,苏州潘达于女士致函政府,将家藏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至1957年,大盂鼎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目前存放在上海博物院,都是我国青铜器藏品中的至尊。之后,他陆续将潘家世代收藏的大量文物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元明清三代字画不下几百件,其中有沈石田、文衡山真迹卷轴等。至此,潘祖荫的藏品终于有个好的归宿。

通过以上的叙述,还原了一段潘祖荫的收藏逸事。同时我们也发现,潘祖荫收藏的大量青铜器和珍本古书,并不像古董商贩那样,用来投资的商业目的。而是出于一个文人对传统文化的痴狂,体现了个人的收藏旨趣。这对我们今天的浮燥的收藏家们,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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